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序言

英国历史学家、《新左评论》(New Left Review)主编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致力于追溯从古代到现代的欧洲阶级社会历史。他的学术生涯始于1956年，一个充满政治动荡的年份。他致力于为左翼思想提供历史武器。安德森的代表作《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追溯了欧洲从古代到现代的国家演变。他试图揭示资本主义国家如何从西欧兴起并征服世界。这些研究跨越千年，视野宏大。其中对“主权分散化”和东西方绝对主义的本质差异的剖析尤其深刻。

安德森认为，唯有通过整体化视角，才能理解过去如何演变为当下。他并未试图论证单个因素对整体的影响，而是将它们的相互作用视为一种超越简单加总的产物。安德森始终坚信历史研究应当为同时代的实践者提供精神武器。他认为，左翼知识分子应当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提供更深刻的历史溯源。掌握了这种历史认知，社会主义者才能更有力地对抗资本主义及其话语体系。

原作者| 格雷戈里·P·威廉斯（Gregory P. Williams）

翻译| 没有管理员的图书馆

校对| 没有管理员的图书馆

编辑| 坠星焰

审稿| 烟尘

跨越两千年的“局外人”

安德森提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是始于罗马帝国衰亡的历史宿命序列之结果。他以两千年为经纬，对欧洲复杂整体中的东西方区域进行了比较研究。(Hulton Archive / Getty Images) 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回忆录《椰壳碗外的人生》(A Life Beyond Boundaries)中提及自己那位"更聪慧、略为年轻"的弟弟。他的自豪确有理由——佩里·安德森以关于现代国家的著述闻名，而本尼迪克特则因民族主义研究享誉学界。 他们选择的学术领域折射出各自的生命历程。童年时期，由于频繁辗转于中国、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和爱尔兰之间，兄弟二人始终缺乏归属感，直到获得英国著名寄宿学校伊顿公学的奖学金。这种"局外人"的身份认知，使得他们在成年后能以抽离的视角研究那些通常能激发民众忠诚与归属感的政治建构——国家与民族。

在伊顿公学，安德森兄弟曾受到富裕同窗的轻视。但包括他们在内的奖学金学生们，同样对那些富家子弟报以轻蔑。本尼迪克特后来坦言，双方都带着"势利眼"，不过考虑到超级富豪阶层享有的社会特权，这种相互轻视或许并不对等。

假期与夏日居家时，佩里·安德森常常连续数小时沉浸书海。他通读了爱德华·吉本六卷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这种宏大的史学视野也奠定了他日后著作的磅礴气度——他的研究始终跨越世纪与大洲，致力于探索思想体系的演进。

评论界常以"奥林匹亚式的"形容安德森的著述风格。他本人则用"复杂整体性"与"整体化"来概括其学术追求。无论采用何种表述，显然这位思想家自幼便致力于从整体各部分间（无论是和谐还是冲突的）相互关联中理解历史。更重要的是，安德森始终坚信历史研究应当为同时代的实践者提供精神武器。

新左翼与社会主义战略New Left and Socialist Strategy

1956年秋，安德森开始了在牛津大学的学业。数周之内，两起事件使得本就在殖民主义与欧洲共产主义等政治议题上存在对立的学生群体，陷入了更加紧张的校园氛围：苏联镇压了匈牙利革命，而英国和法国则出兵占领了苏伊士运河。 “Commentaries on Perry Anderson sometimes describe his style of writing as ‘Olympian.’”评论界在论及佩里·安德森的著述时，常以"奥林匹斯山神祇般的"形容其行文风格。 "对于任何充满活力的年轻人而言，"安德森后来回忆道，"那种经历都必然会使你迅速而深刻地被政治化。"安德森与他的同伴们因对当时主流左翼潮流(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持对立立场，故自称为"新左翼"。他们既不支持任何现存的左翼政府——尤其是法国社会党总理居伊·摩勒(Guy Mollet)的政权，因其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与英国联手;也不寄望于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尽管他在斯大林逝世三年后对苏联进行了局部改革。

对安德森而言，政治化意味着积极投身左翼学术出版事业。1960年，两家重要的期刊——《大学与左翼评论》(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与《新理性者》(New Reasoner)——合并，并开始以《新左评论》(New Left Review, NLR)之名出版。安德森于两年后被任命为主编，并一直担任该职务直至1983年。

他的任职标志着与《新左评论》初创时期的重大决裂。改版后的刊物既折射出主编的学术气质，也反映出英国反核运动(及其带来的新左翼发展势头)已陷入停滞的现实。安德森认为，左翼知识分子应当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提供更深刻的历史溯源。掌握了这种历史认知，社会主义者才能更有力地对抗资本主义及其话语体系。

《新左评论》致力于发表原创研究，并将欧洲思想译介给英语世界。安德森与汤姆·奈恩(Tom Nairn)还以"局外人"视角撰写了一系列关于英国的专题文章(他们自称为"命题式研究")。他们书写自己的祖国时，却仿佛在描述一个异邦——这种疏离感对安德森而言或许天然契合，他始终对国家机器与民族自豪感保持着审慎的观察。

宏大史观Big History

安德森对现代国家的执着探索，最终凝结为他1974年出版的两卷本代表作《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与《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下文合称《过渡·系谱》)。这部著作原计划为四卷本宏构中的组成部分，旨在接续吉本(Gibbon)未竟之业，研究脉络从希腊-罗马世界延伸至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体系，并直指社会主义革命时代。 安德森致力于为社会主义者提供一部不可或缺的历史图景——这部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揭示了其诞生于西欧并最终征服全球的发展轨迹。 因此，安德森的野心勃勃的规划实乃一部宏大史观之作。这种做法在当时比当今更为普遍——另一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当时已开始撰写其影响深远的"漫长的十九世纪"三部曲——然而《过渡-系谱Passages-Lineages》的研究路径仍然堪称独特，因为它试图维持一段跨越数千年的历史叙事。【佩里·安德森的《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与《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均有中文译本：《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郭方、刘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下文均简称《过渡-系谱》】

他的目标同样宏大。安德森致力于为社会主义者提供一部不可或缺的历史叙述——这部历史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诞生于西欧并最终征服世界。他相信，社会主义者若想夺取国家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与自由社会，就必须掌握这样的历史认知。

安德森提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是始于罗马帝国衰亡的历史宿命序列之结果。他以两千年为经纬，对欧洲复杂整体中的东西方区域进行了比较研究。安德森所说的"整体性"，指的是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的结合体，并在较小程度上包含文化实践。

他的研究方法与可称为"正统社会科学"的学术取向截然相反——后者崇尚对变量的孤立分析。即便是历史学（安德森的专业领域）在二十世纪也倾向于研究短时段内的狭隘课题。但安德森认为，唯有通过整体化视角，才能理解过去如何演变为当下。

安德森并未试图论证单个因素对整体的影响，而是将它们的相互作用视为一种超越简单加总的产物。他在《民族文化的构成要素》一文中写道："整体是一个其结构紧密相连的实体，若将其中任一结构单独抽离，便沦为一种抽象。"然而应用这一原则的方式无穷无尽，研究者必须自行甄别哪些部分具有实质意义。

正如《过渡-系谱》所阐释的，欧洲东西方地区的早期分裂使各自踏上不同发展轨迹，这对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生产方式(指社会生产生活必需资料的方式)按照必然的历史顺序次第呈现。

分散主权Parcellized Sovereignty

古代欧洲东西方的差异源于东罗马帝国更为复杂的政治经济结构——该帝国建立在先前希腊化时代的制度基础之上。这种更早形成的制度体系使得东方比西方更为复杂、稳固，且在某种程度上更为先进。正是西方的相对落后性，导致其形成了依赖大规模奴隶制(即以占有劳动力为特征)的发展模式。

在欧洲西部达至顶峰的封建制度(十二至十三世纪)，被安德森视为罗马与日耳曼社会形态在四至五世纪帝国西部瓦解后发生"灾难性碰撞"的产物。他认为封建制度是这些早期形态真正意义上的综合体。劳动者沦为农奴身份，丧失自由——他们通过法典、暴力或其他政治手段等超经济方式被迫依附于土地。这些农奴必须为领主耕种土地，以换取所谓的"保护"。 欧洲东西欧的早期分野奠定了各自的发展轨迹，这对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演进产生了深远影响。 封建主义的政治结构具有独特的权威形态。中世纪欧洲的特征被安德森概括为"主权分散化"。虽然政治权威与经济权力相互融合，但始终未形成统一的最高权力中心。相反，社会关系在封建等级的每个层级都被分别管控：君主受制于其直接附庸，教会则对中世纪文化行使独立权力。

此外，拼图式的治理模式使得某些区域保持自治，例如由农民共同管理的林野牧场等公地，以及聚居着众多熟练工匠的中世纪城镇。安德森由此揭示了一个持久存在的政治经济复合体——尽管其形态与现代国际资本主义迥异，但封建主义终将让位于后者。

绝对主义Absolutism

十四世纪，局势剧变。农业歉收引发饥荒，可垦荒地日益稀缺;1348年黑死病爆发导致人口锐减可能达四成。封建领主虽镇压了后续的农民起义，但这些反抗最终推动了社会变革。

安德森指出，独立城镇和雇佣劳动的发展并未直接催生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此时并未出现灾难性的力量碰撞，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称为"绝对主义"的过渡性建构。这种既非中世纪亦非现代的制度，是欧洲君主在农奴制瓦解和商人阶层崛起的背景下维持权力的尝试。 绝对主义实质上是封建体系内部的权力集中化进程。这并非意味着君主能够实现完全专制，正如安德森所阐释的，这一概念实质上揭示了"新型君主复合体对贵族秩序本身施加的重压"。相对独立的城镇为新兴商人阶层及原始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庇护所，使得萌芽中的资本主义与封建制度曾一度共存。而在东方，相同的危机却导致相反结果——封建制度的巩固。

安德森区分了两波农奴化浪潮：第一波发生于西方(9至14世纪)，第二波出现在东方(15至18世纪)。尽管学界常将后者称为欧洲的"二次农奴制"，但实际上农奴制度此前从未在东方真正扎根。广袤的东方地区缺乏西方那样的劳动力储备，君主们通过压制城镇自治与迫使农民沦为农奴来强化统治： 西方的绝对主义国家是封建贵族阶级接受货币地租后的政治机构重构，它是农奴制消亡的补偿机制——在日益发展的城市经济(这个它无法完全控制且必须适应的环境)中维持统治。而东方的绝对主义国家，则是刚剥夺贫民传统社群自由的封建阶级的镇压机器，它是在毫无自治城市生活或抵抗的土壤中巩固农奴制的工具。 或许东方最显著的历史进程是持续存在的战患威胁。当西方绝对主义国家在16至17世纪试图扩张国际霸权时，东方国家也发展出类似政体作为自卫手段。 安德森对西方的论述展现了比国际关系学界常规认知更复杂的主权观，而对东方的分析则揭示了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更错综复杂的图景。无论在哪个场域，近代世界格局的形成都是由其千年前的政治经济结构所塑造的。

缺席的革命The Missing Revolutions

在《过渡·系谱》出版后的半个世纪里，安德森始终未完成他规划中关于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第三、四卷。格里高利·埃利奥特(Gregory Elliott)曾指出，这一空白"构成了安德森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事实——他著作体系中'缺席的核心'。" 他虽已撰写了大量现代欧洲史论著——特别是《新旧大陆The New Old World》(2009)与《日益紧密的联盟?Ever Closer Union?》(2021)等著作，将欧洲资本主义的论述延伸至二十一世纪，却始终未对原定第三卷主题"资产阶级革命"展开充分论述。这个广为人知却存有争议的概念，本应阐释封建制度如何在英法等国通过新兴资产阶级之手走向终结。

学界长期揣测安德森未完成这项规划的原因，多数观点认为他可能接受了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在1976年论文《前工业时代欧洲的农业阶级结构与经济发展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中提出的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新解释。这篇引发历史学家间"布伦纳辩论Brenner debate"的论文，掀起了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广泛争议。

根据这一论述，资产阶级的作用比马克思主义者通常认为的要小。按照布伦纳的观点，真正的变革动力源于中世纪晚期以来英格兰乡村领主与农民之间的斗争。这一框架无需假设存在一个能够动员起来反对封建秩序的革命性资产阶级——事实上，修正主义历史学家们已开始质疑英法革命中是否真正存在过这样一个阶级。

尽管安德森欣赏布伦纳的研究，但这场辩论似乎并未改变他的立场。在致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此人对布伦纳和安德森关于社会转型的论述均持怀疑态度)的信中，安德森表达了对布伦纳命题的质疑。当布伦纳于1993年出版其关于英国内战的历史著作《商人与革命》时，安德森在书评中热情赞扬了该作，但指出其有力反驳了布伦纳先前的某些论点： "根据布伦纳的论述，将议会反抗转变为武装革命的催化剂正是伦敦新兴商人阶层的作用。倘若存在过革命资产阶级的话，这便是了。这个在法国被宣告为虚构的物种，在国民公会召开的一百五十年前，确实在英格兰真实存在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与理论信念相悖——而非相符——的大量历史证据，使这位马克思主义学者得出了如此结论。" 在撰写其纵贯数千年的欧洲社会形态史的同时，佩里·安德森也出版了多部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与挑战的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1976)、《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1980)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轨迹》(In the Track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983)。然而到了1980年代，他目睹全球意识形态光谱几乎全面向右倾斜。

政治上，这个十年见证了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与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右翼政府上台。他们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承诺通过削减战后福利国家制度来实现持久和平与繁荣。然而新自由主义非但未引发意识形态反弹，反而争取到了传统中左翼政党的支持。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与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将其信条全盘接纳，推行了即便是二十年前的保守派政府都不敢尝试的福利削减政策。

1991年苏联解体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如野火般席卷前东方集团。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同名文章与著作中欢呼这一时期为"历史的终结"。面对右翼的意识形态进逼，安德森通过出版针对多国多地区的分析报告以及评论各流派重要知识分子的文章作出回应。

新的方向New Directions

早在1983年，安德森在其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无心三部曲"终章中写道：过去十年理论思潮的流向"并未如我预期那般发展"。到2000年，他在为《新左评论》撰写的社论中，将二十世纪末形容为"新自由主义的大满贯"。

这篇题为《革新》(Renewals)的论文也标志着安德森重返《新左评论》主编之位(直至2003年)。他指出右翼已赢得二十世纪的胜利，称新自由主义为"世界史上最成功的意识形态"，同时敦促左翼在认清溃败规模的同时坚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政治上的挫败并不等同于信念的动摇。

当左翼乐观主义仍存时，《过渡·系谱》与始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的三部曲旨在为社会主义革命者提供思想武器。而安德森的后期著作则面对截然不同的政治格局：在此背景下，社会主义者需要的不是夺权指南，而是生存手册。这份手册同样需根植于理论与历史，或许最重要的是要秉持不妥协的姿态。

安德森偶尔也会沉思可能世界与乌托邦构想。在2004年评论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著作《时间之河》的文章中，他引用了詹明信《布莱希特与方法》的段落："这条时间或道(Tao)的大河之流，将缓缓载我们顺流而下，重返实践的时刻。"

水流不息，携变革俱来。如今，我们仍须驳斥新自由主义论述中常见的"历史必然论"话术。但人类面临的巨大危险在于：时间之河似乎正在逆流而上。

撰稿人格雷戈里·P·威廉斯(Gregory P. Williams)是波士顿西蒙斯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副教授。其著作《挑战全球秩序：佩里·安德森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激进政治经济学》(Contesting the Global Order: The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of Perry Anderson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曾获美国图书馆协会杰出学术标题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