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故乡记忆

1，旧屋

转眼之间，我的“大学生涯”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三。这两年多的时间，除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学习和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还有一件纯属个人性质的特殊事情，是我一致坚持不懈的，那就是利用一切时间和机会，尽可能全面地走读大连这座城市。

再过不到一年的光景，我就该毕业离校了，以后不知是否还有回来的机会。我希望，它能永远完整地保存在我心中，尽可能不留遗憾。

因为，大连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应算是我的故乡。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曾有太多难忘的往事。

我的人生记忆，是从保健街14号那个日式小楼开始的。在大连有许多这样的建筑，若是独家独院，还是蛮舒适的，可惜大多数都已经变成大杂院了，我们那个院子也是如此。

院子里有两间平房、一座二层小楼。平房原是杂物间，后来住了一户人家，应属“城市贫民”的阶层。小楼楼上住有两户人家，一家的主人在政府部门任职，一家则是邮局职工，境况都还算不错。

楼下是我们家，有三间屋子、一个厨房和一间小小的浴室。那浴室其实就是一个大铁锅，灌水后需要烧火加热，洗澡的时候得在锅底垫一块木板，免得把脚底板烫熟了。

东面两间屋子，北间住我们兄妹三人，南间住父亲母亲。屋子里有两个取暖的大壁炉，一个冬天下来要烧好几吨煤;炉门下有个很深的炉灰坑，每隔一段时间就得掏灰，搞得屋里屋外乌烟瘴气，既累人又烦人。

西面的一间屋子比较大，作为餐室。有半个房间是突出的半圆形，三面有窗，冬天就是储煤的地方。

这房子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三家住户共用的厕所，在一楼正对楼门的走廊尽头。面积不大，却设了三道门——幸亏有三道门，否则我家将终年独享厕所那敞开式粪池的“美味”了。厕所一进门是个窄小的过渡空间，第二进有个小便池，最里面则是拉屎的蹲坑了。为了防臭，蹲坑上有个带把的盖子，解手的时候需要拿开。在单薄的地板下面，是个阔大的粪池，足有两三米深，小时候母亲最担心我们不小心掉下去淹死在屎尿里面。冬天太冷，粪便会冻成一个一人多高的大冰柱，拉屎的时候向下看去，既壮观又恐怖。

实事求是地说，这房子的条件并不好，位置更差──紧邻儿童医院。我家房背后不远处有一栋破旧的平房，小时候邻居吓唬我们，说那是医院的太平间，经常闹鬼呢。

按照父亲当时的级别，本可以有更好的住处。而我家在这里一住就是十几年，度过了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那时候的干部，刚刚从战争年代走来，对生活条件的要求不高，能保持安定就挺理想了。另外，父亲的工作单位在甘井子，属于工业区，附近没有合适的幼儿园和学校，住在市区，对孩子们就近入学有好处。只是如此一来父亲就要辛苦了。

我还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每天他很早就把我叫醒，跟他一起出去跑步，回来的时候天还没亮，接他上班的汽车已经等在院子门口了，他总是去单位吃早饭的。晚上，往往在我们吃过饭以后很久他才回来，如果偶然回来得早，他会事先来电话，我们等他一起吃晚饭。

电话是我家有别于其他邻居的“特殊待遇”。我家的电话号码是“34671”，周围的邻居——尤其是楼上那两家——全都知道这个号码，所以，它成了名副其实的公用电话。我们放学后在家的时候，经常要扮演电话传呼员的角色，邻居们的电话往往比我家自己的电话还要多。

1956年，母亲与我们兄妹三人在保健街14号的家门口，摄影者自然是我父亲。那时还没有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背后的小花园尚有茂密的灌木。远处二层小楼靠左面的大玻璃窗，是我的同学于鸣春家。寒暑假的时候，我们学习小组常在她家做作业。

这院落原先的主人应是个很有闲情逸致的日本鬼子，院子西面是块空地，被一排冬青隔开，里面有座精巧的凉亭，形成一个小小的独立花园。成为“大杂院”以后，花园彻底荒芜了。“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上级号召自力更生，这小花园被各家划分成了“自留地”，大种玉米地瓜之类的粮食作物。凉亭也被拆掉了，当时竟从地下挖出两把日本军刀，显然是日本投降后这房子的主人不甘心被缴械，偷偷埋下的。军刀被上交派出所，我家还受到了表扬。

为了培育那点儿玉米地瓜，我们没少下力气。母亲本来就是“贫下中农”出身，比其他邻居更在行。种庄稼必须要施肥，我们家厕所的粪池派上了大用场，从此一直保持干涸见底的模样。自家的大粪不够，需要向外拓展“业务”，于是每个星期天母亲便押着我们弟兄俩挨家挨户地掏厕所，搞得整条街道都洋溢着屎尿的“芬芳”。这状况没持续太久，因为邻居们也发现了粪肥的用处，纷纷把厕所视为自留地的附属领地，不容他人染指，我们弟兄俩总算松了口气。秋天收获劳动成果，是最高兴的时刻，自己种的玉米地瓜就是香就是甜!这时才体会到，在课堂上所学的“没有粪肥臭，哪来稻米香”真是硬道理!

2006年我重访保健街14号的老宅，这里居然成了废品集散地。楼门前的阳伞下是称废品的磅秤，院子里堆满了破纸箱、塑料瓶和废铜烂铁，像个垃圾场。

2，老街

保健街不长，自东北向西南再往东拐了个弯，像个大写的“L”，总共不足百米。我家的14号在“L”底部一横的末端，大概是这条街的最后一个门牌了。由此往南是个大下坡，有一条很宽的排水沟。接着则是一溜上坡，正对南山。

那条荒凉的大沟两岸长满杂草乱树，沟底常年污水不断。沟的南面有个寺庙——应当叫“庵”，早先有两位深居简出的尼姑，香火不算很盛。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那是个神秘的地方，很少敢进去探险，生怕遇到什么鬼怪精灵。

有一次街上出了大事，我才跟着母亲进去过一次。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个邻居犯了“错误”，一时想不开，在大沟里的老树上缢死了。那“错误”其实没多大，据说是单位的账簿上差了二百来元钱。为此搭上一条命，实在不值得。

那人的尸体停放在尼姑庵里，我壮着胆子跟母亲去了——母亲是去慰问邻居，我是去看热闹。那人躺在一口白茬棺材里，我去的时候，有一股邪风把他脸上蒙着的白布掀开了，我看见他闭着眼睛，脑袋歪着，显得很古怪。最吓人的是脖子上有一道黑紫色的勒痕，足有两指深，使得那脖子真不像是脖子了。我是第一次见死人，此后好多天都睡不好觉，常被噩梦吓醒。

我母亲与那家人原本很熟，后来还热心地为他家的姑娘找对象。男女双方在我家见面，刚谈了几句，母亲就找了点儿理由躲出去，让他们有个单独接触的机会。我藏在另一间屋子里偷看，被母亲发现，立刻轰走了。那个姐姐长得挺好看，还特地穿了一件新衣服，辫子上扎着两个蝴蝶结，腼腆得脸蛋一直红着，像是抹了胭脂。后来他们没谈成，据说是因为女方太实在，上来就把自己父亲的情况说了。那个年代，除非脑子有病，谁也不愿意娶一个“贪污犯”的姑娘做老婆啊!

2006年重返旧地，原先的尼姑庵已经成了规模很大的松山寺，香火之盛远非当年可比。

大沟对岸与尼姑庵相对，是一座独立的小楼，主人是著名作家方冰，那首流行甚广的《歌唱二小放牛郎》，就是他作词的。他曾到我家来拜访过我父亲，还很和蔼地与我聊了几句，说要送给我一本他自己写的书。我满怀期望地盼了很多天，最终没有结果，感到十分失望，为此耿耿于怀，甚至连他家都不愿去了。其实他的女儿方青妮还是我的小学同学呢，一个精干的女孩儿，胳膊上带着少先队的“三道杠”，看上去有些傲气。

保健街上的同龄孩子差不多都是同学，比如西边与我家一墙之隔的于鸣春，从小学到中学和我都是同班，小学时每逢放寒暑假都在同一个学习小组，学习的地点就在她家那个三面有窗的房间里。

和我们在同一个学习小组的马恩清，也是我从小的球伴。他住在我家对面的台地上面——大连属于丘陵地貌，一条街道的房屋往往不在同一个高度，他家的地势要比我们家高出三四米呢。大连的男孩子都喜欢踢足球，门前这条窄窄的街道就是我们的足球场。

由于场地太小难以分队进行对抗赛，最常玩的是射门：先通过抓阄确定第一个守门员，他只要守住一个球，那射门未进的人便是下一任守门员。我们的球风很野蛮，一排人像是行刑队，轮流射门，起脚凶狠;背墙而立的守门员真得有一点英勇就义的勇气，面对疾如枪弹的皮球左右腾挪飞身猛扑，动作一大，难免会磕到背后的石墙上，经常搞得伤痕累累。不过，一旦抓住了皮球，便立刻得以改变身份转入射门的队伍，出于报复心理，动作更为激烈。在如此严酷的条件下才能训练出好球员，马恩清就是我们学校足球队最出色的守门员，据说后来还成了市足球队的主力。我的功夫较差，也是班上足球队挺称职的后卫呢。

我们的足球训练严重影响了一些大学生的正常生活。南山脚下有一片大连工学院化工系的学生宿舍，那些大学生每天数次在保健街往返，去街道另一头的校舍吃饭上课。他们想从我们的“球场”中顺利通过是相当困难的，吓得心惊胆战还是小事，弄不好还会“中弹”。为此曾发生过直接的肢体冲突，但那些书呆子哪里是我们这些野孩子的对手，最终只能躲着走。

2006年的大连保健街。这就是我们昔日的足球场了，显得那么狭窄。左面小楼的楼上是于鸣春家，远比记忆中的模样要矮小得多。前面的背影是陪我旧地重游的老同学庞为平。

若是顺着街道下坡的这个方向一直走，过了中山路的路口，沿对面的同庆街上个小坡，就是我的母校大连实验小学了。由于中午要回家吃饭，我在这条路线上每天往返4趟，小学六年，至少也得有五六千次吧?

上中学的时候，则要从中山路拐弯向西去了。经过一二九街，斜穿斯大林广场，向北再走一段路，就是我的中学母校大连一中。初中三年加上高中半年，我都在这学校度过;如果不是随父亲迁京，应当在这里读到高中毕业的。

那时觉得斯大林广场好大，有一次遇到大雾，上学中途居然迷了路，把方向完全搞反了，转了半天，发现已经绕到苏军烈士塔跟前了!那塔上有一尊十分高大的苏军战士铜像，戴钢盔披斗篷，端着转盘式冲锋枪，相当威武。那是大连的标志性建筑，20世纪后期薄×来当政的时候给移到旅顺去了。

1966年2月，我与庞为平在斯大林广场合影。那时，我们都还不到17岁。他是我从童稚至暮年最好的朋友。背景是著名的苏军烈士塔，原是大连的标志性建筑，20世纪后期薄×来当政的时候给移到旅顺去了。

2006年的大连人民广场，即原先的斯大林广场。中间那一排白色的建筑，是苏军烈士纪念碑曾经所在的地方。远处的南山，我经常爬上山头去找石头、逮蜥蜴。

3，家庭往事

我们家比较特殊的地方，是语言的多样化。父亲是河南话，母亲是无锡话，我们兄妹三个是大连话;后来去了北京，父母的口音不变，我们兄妹对外改为普通话、在家里仍是大连话。四种语言交织，却并不混乱，大家都很习惯，可以随时自动切换。

小时候的印象，父亲总是很忙，与我们相处最多的还是母亲。母亲体弱多病，据她说，最初的起因，是遭到一个暗藏反×命的伤害。那家伙是医务室的医生，借看病的机会有意戳破了母亲的耳膜，因此引发了美尼尔氏综合症;后来，她又陆续得了肺结核、肾炎等一大堆病，以致长期不能正常工作。

我是老大，自然得到父母更多的关照，但也很小就进了幼儿园。那幼儿园在劳动公园对面，是由一所老教堂改建的。那时母亲还在上班，我只能“全托”，周末才可回家。我们的寝室是教堂的礼拜大堂，穹顶高旷，颇为森严。尤其是晚上熄灯后，看去阴森恐怖，吓得我连厕所都不敢上，憋急了只好尿在床上。母亲见我经常尿床，便在我的床单下面铺了一块油布。我以为有了那东西就不怕尿床了呢，晚上把它掀起来，直接尿在下面。第二天老师很纳闷，为什么床单是干的，底下的褥子却湿了呢?而我看了这情况也大吃一惊，不明白油布为啥不管用。

弟弟的待遇比我差，曾托养在别人家里很长时间;妹妹的待遇更差，似乎极少有过新衣服，总是穿我们的“剩余物资”。所以，他俩一直对此而“耿耿于怀”，几十年以后还时不时要损我几句算算“老账”。

我和弟弟上小学前后的那段时间，也许是母亲成家后最困难的时期。根据组织安排，工农干部需要脱产参加文化补习学校的进修。母亲的“简历”上写着，从1955年9月到1958年9月，她一学就是三年。我们放寒暑假的时候最麻烦，妹妹寄放在别人家里，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俩，上课的时候让我俩在阅览室里玩，有时闹别扭打起架来，弟弟自然打不过我，便哭着跑到教室门口大叫“妈妈哥哥打我”，闹得全班哄堂大笑，连课都上不下去了。母亲的补习学校在中山广场附近，中午她带我们去天津街百货商店楼上的西餐厅吃午饭，一份咖喱牛肉盖浇饭五角钱，相当好吃;三个人吃两份，虽然不太饱，也算很奢侈了。

星期天是最欢乐的时光，因为父亲会在家里。有时候他带全家“下馆子”，最常去的是秋林公司斜对面的海味饭店，几乎每次点的都是同样的两个菜：樱桃肉和南煎丸子。实在好吃极了，真是百吃不厌。

母亲自补习学校毕业的第二年，中国进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因为粮食定量是全民平等的，我们虽属“高干”家庭，却也尝过吃不饱的滋味。当然，比起平民人家，我们的日子还是要好过一些。在白糖、食油等副食品以及购物卷证等方面，父亲可以享受一定的特殊待遇。

2006年的时候，我在北京看到一个档案部门举办的“票证展览”，其中有一份1961年12月下发的中央文件，内容是同意国务院和北京市委对“在京的高级知识分子和部分负责干部”增加副食补助的请示，其中对于食油的补助，是在正常定量之外每月增加半斤。

展览中有一份1957年对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定位”，我父亲还是有资格位列其中的。大连的补贴水平肯定要比首都差一些，但也是额外的收获，我们自然可以跟着沾光，这应当算是享受了一些“特权待遇”吧。

当年有一首流行的儿歌，我还依稀记得两句：“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茅房……”。“高级点心高级糖”都属于特殊商品，除了在只为高级干部服务的特供商店里可以买到，有时普通商店也作为高价商品出售;至于为什么“高级老头”要上茅房，就含义模糊了，大概是嘲弄高级商品吃多了会拉稀的意思吧?

2006北京市档案局在大观园举办了一次票证展览，这是1961年北京市需要凭各种票证供应的主要副食品，包括25个大类;后来那些年，“限供”的种类越来越多。注意“主要”二字。凭票供应的“非主要”的副食品还有好多，仅一个“豆制品”就可以延伸出许多具体的种类，一个“鱼”字则囊括了几乎所有的水生动物。比如3角8分一斤的带鱼，保持多年“物价稳定”，是让人记忆深刻的抢手货，即使凭票排大队也不易买到呢。还有瓜子、花生之类的“零嘴儿”，仅有过春节的时候才会凭副食本上的人口数目定量供应。那时的家庭主妇需要有过人的头脑，注意不要有忘记使用的票证，一旦过期作废，必将追悔莫及。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后来的说法，身处其中的人，不会知道这个“时期”将持续三两年还是七八年。后来也有称其为“三年困难时期”的，把造成“困难”的原因归罪于“苏修”撕毁合同、停止援助、撤回专家、逼迫还债等恶劣行径。

1962年夏天，我从小学毕业，进入大连一中读初中。第二年，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意识形态的争斗逐渐扩大到其他领域。当时教育界反应滞后，我们的课程中还设有俄语，对此许多学生相当反感。我甚至坚决不学俄语，以至于期末考试得了个不及格。班主任和俄语老师几次三番做工作，毫无效果，只得报告家长。如今回想，觉得自己真荒唐，小小年纪，就已经得了严重的“政治狂热病”了。

那年暑假期间，我父亲要到棒槌岛开一个时间挺长的会议，特地带上我，亲自监督补习。刚开始我还很抵触，父亲郑重其事地谈了一次话，一下子就把我说服了：“连俄语都不会，将来怎么和苏修作斗争?”

那时我还不知道棒槌岛不仅是著名的避暑胜地，也是警备森严的政治禁区，相当于大连的“钓鱼台国宾馆”，里面还有伟大领袖和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别墅呢——不过据说伟大领袖并没有来住过。

我自然没资格享受高干待遇，不能与父亲同住，而是被安排住在服务员宿舍里。父亲不许我随便乱跑，只能整日闷在屋里学习。只有一早一晚，他才有时间领我出去散步，同时检查我的学习情况。与我同住的是个年轻服务员，为人很好，一日三餐，都是他带我到职工食堂吃饭。职工食堂的伙食特好，那些天可解馋了，一天三顿不是雪白的大馒头就是香糯的粳米饭，没有一点粗粮。我还从未享受过这样高档的伙食，比我家强多了!

不知为什么，我无论谈起什么往事，最终往往要回归到“吃”上，可见这是那个年代最值得重视的事情，即便对于一个“高干子弟”来说，也是如此。而普通百姓生活的艰难，不难想象。

4，母校和老师

从小学到中学，我有过两个母校，一个是大连实验小学，据说建校于20世纪初，是很有名气的老学校。我们那时不分什么“重点”、“非重点”，小学都是就近入学。我对于小学的记忆存留不多，仅能想起一些具体的事情。比如，我是1956年入学的，开始学的是老的拼音方式，“波坡莫佛”之类，是一些挺复杂的符号;而二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国家颁布了汉语拼音方案，改学拉丁字母了，还要唱《汉语拼音字母歌》。小孩子记忆力就是好，时隔近七十年，我现在还能很顺流地从开头的“啊百才歹”唱到结尾的“乌卫哇喜呀哉”呢。听着很好玩，写下来就特别奇怪了

大概是因为太淘气的缘故吧，我在小学时当过“两道杠”，后来因为和同学打架降为“一道杠”，再后来因为连着几次忘了戴红领巾而没有杠了，很伤我的自尊。不过，作为弥补的是，我一直是班上的自然课代表，一直当到小学毕业呢!

我们的自然课老师是个不修边幅的先生，总是头发很长、胡子不刮，一身邋里邋遢的衣服很少更换。他的脾气很大，上课时若发现有谁思想开小差，立刻就是一粉笔头——他的“弹指功”十分了得，即使坐在最后排的学生，挨上他的隔空一击，额头上立刻就凸起一个红包，三日难消。有些护犊子的家长曾因此找校方抗议，但也有家长支持这种严格教风;而老师不管别人说什么，依然我行我素。

大连市试验小学的校门并不大，校舍其实并不小。那个正出校门的小朋友，应是与我相隔50年的校友。(摄于2006年)

我从来都没挨过他的粉笔头，因为我太喜欢自然课了!太喜欢这个邋里邋遢的老师了!从地球万物直到太空宇宙，似乎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从那时开始我有了第一个正式的爱好——矿物地质，星期天经常往南山上跑，寻找各式各样的石头。几年下来，我搜集了一整盒精选的矿石标本，分门别类、标记齐整，从最常见的石灰岩、花岗岩，到稀罕的萤石、水晶石，都是我珍贵的藏品。

萤石特神奇，经日光照射后，在黑暗中竟能发出异样的荧光。水晶石很难弄到，是我偶然在修路工地上的一堆大石头中发现的。那些石头上有一些凹洞，里面竟藏着一些大大小小的水晶，我费劲力气砸碎石头，才弄到几块，尽管只有蚕豆般大小，却很珍贵，因为老师告诉我，那是典型的“水晶簇”呢!

尽管后来我的爱好有所转移，但这盒矿石标本却一直珍藏着。直到随父亲迁往北京的时候，才送给了一个同样爱好矿物的同学，他垂涎这盒东西已经好久啦，送给他应是理想的归宿。

自然课老师当然也喜欢我这样真正用心的学生。每当有自然课的那天，我会早早赶到老师的教研室，有时他来得比我还要晚呢，我已经把要用的教具帮他准备好了。别看这老师邋遢，手却很巧，许多教具都是他自己做的，有时还会慷慨地让我当助手，这对于提高我的动手能力大有帮助。

人的一生能遇到几个好老师，是最大的幸运。可惜我现在已经忘了他的姓名，实在没良心!

我的小学毕业证书，颁发于1962年8月1日。成绩表中最过硬的“5分”，应当是“自然”和“图画”。

我的第二个母校是大连市第一中学，那也是一所老学校，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初中时印象最深的，是教几何的王老师。那年他刚从师范毕业，也就二十来岁，分到大连一中，当了我们的班主任。

刚来的时候，大家都有些瞧不起他，个子那么矮，又那么年轻，哪里管得了几十个调皮捣蛋的初中生嘛!不过，第一次上课，我们就被他镇住了。原本枯燥乏味的几何课程，被他讲得极为生动有趣，简直迷人之极!

他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一次考试。此前我因病连续几天没有到校，漏听了两节几何课。对于那天的考试，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有一道关于平行线的证明题，需要用“同位角相等则二直线平行”的原理解答。那是上一节课讲的内容，我因为生病而没有学过。慌急之际，心中突然灵光一闪，大胆地画了一道辅助线，根据“垂直于同一直线的两直线平行”进行了证明。

那次考试，我错了不少题，自知成绩很差，心中不免忐忑。不料，卷子发下来，居然得了99分!这让我更加忐忑，还以为老师判错了呢!没想到，那堂课王老师就用我的卷子为例，说：陈光中能用以前的知识来解答他没有学过的题，这才是正确的学习方法，所以，尽管还有答错的地方，仍然给他99分;之所以扣他一分，是卷子写得不整洁!王老师还说：必须强调，这种证明方式，在平面几何的范畴里是正确的，但是将来你们在学到立体几何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论据是错误的，垂直于同一直线的两条直线，也可能相交!

王老师当我们班主任的时间不太长。

那年夏天，他带我们班下乡去学校的生产基地劳动，自带口粮、自己开伙做饭。那基地在海边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原先计划的劳动时间是半个月，后来不知因为什么原因，需要延长几天。如此一来，我们的粮食就不够吃了。王老师有办法，组织大家去海边捕螃蟹。那时的大海真富啊!几乎每掀开一块石头，都有几只惊慌失措的大螃蟹在等着你呢!

那几天我们拿螃蟹当饭吃，开始还觉得挺过瘾，后来就腻了，以至于我从此对海鲜少有兴趣。

劳动结束回城不久，突然出了大事情：王老师不见了，由另一位老师代理班主任。接着，不断有人找我们班的每一个学生个别谈话，让我们回忆王老师有什么不正常的言行和举动。这个问题太宽泛，让人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大家都被搞得神经兮兮。背后也有很多流言在传播，大都很离奇。

许多年以后，我听大连的同学说，一次聚会的时候，有人费尽周折找到了王老师。他和大家一样，都老了，但精神状态还很好。可惜我远在北京，未能参加。听说，大家在聚会上聊的都是开心的往事，没有人问王老师当年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情，王老师也没有说他当年遇到了什么事情。这么多年，经历了那么多运动，大家都已经懂得什么应当记住、什么应当忘记了。

5，在运动中成长

我们这代人所经历的最大的运动，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命”了。但是，在此之前，还有过许多大大小小的运动，我们似乎就是在运动中长大的。

像“肃反”、“反右”那样的大型运动，我们因为年龄小，没有什么概念。对于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大跃进、大炼钢铁等等，也仅有一点点肤浅的经历。唯独“除四害”还有一些印象，比如每天拿着苍蝇拍守在厕所的粪坑旁边，狂热地见一只打一只，还要把打瘪的苍蝇尸体认真收集起来，交到学校去表功，那活儿想起来真叫人恶心。

还有经常参加的各种游行。比如高唱着“要古巴、要古巴，不——要美国佬!”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等歌曲，支持位于反帝反修前线的古巴人民和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高呼着“越南必胜、美帝必败!”的口号，声援越南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那些热烈的场面，很是激动人心!

还有“学雷锋”。

与当年席卷全国的“学雷锋”热潮相比，如今的“追星族”实在太小儿科了。伟大领袖提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激发了无数青少年的热情。《雷锋日记》是那时最走红的读物，“雷锋语录”是那时最流行的座右铭，“学习雷锋做好事”是那时最普及的活动。就连雷锋的笔迹，也被无数人所模仿。我的日记就改成了雷锋那种笔锋有力的斜体字，足可以假乱真;我还幻想有朝一日自己的日记也能风行世界——当然，我必须做好为了人民利益英勇献身的准备，如此，才能成为雷锋那样的英雄人物!

1965年3月5日我的日记，写的是看过电影《雷锋》之后的感想，完全是模仿雷锋的笔迹。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一些雷锋的经典名句，比如，“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把别人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把同志的愉快看成自己的幸福”;“自己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多么生动，多么温暖，多么感人!

但是，学习雷锋，不是“我在马路边拣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那样容易，也不是看见一个老奶奶就抢着扶她过马路那般简单。

许多人忘记了，雷锋还有一条著名的语录：“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我觉得，这才是雷锋精神的真谛。

尽管当时我们还是涉世未深的中学生，却已经开始争论一些自认为很深刻的问题了。比如，如果那个“老奶奶”是个暗藏的历史反×命，那么，扶她过马路岂不是直接帮助了阶级敌人吗?!如果那枚“一分钱”是美蒋特务投放的细菌武器，那么，把它贸然上交岂不是害了警察叔叔吗?!

阶级斗争的观念永远不能忘，阶级斗争的弦儿永远不能松，这才是我们要向雷锋学习的最重要的地方!

说我们“是在运动中长大的”，也就是说我们“是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长大的”。

事实上“阶级斗争的弦儿”在任何地方都绷得很紧，比如我们学校。

初二的时候，我和班上的两个同学格外要好。一个是梁瑞新，是个性格爽朗的小伙子，因为曾穿着他父亲一双破旧的大号皮棉鞋上学，得了个外号叫“大皮鞋”;还有一位姓孙，只能隐去他的姓名，姑且称其为“孙同学”吧。我们三个脾性相投，亲密无间。

那阵子我和梁瑞新迷上了说相声，还打算在元旦联欢晚会上表演。为了增强演出效果，孙同学特地从家里找来两件黑布长衫。穿上“专业演出服装”的感觉就是不一样，我俩在晚会上发挥超常，赢得相当热烈的掌声。

不料，事后学校的老师和班上的团员多次找我谈话，很严肃地说：你是一个干部子弟，怎么能和孙同学这样的人来往呢?你知道他是什么出身吗?你也不想一想，劳动人民家庭能有那样的长衫吗?你不要中了阶级敌人的糖衣炮弹!

我被说服了。“干部子弟”的光荣称号让我浑身上下顿时充满了神圣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从此不再与孙同学来往。

如果仔细留心，不难发现，每个班都会有那么几个特殊的同学，寡言少语神色抑郁，很少与其他人交往，那大致都是出身有问题的人。上了三年初中，孙同学也变成了那样性格的人，甚至没有参加全班同学的毕业集体照。毕业后不知去向。

初二的时候，为了表现特立独行的个性，我发起成立了一个天文小组，自任组长。这是我父亲为我们小组8名成员所拍的合影，后面的小楼是作家方冰的寓所，再远处就是南山了。后排自左至右是：于明政、庞为平、我、常维琦、梁瑞新，前排自左至右是：张晶、于莲芝，曲桂琴。那正是花季年华，最值得怀念的时代。然而，谁也看不出照片背后阶级斗争的阴影：我曾经的朋友孙同学，本应是小组成员的，但那时我们已经没有往来了。

我的初中毕业证书，颁发于1965年7月20日。由于开展“教育革命”，证书上已经没有成绩表了，看去像是一张奖状。

1965年夏天，我与弟弟光华和妹妹小青在大连劳动公园，前面是正在为我们拍照的父亲的影子。那时，我将上高中，弟弟将上初二，妹妹将上小学五年级。

从小到大，我们所看过的大量电影、报刊、书籍，我们所经历的历次政治运动，都告诉我们一个真理：阶级斗争无处不在。上中学以后，我们参加下乡劳动和参加运动的时间大有增加，不仅有“社教运动”、“四清运动”，还要直接参加诉苦大会、批判大会、公审大会，看到一群一群被批斗的“地、富、反、坏、右”和一批一批被押上汽车游街后送往刑场枪毙的反×命罪犯，让我们感到，美蒋反动派日夜都在梦想反攻大陆、暗藏的阶级敌人时刻都企图复辟翻天，我们只有永远保持革命警惕，与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对他们“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有件事情记忆极深。那天我和几个同学爬上南山打算“探险”。山上有一条日本鬼子当年修筑的水泥坑道，里面曲曲弯弯相当深远，据说贯穿了整个南山;三两个人不敢进去，多叫几个人可以互相壮胆。刚到山顶，突然听见有人大喊：“枪毙人了!”

不知何时，四下冒出来很多看热闹的人，我们跟着往一处山洼跑，那里有一小片空地。正跑着，看见远远开来几辆汽车停在空地旁边，一些戴口罩的解放军战士从车上拖下几个人，接着就听见几声枪响。解放军开过枪立刻上车走了，我们还以为完事了呢。待跑到近处，看见吉普车上又下来一个大檐帽，绕着几个倒在地上的人走了一圈，用“盒子炮”又开了几枪。刑场周围本有一圈战士警戒的，这时全体一起乘上汽车疾速离开了。

山坡上围观的人兴奋地喧嚣着往下跑，我们也跟了下去。那天一共枪毙了4个人，一律五花大绑，俯身倒卧，绳子勒得双手都是黑紫色，身上还挂着牌子。其中3个是刑事犯，据说用的子弹是“炸子儿”，脑袋全打得粉碎，连模样都看不出来了;另一个是“现行反×命”，先是解放军战士用普通子弹打中后颈，当时没断气，那大檐帽在他脑袋上又补了3枪。

行刑者做事很规范，死人的脑袋刚好倒在事先挖好的土坑里，鲜血充盈，还冒着热气。有内行的人当场介绍说，看上去“炸子儿”打得挺惨，其实是一枪毙命，没什么痛苦;那“反×命”就不同了。虽说落了个全尸，却得多挨几枪，这是成心让他多难受一会呢!

“内行”的话也未必全对。说话间开来一辆救护车，下来几个戴口罩的“白大褂”，把“反×命”的尸体搬上车运走了。那“内行”赶紧纠正：看来这全尸还有其他用途，没准儿是给医学院的学生解剖练手去了。

这时刑场上的官方人员已经全部撤走，看热闹的人熙熙攘攘，有些不知好歹的孩子搬起石头乱扔，砸得那些残缺的脑袋嘭嘭作响……

连着几天我都吃不下饭，想起刑场上白花花四溅的脑浆和血肉模糊的骨头碎渣就恶心要吐。我的思绪混乱，甚至出现一些古怪的念头。比如，尽管入伍当兵是我们许多人的最高理想，但是如果充当这种枪毙人的角色，我是否能够承受?万一有一天出现在枪口下的居然是最终成了阶级敌人的孙同学，我是否还有勇气扣动扳机?

但是，又想到我们一直被教育说，“帝修反”一旦得逞，将使千百万劳动人民人头落地，我这才看了4个人头就深受刺激经受不了，要是真有千百万人头如此“落地”，那该是何等恐怖的场面!阶级斗争是残酷的生死较量，不是消灭敌人，就是被敌人消灭，怎能容得丝毫的胆怯和退缩!

看来我还是思想太软弱、意志不坚定，需要加强思想改造，稳固革命意志，否则，不足以具备担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资格。

那天看热闹的人群中，有不少年龄与我相仿的孩子，我不知道事后他们会有些什么感想。尤其是那些扔石头砸尸体的孩子，究竟是出于发自内心的无产阶级仇恨，还是不由自主流露出来的残忍兽性本能，我也无法明白。不过，有一点应当不会猜错，在不久以后爆发的“文化大×命”中，这些孩子一定是冲锋在前的“革命小将”;尽管他们面对的已不再是冷冰冰的尸体，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但“你死我活”的战斗精神将激励他们勇敢冲杀，毫不手软!

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我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只是我那软弱的性格和动摇的思想严重影响了我的表现，始终未能真正彻底地做到“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从孩子变为成人，每个人都经历了更多的事情。以我自己为例，在陕北高原插队的时候，遭遇的是能否生存的严峻考验，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几乎荡然无存;后来到了铁路，依然是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但是随着生活状况的改善，阶级斗争的意识又逐渐开始抬头了……这些起起落落的思想转换过程，是在无形之中悄然发生的，自己似乎并没有觉察。而这次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大学，实际上是再一次走向阶级斗争的最前沿，遇到的是更为复杂的形势，我不知道在剩下的日子里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自己又将产生什么样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