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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大明”话题热度不减，随之而来的是明代文化流量节节攀升。明制服饰的展示与热爱，让传统服饰文化重焕生机，本是一桩美事。 可热潮背后，不和谐的声音悄然滋生——竟然有人开始借复兴传统服饰之机，宣扬起封建帝王思想来。

比如有人贬低清朝服饰，鼓吹明制服饰才是“中华正统”，只有穿着明代服饰才配进紫禁城。他们口中的“大明”为“华夏文明之光”，只有“大明”才是紫禁城真正的主人。狂热追捧朱元璋等帝王，甚至对着帝王画像行三叩九拜之礼。

当相关部门出于对真实历史的尊重，而将朱元璋的画像由原来的“鞋拔子脸”换成雍容华贵的“国泰民安脸”，某些人随之欢呼雀跃，宣称“为正统帝王正名”，甚至将封建帝王的威仪与民族自豪感强行联系起来。

作为拥有近万年历史的中华民族，祖祖辈辈以勤劳勇敢造就的民族自豪感，难道要靠一幅帝王画像撑起来吗?难道汉服的荣光，只属于高高在上的帝王将相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汉服真正的荣光，属于暗无天日作坊里耗尽一生的织工，属于“足蒸暑土热、背灼炎天光”的桑农，是千千万万劳动者用智慧和血汗织就了汉服的华美。

一匹万历帝缂丝十二章福寿如意衮服，以大量金线制成，堪称明代丝织巅峰[1]。可鲜有人知，这件“一寸缂丝一寸金”的龙袍，经纬间缠绕的都是织工与桑农的血泪。明代统治阶层的锦绣奢华，正是建立在底层劳动者的苦难之上。 一件龙袍

人力物力的巨大消耗 一件缂丝龙袍的诞生，需耗费390个工日、2000余人参与，每个环节都浸透着底层人的辛劳。与之形成刺眼对比的，是工匠们微薄到极致的报酬。 官营织局住坐匠月支粮三斗，无工则停发;轮班匠赴京服役仅得口粮，往返路费自理，不少人为此“卖田鬻子”。民间织工日佣钱仅二百文，年入不足十两白银，一旦遭遇苛征或原料损耗，便坠入绝境。而一匹龙袍造价“何止万金”，这般贫富差距，正是明代社会的残酷缩影[2]。 皇室奢耗

无数劳动者的沉重负担 单件龙袍的耗费已令人咋舌，明代统治阶层的年度纺织品消耗更是天文数字。 洪武九年定制，亲王岁支锦四十匹、纻丝三百匹，郡王朝服绣五爪行龙，常服按季轮换，全年多达二三十套。这般锦衣玉食，与织工衣着形成天壤之别——郡王一件常服的面料，抵得上织工数年收入;郡王数十套绫罗绸缎轮换，织工却只有一件打补丁的粗麻布短衣，冬天裹芦花御寒，连件像样的棉布衣裳都是奢望。他们亲手织出龙纹凤彩的华服，自己却连触碰的资格都没有，这正是封建等级制度最荒诞的写照。 万历年间，宫廷每年坐派绸缎15万匹，额外加派家常便饭，陕西织造规模达顶峰，耗费需户工两部协济筹办[2]。苏州一地织工人数众多，加上江南养蚕农户，整个产业链被奴役的劳动者数以十万计。他们日夜劳作，却连一件自己织出的粗布衣裳都难以保全。 工艺瑰宝

血泪浇灌的传世技艺 这些被皇权牢牢束缚的织工，不仅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更是推动中国丝织工艺走向巅峰的缔造者。

明代南京云锦的木机妆花技艺，通经断纬能实现逐花异色，现代织机较难复刻，2009年入选联合国非遗。扎染技艺如今远销海外，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纽带。朱启钤《存素堂丝绣录》详细记载了明代丝绣工艺的精湛水准与宫廷需求，印证了织工技艺的高超[3]。 匠籍枷锁

世代织工的苦难人生 创造了辉煌技艺的工匠们，非但没得到应有的待遇与尊重，反而被“匠籍”这道枷锁死死困住。 明初朱元璋将手工业者编入匠籍，“世守其业，不得脱籍”，堪称“国家农奴”式的束缚[4]。轮班匠每三年赴京服役三月，住坐匠每月服役十天，稍有差池便受杖责。织工穿粗麻短衣、吃稀粥粗粮。有人受不了，选择逃亡，官府则会连坐家属代为服役。匠人生老病死没有保障，最终大多贫病而终。机房里的织工“手提足蹴，皆苍然无神色”，长期劳作让他们手指变形、视力衰退，落得悲惨结局。 桑农血泪

蚕丝里的生死挣扎 与织工命运相连的，还有江南养蚕农户，他们的苦难浸透在每一根光洁的蚕丝里。 官府低价强征生丝，蚕农“春蚕到死丝方尽”，却难糊口。一旦遭遇蚕瘟和桑叶歉收，只能借高利贷买丝充数上交，多少人卖儿鬻女、家破人亡。傅衣凌在《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中指出：“江南官织，以低价夺民之丝，以苛役困民之工，锦绣绮罗，皆织工、桑农之血泪也。”[5]

清代织工

换了王朝，换不掉的枷锁 批判明朝不代表为清朝洗地，明朝灭亡后织工们在清朝同样受着残酷压迫与剥削。清廷保留江南三织造，虽废除明代匠籍制度，却采取雇募工匠制，官营织工仍受严格封建强制，并非完全自由劳动者[6][7]。机工受布商、包头层层盘剥，工价微薄无保障。苏州踹匠齐行事件中，织工罢工反抗，屡遭官府与作坊主联合镇压[8];清廷围剿太平天国，战事席卷江南，织造局毁于战火，织工流离失所，战后又被强征重建织造体系，重陷苦难。

晚清西方机制纺织品涌入，手工织户生计被挤压，苛捐杂税有增无减，织工境遇雪上加霜[9]。彼时江南，织工在潮湿阴暗的机房里指尖磨出血泡，换来的仅够果腹;达官显贵却身着绫罗绸缎，一席宴饮耗去数十户织工全年收入，贫富鸿沟触目惊心。 工业革命血债

被机器吞噬的英国织工

从明代匠籍枷锁到资本主义萌芽侵蚀，纺织业底层劳动者的苦难从未断绝。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后，飞梭、珍妮纺纱机普及，资本家却将工人待遇压至底线，超长工时、童工滥用、恶劣环境，让工人沦为资本积累的工具。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详细记述了纺织工人“住地窖、食劣粮、受摧残”的悲惨境遇，揭露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本质[10]。工人居住在拥挤肮脏的贫民窟，营养不良与传染病肆虐，寿命远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而工厂主们在庄园举办奢华派对，挥霍着榨取的财富，阶级对立尖锐到极点。 民国织工

大机器下的新苦难 民国时期纺织业大机器化，江南纺织从业女工多入上海、无锡纱厂、丝厂。她们工资极低，劳作十余小时，常遭打骂[11]。1930年代上海包身工制度盛行，包身工形同“囚犯”[12]。部分人守祖传织机维生，却受洋布倾销与苛税挤压;少数转行拉车、经商，在动荡中求生。

一方面是底层百姓衣不蔽体的惨状——据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等研究，1930年代上海包身工三年包身费仅约20块大洋，日做12小时苦工仍食不果腹;纱厂女工月工资多在8元左右，按当时米价难以购得一石米;天津纺织女工日薪不足4角，常年吸入棉尘致咳嗽、久站致腿疾[13]。

某些崇尚封建时代的人，有没有想过如果穿越回旧时代，他们大概率不是上边那个雍容华贵的女人，而是下边这个衣不遮体的母亲

另一方面，上流社会的服饰消费却极尽奢华，其花费足以凸显当时的贫富鸿沟。陆小曼酷爱刺绣旗袍，私人衣橱中旗袍数量众多，常引媒体关注与描摹。黄蕙兰的定制旗袍单价常在150—200银元之间，按当时物价可抵普通五口之家数月生活费，这出自黄蕙兰自述及社交圈记述。宋美龄佩戴的翡翠手镯估值约4万大洋，折合当时普通女工约四百年的工资总和，此为据传记与拍卖纪录综合推算的估算值。

这种悬殊不仅体现在服饰价格上，更映射出社会资源分配的极端不公：工人用血汗织成的布料，自己却无缘享用;权贵一袭华服的代价，可能是数十户工人整年的收入。 天翻地覆

新中国纺织工人的新生

建国之初民生凋敝，“穿衣难”成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毛主席“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指引下，纺织业被列为恢复国民经济的重点行业。国家改造老旧作坊，兴建现代化纺织厂，快速搭建从棉花种植到成衣的完整工业体系，短短二十余年，全国纱锭数量从500万枚激增至1800万枚以上，彻底扭转物资短缺局面[14]。

昔日被枷锁束缚的纺织女工们，成为国营工厂正式职工。她们告别闷热狭小的手工作坊，走进宽敞明亮的厂房，用上机械化织机，劳动强度大幅降低。更重要的是，她们拥有稳定工资收入、8小时工作制，还能享受免费医疗、福利分房、子女入学等保障。寒冬腊月，她们再也不用裹芦花御寒，而是穿上厚实暖和的棉衣;再也不用为温饱忍饥受冻，靠着劳动过上了有尊严的生活。

是毛主席和**，让世代衣不蔽体的穷苦人第一次穿上干净整洁的衣服。毛主席自力更生的发展路线和前30年劳动人民勒紧裤腰带为我们打下的厚实工业底子，才支撑起如今服装行业的蓬勃发展。

剥削未远

当代东南亚的现代奴役 然而，世界上纺织业的剥削并未终结。资本主义在本土的剥削空间被压缩，便将工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以新包装延续古老的掠夺。

孟加拉国作为全球第二大服装出口国，其纺织业完全依靠压榨底层劳工支撑，全国约四百万纺织工人中八成是女性，她们的月工资仅约500元人民币，甚至低于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部分黑工厂童工月收入更是低至63元。

这些工人每天要面对14至16小时的超长工时，工厂内没有基本的消防设施和安全通道，拥挤闷热、粉尘弥漫，火灾与坍塌事故频发——2013年拉纳广场大楼坍塌事件造成1100余人死亡、2000余人重伤，成为全球纺织业最惨痛的安全事故之一。

更残酷的是，许多女性劳工面临“要么进血汗工厂，要么被迫卖身”的绝境，因为极低的收入根本无法支撑家庭生计，而工厂内的性别歧视、克扣工资、暴力镇压抗议等现象更是家常便饭。当欧美时尚男女穿着光鲜的品牌服饰炫耀穿搭时，大多不会想到，这些衣物的每一针每一线，都浸透了劳工的血泪[15]。

许多东南亚劳工本有稳定生计，却因企业被恶意经营、贱价转卖而沦为下岗者。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走上纺织生产线，以超高劳动强度换取微薄口粮。核心产业被破坏、相关项目下马，更让他们陷入“低端代工”的泥沼，长期被困在产业链底端。

从明代皇权压榨，到英国工业革命的资本吞噬，再到东南亚现代奴役，纺织业的血泪史跨越千年，照见剥削制度的吃人本质。

那些身着明制服饰便崇拜皇权的人，终究看不清历史真相——华服的底色从来不是帝王威仪，而是劳动者的智慧与汗水。

正本清源

我们到底应为什么而自豪有人会说：我就是幸运儿，我就是世家大族后代，我就是有钱，就算你们都衣不遮体，我也能穿得起那些美丽华服!

那好吧，告诉你一个事实：明代服饰文化在历史上一度几乎中断传承，如果不是新中国，你们所自豪的明代服饰文化，也不可能有重见阳光那一天。

当初清代推行“剃发易服”政策，强制民众改用满式衣冠，明代的圆领袍、马面裙、比甲、乌纱帽等核心形制被禁止，官服礼制、民间常服风格全面转向，仅少数群体(如道士、戏曲艺人)保留部分明代服饰元素，主流服饰文化出现明显断裂。

进入民国，连年战乱与经济凋敝，让传承明代服饰技艺的织户、绣工生计维艰，不少传统织造、缂丝、妆花技法因无人传承而濒临失传。民国社会对传统服饰文化缺乏系统保护与研究，相关礼制、穿着习俗逐步被遗忘，明代服饰文化的完整体系不断瓦解，仅以碎片化的形式残存于民间。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考古发掘与实物研究的推进，明代服饰文化才逐步被系统梳理、复原并焕发新生。

如今步入新时代，我们可以穿着华美的服装漫步在原本只有帝王将相才能出入的巍峨宫殿之间，尽享这份极致热爱与岁月静好，但请不要忘了这一切是怎么来的，不要忘了我们风风雨雨的来时路。

我们应该为服饰瑰宝自豪，但这份自豪，必须锚定在织工桑农的智慧和汗水之上，锚定在新时代劳动者翻身做主人的成就之上。唯有铭记底层人民的苦难与贡献，我们的文化复兴，才是真正有根、有魂的复兴。

何况，中华民族的复兴，绝不仅仅是汉民族的复兴，五十六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瑰宝，五十六朵花都是壮美中华图卷中不可替代的符号。

今天的你穿着华美的传统服饰，在社交媒体分享美照，不必担心饥寒交迫，不必担心因僭越而被治罪，请记住，你真正要感谢的不是所谓“有道明君”，而是千千万万默默传承技艺的劳动人民，而是为我们开辟翻身做主新时代的先烈们。

我们心中的荣光，永远是那抹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