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中叶，清王朝的乾隆年间，曹雪芹在北京正写着伟大的政治历史小说《红楼梦》，吴敬梓在南京写出了杰出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吴敬梓的成就虽比不上曹雪芹，但他与曹雪芹一样，与当时的进步潮流相适应，以自己创作的血肉饱和的艺术形象参加批判衰朽的封建制度、促使封建社会“天崩地解”的斗争，并与曹雪芹共同把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儒林外史》把故事的主要背景假托在明代成化末年(1487年)以后的108年中，其实正如鲁迅所说，作者是“多据自所闻见”，加以提炼概括，反映的就是他当时的社会现实。全书写了近200来个人物，而“机锋所向，尤在士林”，激烈地“攻难制艺及以制艺出身者”。鲁迅的这些精辟见解清楚地说明:“儒林”-封建士大夫阶层，包括儒家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出身的官绅，是《儒林外史》描写的主要对象，以八股制艺取士的科举制度，则是《儒林外史》批判的中心。

科举制度是封建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封建社会经济制度在政治上的反映，是与封建法权相适应的。科举制度中秀才、举人、进士这些学业的等级也就是社会地位的级别，它们分别享有相应的封建法权。明清秀才的特权，顾炎武在《生员论》中作了如下概括:“一得为此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具体说，在经济方面，首先就可以免去户内二丁的差役，还可以由地方官奏销豁免粮赋。秀才考得好，可以做廪生，从儒学领到相当数量的廪膳费;在法律方面也受到优待，秀才犯法，如不是重罪，只由儒学处分了事，在学校除籍之前地方官不得用刑;在政治地位方面，秀才已入了“绅衿”之列，允许使唤奴婢，见了知县可以平起平坐，不下跪，因为有了接近官府的资格，因此也就可以包揽隐庇或仗势欺人。秀才再爬上一个阶梯，中了举人，叫作“发了”，称为“老爷”，这是承认他已具有“官”的身分了。知识分子只要有了这个资格，即使不做官，也已挤入特权阶级，财产、权势便接踵而至，如范进中举后的发迹变泰，就是这种现实的反映。如果再爬上一个阶梯，考中进士，那就可以在翰林院或中央政府的六部任职，并为以后进一步的飞黄腾达铺平道路。正如《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说的，“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干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道出了科场士人醉心举业的真实原因。

吴敬梓的时代，还没有封建法权的科学概念，他认为正是科举制度，引诱士人不顾“文行出处”，去追求“功名富贵”。在《儒林外史》里，他生动地描绘了儒林群丑怎样以八股制艺为敲门砖，沿着科举制度设置的阶梯，“舍着性命”往上爬的种种丑态。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这正是封建统治者通过科举制度，把“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教育思想制度化，诱使知识分子沿着这条法定的读书做官的道路，去攫取封建法权，挤进“劳心者”、“治人者”的行列，成为维护日益腐朽的封建制度、顽固开历史倒车的反动官僚政客，即使爬不上去，也总是心存侥倖，俯首帖耳甘当反动统治的忠顺臣仆。科举制度不仅是封建教育的核心，而且是封建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吴敬梓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封建政治的一种批判，是倾注着作家要求改革，要求前进的进步思想的。

明清的八股科举与孔孟之道的发展形态程朱理学互为表里，它规定用《四书》、《五经》命题，并以朱熹的解释为标准，要读书人揣摩儒家经典，“代圣贤立言”。实际上它是强制推行官方哲学--程朱理学、强化封建思想统治的一种工具。《儒林外史》批判科举八股的时候，必然要触及与这个制度相互为用的程朱理学的溃疡。那些在举业的牧场上狼奔豕突的儒林丑类，正是由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的毒汁喂养出来的儒家之徒，他们热中功名、利欲熏心的丑恶言行和虚伪矫饰、横行霸道的狞狰嘴脸，正是儒家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的人格化表现。虽然吴敬梓从小深受儒家思想的毒害，还不能决然剪断与儒家思想联系的脐带，他在作品中通过一些“真儒”形象，把“礼乐”、“仁义”、“孝悌”、 “文行出处”之类的儒家政治思想和道德规范加以理想化，当作改良政治和敦品励行的救世良方。但正像鲁迅指出的，他“束身名教之内，而能心有依违”。由于自身社会地位的下降和时代先进思潮的影响，他对于儒士和浇铸他们灵魂的程朱理学，有着深切的体察和不满，对儒家思想的某些方面，有所违背，有所突破。在《儒林外史》里，他以酣畅淋漓的笔锋，剔肤见骨地解剖科场士人的五脏六腑，像鲁迅说的，做到“洞见所谓儒者之心肝”，并抨击了封建礼教和“习俗”的“伪妄”，赞扬带有离经叛道色彩的人物，这些都为我们认识儒家思想的反动本质提供了生动的批判材料。从这种意义上说，《儒林外史》是具有反儒倾向的。

科举制度既是维护地主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它与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方面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作为一种取士制度，它与各级政权机构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作者要认真、深入地揭露和批判科举制度，就不能不批判从科举出身的官僚，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封建政治的许多重要方面。再从作者的主观认识来看，从清初的进步思想家顾炎武、颜元等，一直到吴敬梓，都把科举的流弊与封建末世的衰风颓运联系在一起考察，探寻“国之盛衰，时之治乱”(顾炎武语)的原因，这就使他们对科举的批判往往触及到封建制度的某些本质方面。吴敬梓就像鲁迅说的，“秉持公心，指擿时弊”，对当时社会的弊端作了广泛的揭露。

《儒林外史》在展开儒林画卷的时候，随着各种士大夫的不同遭际，也就把批判的锋芒射到了封建社会的许多领域。通过侥倖当官的八股幸运儿，把笔锋捅进官场，批判了基层所谓的“父母官”和阁部大僚的昏愦无耻，封建官僚机构的颓败残暴。通过有功名的乡居士大夫，鞭挞土豪劣绅的恶德恶行，触及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通过假名士招摇撞骗、沽名钓誉的丑恶行径，针砭科举颓风所造成的恶劣社会风气。作为儒林活动的背景和影响，也接触到城市平民的生活和农民的疾苦。凡此种种，使《儒林外史》超出了单纯批判科举制度的范围，具有更为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

批判科举制度，嘲讽程朱理学和封建礼教，揭露封建政治的腐朽黑暗，就是《儒林外史》在思想内容方面的主要成就。虽然作者还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封建制度，他指揭痼疾是为了企图疗救封建社会的沉疴，而且他开出的药方是荒谬的，但他对病情的认真揭举，却暴露了封建肌体的不治之症，使人们对它继续存在的合理性产生怀疑，从而达到了批判封建社会的总效果。因此《儒林外史》是具有反封建的政治倾向性的，在“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的封建末世，它显然具有进步意义。

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有分析有批判地把这部小说当作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来读，就可以收到“古为今用”的积极效果：

它对封建制度的广泛揭露，可以帮助我们更具体地了解封建社会的腐朽黑暗及其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总是妄图搞复辟倒退，中国人民是决不答应的!

它对孔学的辛辣嘲讽，可以帮助我们更具体地认识儒家思想的反动本质。孔孟之道不但是历史上一切反动派倒行逆施的思想武器，也是修正主义的重要思想根源，他们往往都喜欢从孔家店后院的垃圾堆里寻拣毒害人民、破坏革命的思想武器。

它对科举制度及其指导思想“学而优则仕”的深刻批判，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批判反动教育思想和剥削阶级法权的重大现实意义。一切剥削阶级的法权，都以维护私有制，维护剥削阶级的特权，维护等级制为共同特征，因此，它们之间总有某种继承性。恩格斯曾深刻地指出:“人们可以把旧的封建法权形式的很大一部分保存下来，并且赋予这种形式以资产阶级的内容，甚至直接给封建的名称加上资产阶级的含意”当年科举制度所体现的等级制度如今就被帝修反千方百计的加以应用在教育领域。他们总是要极力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包括一切从封建统治阶级继承下来的法权和法权思想。

鲁迅先生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给这部小说以很高的评价。他又指出:“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象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丰收>序》)鲁迅的话是感慨很深的。正像一切进步的古典文学作品一样，《儒林外史》问世以后，剥削阶级和反动文人围着它嗡嗡狺狺，发了不少议论，他们的反动立场决定了他们都不可能真正懂得《儒林外史》，而总是千方百计歪曲它，贬低它。还在《儒林外史》出现不久，封建文人就用以假乱真的办法在版本上大作文章。他们或则狗尾续貂，或则掺假“增补”，都是妄图抵销《儒林外史》对科举八股和封建礼教的批判，磨灭它的反封建锋芒，实际上是对《儒林外史》的反动。今天，我们要正确认识《儒林外史》的历史价值，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使它为无产阶级所用，成为革命人民所珍爱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