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共和国系列丛书之一——我那三十年（1952-1982）连载30教学六

见证共和国系列丛书之一——我那三十年(1952-1982)连载30教学六

17.老村支书等几人

我在布淇浩学校任教了十四整年，这十四年正是我年轻力壮，精力最充沛的时期，也是工作上取得成绩最突出的一段时期。自“文革”后到我调离布校这十几年内，旗里共召开了两次“双先[ 先进集体，先进个人。1972年一次，1978年一次。]”表彰会，我与时校长都参加了。公社一级的历年表彰更没落下布校和我，这足以说明这所只有六百多名学生的戴帽子小学办得不差。它的名声也一直比镇内二所重点小学甚至比巴中还高，仅从这点上可以看出学校全体教师的工作干劲和凝聚力来。

那时，学校是依靠“三点儿”来办学的。所谓“三点儿”就是国家给一点[ 人数占四分之一的公办教师的工资、部分出差费、小学班每班每月三元、初中班每月二十元的办公费和部分建校款由旗里财政拨款给出。]，各村生产队集资一点[ 民办教师的工分、修建校舍的人工、部分炉火费由队里分摊。]，学校自己搞一点[ 部分出差费、每年的招待费、少量修校舍费、日常添置物品支出等由学校农田基地的收入解决。]。

从这里可以看出学校的办学条件好与坏，是离不开三个村九个小队的大力支持的。别的不说，学校为了调动民办教师的积极性，评上先进教师的工分如果拿到队里不能兑现，老师们的工作积极性就很难提高。更何况这所小学的公办教师常常是我们培养好一个，上边中学就挖走一个。局里调不来人，我们与大队的协商选拔新的民办教师进校是常有的事。

我这里要重点回忆几个人，他们与我的工作及学校有着密切的关系。

布其浩村[ 当时有一千二百多人，是旗里比较大的几个自然村之一。]的老支书张书记，他几乎从解放初就一直担任本村的支书。他能坐稳这把交椅，除了一般党员的素质外，他还有个最突出的特点用老百姓的话就是“压茬[ 威望高的意思。]”。他身体并不太好，干农活很平常且常有病干不了重活儿，很少与大家一起下地，但社员都很“怕”或者说“敬畏”他。他办事公道还了解每一家的历史，遇到问题只要他一出面，不用多说几句话，大家都听他的。

三个村的老支书也都很正派公正。办校的事只要三个书记到学校一开会，我与老时一提出方案，张书记首先点了头没有不通过的。

贾队长[ 贾述华，对爸爸在生活上、盖房子的问题上大力支持的就是他。]，他也是很有眼光并且连续十多年担任小队长的人。我出工修大堤的那一年，他还被公社抽调当工程验收员，我俩那时就有过一次较量，他把土方算少了我找他更正了过来。那年他是大队会计，召开九个小队的队长来学校议事，偶尔有个别小队长提出困难，他往往是一马当先把说服别的小队干部的重担挑上，使事情最终顺利解决。

在村里、小队的支持下学校很少有办不成的事。分田到户不两年，老张书记年龄大退居二线，老贾就担任了本村的大队长、村支书。2003年七八月份他因亲属病故来霍林郭勒市，在咱家住了一夜。我招待了他与另外几个老乡，我们还回忆起了共事的那段美好的日子。

时校长，他本人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仅农中[1958年至“文革”这七八年设有农中，招生标准是巴中初中招生以后没被录取的一部分学生可以到农中学习。]毕业，毕业后在王家窝棚当了两年大队会计，之后进校任教，1972年初老校长李秉书调回镇里后他任校长。学校自1971年有了初中班，虽然他只能偶尔代一下政治课，别的课教不了，但是他有个最大的长处，人缘好、办事稳重，会调动老师们的积极性，与三个村的关系都能合得来。很有见他发脾气的时候。布校的起色与成就与他的领导能力有很大关系。他人也很聪明，当1982年他知道我想要调回镇里照看中风瘫痪的父亲后，1983年先抽身调到了中心校走了，苦得我拳打脚踢一个人既当校长又当教导主任的在学校干了一年多，带出了一名能教化学和一名能教生物的老师，又培养了一名老师接我的校长工作后才离开布校。值得庆幸的是，学校的传统没有丢，先进的称号也连续保留了十几年。近两三年的情况我不知道了[ 这话是2003年记录的。]。

我提这些是想告诉你，一个人即使你自认为很有能力，但如果缺少一个适合你的大环境，没有支持你协同你一同奋斗的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你不一定能干出什么名堂的。在这点上恐怕儿子你不如我，因为我以后去过的两所学校，工作同样能和大家合得来，没有干砸。当然后院有**支持我放心，我可以一心投入工作。

18.学校为什么能办得好

在回忆录中多次我提到了布其浩学校，它为什么能办得那么好?如果认真回忆总结一下，从中也可以悟出一点道理来。

这决非一两个领导人的功绩。应该承认，我与老时在学校的振兴上确实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如果没有全体教师的共同努力，没有前边提到的村支书、大小队长们的大力支持，是万万办不到的，它能办好恐怕有以下几点原因。

(1)村领导重视、支持学校工作。

(2)校班子团结清廉，工作处处走在同志们前面。

我与老时都兼课。勤工俭学的农活儿我俩还扮演着工友的角色。我们既是领导又是老师，还是工人，工作身先士卒，给同志们做出了榜样。学校种了十来垧地，年年还都有校舍的翻修工作，我们常常是没日没夜地干。我俩没有办公室，他在小学部区办公，我在初中部区办公，抬头大家就互相见面。值班室工友住的小屋就是我们的“会议室”，有问题要开班子扩大会，炕就是办公地点，开会多数是在夜间进行的。

老师们最大的困难就是某家的房子被雨水冲坏了或需要翻盖房子了。学校育有很大一片林子，每年我们都砍伐一些树木支持老师家盖房，可我俩从不私砍一棵树给自家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学校里体现得最充分。

(3)抓实老师的业务培养，把好教学质量关，考风正，不弄虚作假。

学生考试多数是我们俩亲自命题，他负责小学语文、政治，我负责全校数学。年级轮流批卷已形成制度，谁也不能弄虚作假。学校的考试给学生一讲就是“闭卷考”，不安排监考也没人敢抄袭。

(4)把老师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办，全校教师凝聚力强。

比如某老师要盖房，白天我没给假。等到下午我们提前放小学两节课，只留几个女同志带初中班。我们带领二十来个老师直奔盖房地点，不用指挥大家伸手就干，一直干到挑灯夜战。同志们的付出比帮人家一天工还出活儿，既解决了个人困难，又增强了团队意识。

又比如有一天晚上老师们备课，有个老师外出解手突然发现东北方失火，我立即带领大家去救火。我跑在了最前边一看是杜老师家的柴垛着火了。大柴垛就在房后，离房子只有三四米，很危险。人虽然已经来了不少，但邻居几家的手压自来水井的水根本不够用，多数人干瞅着。我站在墙上大喊：“学生老师都听我指挥!离家近的赶快回去取冰穿子[ 冰穿子，东北冬天打鱼时破冰用的工具。土篮子，就是筐。]和土篮子，到后边水坑里刨冰，其余的赶快抓墙头上的土筏子往柴垛上压!”

一阵有序压冰压土的抢救之后，虽然烧了大半个柴垛，但房子保住了。社员们说：“如果没有老王指挥，杜老师家的三间房肯定难保了。”

(5)为民办教师撑腰。

学校中民办教师占多数，为了鼓励他们安心工作，每年我们向队里报工分，评出的等级都是很高的。

有几年上级有规定，中小学各三级九等，工分从360到220分。我校多数在320到360之间，他们的收入不比公办教师的少多少，村里支持队里也接受。教师积极性高，个人也得到了实惠。

除了工分之外，我们的培训工作使全体民办教师受益。他们转正的机会大，拿过关证的多且早，个人得到了实惠，积极性高了。公社第一、第二小学的老师们也组织到我们这里听过我们的培训。我们有时在晚间下班前还搞书法速度比赛，一个人掐表，看一分钟内谁写的字最多。最快的能写五十六个字，慢的常常会自己练字不甘落后。

老师们对我出题考他们不但不反感，而且还常常拿题来互相发问，研究学问的风气很浓。

我草草地总结了学校成功的几条，其实不一定全面、精确。但可以说，每一条都有大量的事实来证明它。

其实我更觉得，我与老师们的关系不一般。他们既非常尊重我，又不把我当外人，啥事都愿意和我在一起讨论。在学校里，没有一个老师称我为“主任”，现在回忆起来这就很奇怪。偶尔在有客人在时，大家对我的称呼也很“别致”，叫“王领导”，平时只叫王老师，叫客人不知这是什么级别的称呼。

老师们也养成了一种很“求真儿”的风气，凡事喜欢和我“较真儿”，“较真儿”的结果往往关系更融洽了。举几个例子：

我生活困难，很长一段时间买不起手表[ 1980年函授学习时才在通辽买了一块削价手表，叫“斯力”牌，花了35.5元，正好是爸爸一个月的工资，手表当年也是“三大件”之一。而当时老师们多数有手表，通常是“上海”牌的，要120元，多是结婚纪念品。]，老师们有半数都有手表。一次有一个老师说：“王老师怎么不买一块表呢?上课用也方便!”我说那玩意对我上课没有用，时间都在心中呢，下课差不了半分钟。

说者无意，他们却“较起真儿”来了。杜绍斌[ 我叫杜大伯，是1962年毕业的老高三生。]老师立刻说：“没有表，你也掐不准讲课时间，差个三四分钟恐怕都难说!”我说绝对差不了那么多。他说：“今天咱们大家就叫王老师搞个试验，你讲课觉得到点儿了就回来，看能不能掐准时间!”

我讲了一堂课，觉得到了时间了，学校却静悄悄的。戴表的老师没有一个人下课，于是我告诉学生下课了，等钟声响了再出去。我走回办公室一看，时间过了一分钟。原来他们故意没敲下课钟!我指着杜老师说：“你值班，下课了为什么不打钟?”大家才笑着说：“王老师真行，我们想故意晚打一分钟下课，还偷偷地和戴表的讲，听到打钟再下课，却没能瞒过你，神啦!”我就势与大家讲一个老师要备好课、讲好课，对每一分钟心中都该是有数的。通过这次玩笑似的打赌，同志们更信服我了。

学校有几年曾订阅了《科学画报》，说实在话，是我最喜欢看的，主张订的。有一次，我发现其中一期的“动脑筋”题目答案给错了，我指了出来。全校的老师都说：“这样正规的国家刊物答案不可能错，是你把题意理解差了吧?”于是很多人也拿起题目研究了起来，除了一两个没敢表态，大家都说没有错。

我也“较起真”来了，我说咱们打个赌看错没错，我写信给上海编辑部，老师们说：“行!”

于是我真的写了一封信，讲了题目叙述错误，如果按题目的描述来做，则答案是错的。题目和答案两者肯定有一个是不对的，希望更正。

一个月后，编辑部来信了，谁赌胜了?我叫同志们自己拆信看答复的内容。

这是一封编辑部同志给我的道歉的信，“由于我们工作疏忽，对问题的叙述没有很好推敲，造成失误……[ 受爸爸的影响，我也是在《科学画报》《少年科学画报》和《少年科学》等刊物的陪伴下长大的。但让我失望的是，特别是近几年，这些刊物只长价格不长质量，这里最明显的就是《科学画报》了。编辑水平的下降，让我很担心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素质。]”老师们看后再也不说“国家的正规刊物不会出错”这样的话了。

我给老师们辅导排列组合高中知识还是由《中国青年报》每周一题中的一个题目引起的。那是1980年针对“1980”数字出的一个题目，我做出了答案，老师们都挺新奇，我就势引导，给大家补讲了一次讲座。我说小学题目也有很难的，不好好充实自己不行。五年级寒假作业上有一道填充题，原题中画了七七四十九个方格，叫学生们在每一行，每一列，及对角上都写进1到7这七个数字。公社第一、第二小学的老师都没填上来问我，我填上了，并对大家说：“一共有3*7!=15120种填法。”我讲这虽然是小学题，却用到了高中知识，这让同志们更明白了，要当好一名教师，只有努力去“装满一桶水”，才能给学生“倒出一杯水”的道理。

老师们很可爱，他们对我的严厉要求不反感，并且能虚心接受，这也是同志们自身素质能快速提高的一个因素。就是在日常生活上，他们也愿意接受大家的善意批评。例如老师中有一个“酒风”不太好的同志，一喝酒就喝多，一喝多就变态，影响老师的形象。他自己也想改，就是控制不住。我说这好办，从今天以后，学校再有集体用餐你当服务员不许上桌，等大家吃完后我给你“定量”的酒，你就不会喝高了。君子协议定好了，我们认真执行了，他再也不酒后变态了。后来我还是用君子协定这法儿，在巴中也“治”好了另一位同志。

集体的凝聚力有一环弄不好，都会受到意想不到的损坏。布其浩学校的老师们在十多年共处中已养成了这种凝聚力，它使得后调转过来的老师们也受到了影响并很快适应了这个大集体，这恐怕就是以后学校在以后的十几年一直能保护先进集体的一个秘诀吧!

我在校时，曾把后来的老师能很快地适应学校的环境比作蒙古艾勒大野牛——一星期就能学会“站套”。比喻虽然不太雅，道理恐怕不差。用今天的文词讲，这叫“环境育人”才对。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