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好！这里是子珩墨~

我是在清晨看到那句话的。

手机屏幕很亮，窗外天还没亮。专家说，刺激消费政策应当逐步转向调节收入分配政策;又说，在初次分配层面，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推动企业不断提高普通员工的工资收入。

这话写得端正，字也漂亮，像一张刚熨好的白衬衫。

我看着它，却想起街角那个总在天亮前出现的人。

他穿着一件褪了色的橙色马甲，扫帚比人高，腰却比扫帚低。

他每天出现得很准时，比政策还准时。

我忽然觉得，那句话说得很对，却又对得有些干净。

清晨五点的街道是安静的。

安静到你能听见扫帚划过地面的声音，一下一下，像在擦掉什么，又像在提醒什么。

地是干净的。

人却显得多余。

环卫工的工资，我后来问过。

一千出头。

有的城市，一千都不到。

而最低工资标准是多少?

文件里写得清清楚楚，两千左右，数字端正，像一张合格证。

于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最低工资标准原来并不低，它只是不落地。

人们喜欢说“制度”“结构”“分配机制”，

这些词很大，大到可以把一个人完全遮住。

环卫工是“编外的编外”，这是个很妙的说法。

编制之外，还有编制;

责任之外，还有责任。

他们名义上属于公司，实际上听命于市政;

出了问题，公司说是外包，部门说是市场行为。

于是，一个拿着扫帚的人，

站在了所有“责任”的夹缝里。

他低头扫地，

而所有人，都低头看文件。

专家还说，要推动企业不断提高普通员工的工资收入。

这句话一出来，很多人点头。

但我想问一句：

先从哪里推？

从私营企业吗?

那些至少在合同上、在账面上，还需要应付法律的地方?

还是从这些——

你不用担心他们投诉，

不用担心他们维权，

不用担心他们上网发声的地方?

环卫工年纪大了。

他们不懂最低工资，不懂仲裁流程，也不懂什么是“初次分配”。

他们只懂一件事：

要是这份活没了，就真的没了。

我见过一个环卫工，

被问到工资低不低时，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笑。

他说：“还能干，就干着吧。”

这句话很轻。

轻到可以被任何政策文件压住。

可鲁迅大概会盯着这句话看很久。

因为这种笑，是被生活反复教出来的。

不是满意，

是认命。

我们现在谈收入分配，谈得很文明。

不吵、不闹、不拍桌子。

可越文明，越显得某些现实不合时宜。

比如，一个城市最早醒来的人，

却拿着最低线以下的工资;

一个被称为“保障民生”的岗位，

却长期游离在保障之外。

这不是技术问题，

也不是财政算术，

而是一个立场问题。

你站在哪一边说话。

从马克思那里看，这是劳动力价值被系统性压低;

从毛主席那里看，这是群众路线被悬空。

因为真正的群众，从来不在会议室里。

他们在街道上，在凌晨，在灰尘里。

你若真想“调节收入分配”，

却不肯先看看这些人，

那你调节的，只是表格里的比例。

更讽刺的是，有人私下说：

“私企反而好告。”

这话听起来荒唐，

却是真的。

因为私企怕事，怕罚，怕舆论;

而这些环卫工面对的，是一个没有脸的系统。

系统不会道歉。

系统只会更换外包合同。

我越来越觉得，

很多漂亮的话，

之所以显得正确，

是因为它们避开了最具体的人。

它们从“普通员工”说起，

却从不点名“环卫工”。

就像谈苦难，却不肯说名字。

如果你问我，

什么才叫“落实调节收入分配”。

我会说，很简单——

先把环卫工的工资，提到最低工资标准以上。

不是补贴，不是慰问，

而是正正经经、写进工资条里的那种。

如果这一步都迈不出去，

那后面的“推动”“引导”“逐步”，

都只是修辞。

夜深的时候，我又想起那把扫帚。

它每天扫掉垃圾，

却从不扫掉问题;

它让街道显得干净，

却让不干净的东西，更容易被忽略。

鲁迅若在，大概会说：

有些脏东西，是不能扫的，只能看。

看清了，

才有资格谈改变。

所以我不太急着鼓掌，

也不太愿意转发那些“正确的话”。

我更愿意在清晨站一会儿，

看一个弯着腰的人，把城市一点点擦亮。

如果连他都不能体面地活着，

那么所有关于“消费”“分配”“升级”的讨论，

都还站在地面之上。

而不是地上。

扫地的人不说话。

但他们每天，用身体替我们问同一个问题：

你们说的那些话，

到底算不算数？

这个问题，

不该再被扫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