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网络上“一人连续仲裁5家公司被认定劳动碰瓷”的新闻到处传播着。

这个“劳动碰瓷”大概是中国人的又一个“重大发明”吧。

之前有“恶意讨薪”的说法，甚至有人大代表建议把这种行为入刑;而现在则又产生了“劳动碰瓷”的新词。

劳动者提供了自己的劳动，按照契约要求支付约定的工资，这种行为是恶意?那违反约定不支付劳动者报酬的违法行为是善意?

企业雇佣员工应该按照法规要求与劳动者签订合同，这本来是必须做好的事情。如果绝大多数企业都遵纪守法，正常签订劳动合同、足额缴纳社保、按时发放工资，怎么会有投机分子利用企业违法行为来谋取个人利益的空间和机会?

现在最荒唐的是，竟然把破坏市场规则的违法行为当作正常做法来维护，而把劳动者维护自己正常权益的做法当作恶劣行为来谴责。在十字路口的交通规则是绿灯行、红灯停，但因为闯红灯的行人多了，就反过来要去责罚那些合规通行的车辆?

事实上，所谓“劳动碰瓷”的争议，所反映的是劳动关系中对劳动者正当权益的普遍性忽视。

当我们聚焦个别劳动者“连续仲裁”的行为时，更该追问的是：

为什么会有多家企业接连存在“未签合同”“欠薪”“未缴社保”等合规漏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订立的，企业需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工资;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的，劳动者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经济补偿。这些条款本是保护劳动者基本权益的“底线规定”，如今却被某些声音扭曲为“碰瓷工具”，仿佛企业的合规义务成了“负担”，劳动者的法定诉求成了“恶意”。

更值得警惕的是，“恶意讨薪”“劳动碰瓷”这类标签的流行，正在悄悄转移劳动关系矛盾的焦点。近年来，各地劳动监察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欠薪、未签合同、社保断缴等企业违法案例仍占劳动纠纷的主流。

以2023年某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统计为例，在受理的案件中，企业因未履行法定义务引发的纠纷占比超过65%，而被认定为“劳动者恶意主张权益”的案例不足3%。可现实中，当劳动者通过仲裁、诉讼等合法途径维权时，却常被贴上“麻烦制造者”的标签;

反观部分企业长期违法却未受重罚，甚至以“经营困难”“行业惯例”为由搪塞责任，这种“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现状，才是催生个别“投机维权”行为的根源。

更荒唐的是，某些舆论对“劳动碰瓷”的过度渲染，正在模糊“维权”与“碰瓷”的法律边界。法律层面从未将“多次仲裁”等同于“碰瓷”，判断是否构成“恶意”，关键在于劳动者的主张是否有事实依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比如，若劳动者故意隐瞒就业经历、伪造劳动关系证明以骗取赔偿，这类行为确实涉嫌违法，理应受到法律规制;但如果劳动者是基于企业真实的违法事实，通过合法程序主张权益，即便涉及多家企业，也属于正常维权范畴，不应被随意污名化。

可如今，部分声音却将“多次维权”直接等同于“碰瓷”，甚至呼吁通过立法限制劳动者的仲裁权利，这种做法无疑是在削弱劳动者的维权底气，变相纵容企业的违法行为。

从“恶意讨薪”到“劳动碰瓷”，两个标签的先后出现，背后折射的是劳动关系中话语权的失衡。在资本与劳动者的博弈中，劳动者本就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合法维权往往需要付出时间、精力甚至经济成本。当企业的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纠正，当劳动者的合理诉求得不到有效回应，个别极端维权行为或许不值得提倡，但更该重视的、应该被被批判的，是那些漠视劳动者权益、破坏市场规则的企业，是那些为违法企业“站台”、污名化劳动者的舆论倾向。

说到底，解决所谓“劳动碰瓷”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限制劳动者的维权权利，而在于构建“企业合规优先、权益保障到位”的劳动关系生态。一方面，监管部门应加大对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提高违法成本——比如对多次出现欠薪、未签合同的企业纳入失信名单，限制其经营活动;另一方面，应进一步简化劳动者的维权流程，降低维权成本，比如推广“线上仲裁”“一裁终局”等机制，让劳动者的合法诉求能快速得到回应。同时，舆论也应保持理性，避免被个别案例带偏，既不纵容真正的“恶意碰瓷”，也不抹黑正常的维权行为，让“企业守法、劳动者维权、社会监督”的良性循环成为常态。

毕竟，一个健康的劳动关系，不该是“企业怕维权”“劳动者怕碰瓷”的对立状态，而应是“企业守规矩、劳动者有保障”的共赢格局。当所有企业都能自觉遵守法律规定，当劳动者的每一份付出都能得到尊重与回报，所谓“劳动碰瓷”自然会失去生存的土壤，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