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寄给毛主席的信件如雪花般飞向北京，被整整齐齐地摆在他的书桌上。这些寄信人来自天南海北，有的是以地方集体名义发出，有的是出于个人仰慕，还有许多来信者本就是主席的亲友。主席一生转战南北，结识了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朋友，其中大部分人十余年都只能靠几封书信保持联系。等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全国通讯逐渐畅通，曾经的旧相识们也纷纷寄来了书信。信中内容大多先表达思念和祝贺，再与主席叙旧。其中也不乏有人委婉向主席请托以谋求便利，而在当时，这种向“发达”的干部请托的信件绝非个别现象。

面对这些“别有心意”的来信，主席在回复中无不婉言拒绝，没走过一次裙带关系。他曾为自己定下三条原则：“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建国之后，一度有许多主席的亲朋好友请求来京探望，主席却在回复中谢绝了大多拜访，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不给他们增加负担，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避免求情办事之托。他在给曾于广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共事过的许志行的回信中说道：“你在上海教书甚好，教书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不荒废课业，不要来京。如遇假期，可以来京一游，看一看仍回去教书。”在给湖南一师的老同学张辉周的回信中说道：“北游之议甚伟，唯宜暂缓，目前仍就原地工作，不必远游。令孙亦宜就现地按政府规程入学。”而对于困难的亲友，毛泽东则是安慰他们等待土改完成后的情况好转，还会用自己的稿费给一些特别困难的来信者汇款。至于那些未能从主席这“获利”的来信者，主席出于念旧情，考虑到其中一些人确实条件困难或昔日对主席一家有恩，在回信之后往往又附一笔汇款。

对自己的家乡，主席依然没有给出额外的优待。毛泽东其实一直都很关心家乡的情况，他把乡亲们的来信当作了解家乡的一种渠道，特别关注来信群众对本地干部工作的意见。对于韶山的土改，毛泽东始终没有亲自干预过，也没有哪一个人因为认识毛主席就能在土改中多占便宜。毛泽东的房叔毛桂昌，曾参与过韶山的农民运动，之后一直在家务农，毛泽东在给他来信的答复中说道：“你家生活，应在土地改革中听候当地人民政府酌量分配土地，从努力生产中求得解决。”而在给湖南新军的战友赵浦珠的回信中他又说道：“乡间减租土改等事，弟因不悉具体情形，未便直接干与，请与当地人民政府诸同志妥为接洽，期得持平解决。”他也不允许家乡在建设中受偏袒。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致信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和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时说：“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现正在进行在我的家乡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乡。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

实际上，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主席家乡的群众作出过巨大的牺牲和贡献，包括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弟弟毛泽民和毛泽覃、妹妹毛泽建及侄子毛楚雄在内，有近150人献出了宝贵生命，这也让韶山变成著名的烈士故里。在那个异地交流困难的时代，许多人一旦离开家乡闹革命，就等于和家里断了联系。主席的远房堂弟毛泽庆1945年前往东北担任合江省北满军区参谋长，于1947年病故。他的妻子宋氏建国以后给主席来信询问丈夫近况，主席一番询问才得知他已病故，十分痛惜。有人说，建国后不少毛家人在长沙、湘潭等地做了官，他们就没有沾毛泽东的光吗?事实是，除了极少数的确靠不正当手段牟利的人，大部分有公职的毛家人在建国前都追随过主席干革命，早已经锻练成优秀的革命干部，湖南农民运动的兴盛正得益于他们的贡献，其中自然有不少人死于国民党的残忍报复。而即便对待同乡的烈士，毛泽东也没有因此安排特殊优待。1950年1月，毛泽东的族叔毛逸民在寄给毛泽东的信件中哭诉乡里烈士家属生活十分困难，而主席在为这些烈士和家属感到惋惜之余，却又在信中回复“烈属的照顾是全国范围内的事，全国有几百万户烈属，都要照顾，自未便单独地特殊地照顾少数地方。”

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对安排在湖南农业试验场的工作不满意，便请人向毛泽东转交了信件，发一发自己的牢骚，而毛泽东反而对其他干部要求“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可杨开智依然不死心，又转而向毛岸英求情，希望为自己在长沙谋一厅长职位。而毛岸英更是在回信中严词拒绝道：

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反动派常骂**没有人性，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

毛岸英致表舅向三立的信手稿

毛岸英的这种态度来源于父亲多年的亲身表率和他本人扎实的实践锻炼，在父子二人的开导下，杨开智慢慢打消了原先的念头。至于所谓“毛岸英接班会让中国变成第二个朝鲜”的看法，只要了解毛岸英所接受的是何种教育，便能知其是否站得住脚。

毛泽东一直有一个烈士情结，正是因为他见证过太多人为了革命牺牲。晚年他一句“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就是为了提醒所有能活着看到新中国建立的人，不要让中国白白放弃现在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此，他向身边人强调，“成千上万的先烈为革命事业牺牲了他们的宝贵生命，我们活下来的人想事、办事，都要对得起他们才是。”而他本人在坚持的同时，又有多少曾经一起的同志不理解他呢?早在1953年，他就察觉“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他的危机感意识也越发清晰，这让他形成了对修正主义进行重点防范的认识。一生渡过诸多难关的毛泽东，在他不复青春之后，在他人松懈之时，带领中国人民尝试新的一次飞跃。

今人尊他为伟大的革命家，正是为了将他和世界那些“政客”区别开。于小，他不为自己和身边人谋私。晚年的他纵使著作出版于全球，也将国内外大部分稿费充公或退回。个人收入要么留给家人，要么用于自己买书、调研。使他去世之后，留给世人的物质遗产不过一屋日用品和未动过的稿费;于大，他从没将党和国家当作让自己流芳百世的工具。谈到**治天下时，他讲到：“**没有私，**人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为的是把国家搞好嘛。”至于个人崇拜，则是他始终反对的一大顽疾。对于各地请立塑像的议题，他只批准各地修建开国纪念塔，对立本人铜像则评道“只有讽刺意义”。苏共二十大后，他又深刻总结了苏联的个人崇拜问题，对晚年的斯大林批评道：“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每一个统治集团为了不使其马上失掉天下，都会对自我做过“清廉”的要求，封建帝王一直都在宣扬廉洁奉公，蒋记政府也试过大力反腐。如此以来，中国的历史似乎就变成一部贪官与清官的历史了。直到今天，毛泽东依然是宣传口中“廉政”模范。可他是从不满足只做一个“清官”的，也不会让**降低到旧道德的水平线上。以前的清官，即便本人能在道德上达到顶点，依旧不过是皇帝的好帮手、秩序的维护者。他说：“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了让**去当所谓的清官廉吏，恰恰是为了彻底打破过去这套看似为民、实则剥削的官僚思想。

古代一直不乏关于公与私对立的议论，而古人在论述之中，往往将其导向性善与性恶的话题上，最后慢慢落于人性论的窠臼。儒家有“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的说法，也就是为政治理想中的圣人赋予仁慈、无私的品质。后人又继续纠结于人性，将公私与善恶牢牢绑定。早年接受过封建教育的毛泽东熟读古书，却早早冲出了典籍的束缚，开始关心天下苍生的实际问题。青年的他在《湘江评论》创刊词中写到：“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由此走上了一条他认为正确的道路。

“我没有私心”，奋斗一生的他在晚年对自己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引得今人讨论不休。抛开各种争论不谈，当年的他在这句自我评价之后，又透露了一句自己的心声：“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看得出来，他从未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