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学员纪事】十八,扫荡小流氓,食堂打群架
十八,扫荡小流氓,食堂打群架
1,扫荡小流氓
“文X”已经进行了好几年,各种运动一个接一个,政治口号喊得震天响,可社会秩序却似乎越来越糟糕。最典型的现象,就是街头巷尾经常聚集着一些游手好闲的青少年,整天叼着烟卷嬉笑打斗,要么向路人寻衅滋事,要么调戏青年妇女。这些不务正业的小子,曾经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叫“社会闲散人员”,人们则习惯称之为“小流氓”。
让人奇怪的是,按道理适龄青年如果不能招工或参军,就应当统统下乡插队,不知这些小流氓有什么道行,居然能够滞留城市扰乱社会,实属害群之马。而有关部门似乎也缺乏有效的治理措施,只能定期“严打”一下,灭灭小流氓的气焰。说来这些家伙的行为还够不上犯罪判刑的资格,顶多抓起来关上几天;一旦得以释放,反而更加嚣张,把进看守所“蹲笆篱子”当成了一种特殊的荣耀。
铁道学院作为大学校区,本应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居然也经常受到小流氓的骚扰。他们竟敢进入校园捣乱,白天会冒充学生混入操场或体育器械区,假装锻炼身体,嬉皮笑脸地挑逗女生;晚上则聚集在对面的小树林里,冲着女生宿舍的窗户尖声怪叫、大唱黄色歌曲,让人忍无可忍。
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保安”,我们学校的“警卫力量”,只是两名看大门的老头。所幸小流氓们从来不屑从大门进入,给两位老人家省了不少麻烦。那帮家伙的主要路径,是从南面直接翻墙进来。学生会特地组织了护校队,双方曾经遭遇几次,打得他们落荒而逃。不过这样一来反而激怒了对方,召集了更多的团伙,骚扰得更加厉害。
工农兵学员是何等角色,怎能受这些地痞流氓的窝囊气!学生会的头头们向来最擅长组织各种大规模行动,对付这些社会渣滓自有高招。经过周密策划,部署了一起“重点围剿战役”。
我们学校的礼堂常在周末放映电影,除了样板戏和“新闻简报”,不时也会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新老电影。那时放映露天电影的地方很多,但像我们学校这样有正规室内礼堂的还算比较难得,难免招来不少外人。
放映电影本来就是免费的,所以虽然有人把门,却并没有行之有效的验票制度,这就给小流氓提供了可乘之机,每次都会混进来不少。这些家伙借助黑暗的掩护,出怪声、吹口哨、抽烟嬉闹、大声喧哗……尤其是散场时的秩序最混乱,经常有人要么对女生污言秽语动手动脚,要么向男生寻衅打架,实在可恨之极!学生会曾经试图采取各种措施予以整顿,但是礼堂的场地太大观众太多,工农兵学员自己又天性散漫不能很好配合,因此收效甚微。
但是,这种情况不会再持续下去了。
为了麻痹那些小流氓,学生会并不急于动手。连续两次放电影,都有意放松管理,让他们撒着欢地折腾。直到计划中的那个星期六晚上,终于展开“收网行动”。
当大批观众涌入礼堂后,电灯熄灭,开始放映《新闻简报》。此时小流氓们刚刚就座,还没来得及开始闹腾呢,突然电灯大亮,学生会的一位头头拿着麦克风走上舞台,大声宣布:“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今天我们要进行一次清场,打扫打扫灰尘!请大家注意秩序,按顺序退场!”
这时人们才发现,礼堂所有的侧门都被锁上了,而大门的进口已经有许多手持棍棒的人员把守,各班的班长们也在现场,以便辨认本班同学。由于全校同学都已在事先得到通知,因此场面相当稳定,按部就班陆续出门,以免小流氓乘乱逃跑。
这次行动相当成功,截留了一大批校外人员。经过仔细甄别,放走了一些正常前来看电影的居民,剩下的就是将要处置的目标了。其实那些小流氓很好辨认,尽管他们与工农兵学员年龄相仿,一般都是二十郎当岁的模样,但是站没站相、坐没坐相,眼神不正、油腔滑调,更有一些家伙发型怪异服装新奇,绝对“鹤立鸡群”特征明显。
筛选之后,大约留下二三十人。学生会的头头很有“对敌斗争经验”,下令对空荡荡的礼堂再进行一次全面搜索,结果真的抓住了两名藏在后台幕布里面的“漏网之鱼”。
这些家伙统统被押到主楼的一间教室里,接受进一步的审问。后来我去看了一会儿热闹。主审的是学生会一位主要头头,是七二级学员,典型的东北大汉,两道扫帚般的浓眉,胡茬铁青的大腮帮子,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小流氓在他面前,恰似小鬼见阎王。他的审讯方式也很特殊:被审者脸朝下“五体投地”趴着,背上扣着一把椅子,犹如一只被叉住的王八,无法挣扎。“阎王”则姿势闲散地坐在椅子上,攥着一柄扫地的笤帚,开腔之前先抡圆扫帚狠抽一顿那“小鬼”的屁股,打得对方鬼哭狼嚎。他则俯身轻柔地问道:“小子,服吗?”“小鬼”赶紧回答:“服啦!我服啦!”声音稍微小一点,屁股上立即又是一阵狠抽。
要说这位“阎王”的体力确实了得,二三十个屁股逐一狠抽一遍,居然面不改色心不跳,让人佩服。
不料,这次行动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造成局势进一步恶化。那些家伙后来被递解给市里的工人民兵指挥部,毕竟没什么太大罪过,没过多久又被放出来了。他们立刻就对我们展开报复。
那天中午,有许多同学在吃午饭的时候遭到砖头瓦块的袭击,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小流氓们选择的是开饭即将结束的当口,埋伏在隔开校区与食堂的那条小马路两边,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那个时段从食堂出来的同学已经不多,面对袭击毫无还手之力,只能逃回食堂躲避。待到有胆大的同学冲破封锁奔回主校区召集人马赶来救援,小流氓们早已经逃之夭夭了。
隔了一天,又有同学竟在学校的大门口遇袭。我和许多同学听到消息立即赶去,看到受害者居然是一直与我相伴去星海公园游泳的方岩。据方岩叙述,他原是要独自乘电车去市里的,没想到出校门没走几步就飞过来一块砖头,擦着额头过去,所幸只打掉了眼镜,若是再正一些,非拍个满脸开花不可。
学生会的头头得知消息,不禁大怒,立即下令召集人员组织反击。这次的行动又有不同,参加者一律头戴柳条安全帽,手持棍棒梭镖,臂戴“工人民兵”的红袖章——我们学校本来就有自己的民兵机构,从“工农兵学员”转换为“工人民兵”,只需一眨眼的工夫。
采取如此措施,显然有许多用意。一方面,表示我们不再求助市里的民兵,而要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另一方面,要表明我们是合法组织所采取的合法行动,以加强震慑力;同时,也要力图显示工农兵学员的战斗力,要打出气势打出威风来!
上次审讯小流氓的时候,学生会的头头做了一件相当英明的事情:让每个被审者都留下姓名和住址,并让他们相互印证核实。当然其中肯定有说假话的,但绝大多数小流氓在严刑逼供之下吓昏了头,只有老老实实交待。这样,就使我们的行动具有相当明确的目标。
从“文革”初期大规模武斗逐渐结束以后,周边的居民大概很久没有看到这么多装备齐全的武装人员突然出现,以摧枯拉朽之势挨家逐户进行清剿的行动了。那些小流氓平时寻衅滋事为非作歹,得罪了不少街坊邻居,这次遭到迎头痛击,让许多围观者拍手称快。
当市里民兵指挥部的人得知消息赶来的时候,清剿已经接近尾声。他们只有被迫接收了那些吓得半死的小流氓们,而且还不得不捏着鼻子认可我们的行动好得很,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小流氓们的威风!
这次行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学校周边的小流氓大伤元气,轻易不敢再有不轨行为了。而铁道学院的工农兵学员也因此而名声大噪。
名声大噪并非好事情,市里的很多流氓对铁道学院大感兴趣,颇有跃跃欲试一争高下的劲头,以致我们在上街的时候往往不敢佩戴校徽,免得无事生非招惹事端。
那时候大连的小流氓相当猖獗,即便再三小心提防,也会有躲不过逃不掉的时候。有一次我和陈益丰去五四广场旁边的红星电影院看电影,就差点儿陷入险境。
那天放映的是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之波》,我俩背后坐了一排不三不四的小伙子,抽烟聊天嗑瓜子,每当影片的女主人公安娜出现,便兴奋得大呼小叫猛踹前面的椅背,震得我俩浑身乱颤。也怪益丰耐力不够,忍不住回头说了句:“轻点行吗?”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几个小子嘴巴贴着我俩的后脑勺狂叫乱骂:“你他妈的管着嘛!”“看你飙样儿,找死啊!”
大连话的“飙子”等同于北京话的“傻逼”,“飙样儿”自然就是“傻逼模样”的意思。我俩见势头不妙,丝毫不敢还嘴。幸好这时安娜俊俏的脸庞又在银幕上出现了,那几个小子兴奋得狂吹口哨,我俩乘机悄悄俯下身子,赶紧往外出溜。不料,刚出放映大厅,迎面就撞上了那几个小子。他们的动作比我们更快,已经在这里等着了。
大连人做事从来没废话,能用拳头绝不用舌头。他们上手就揪脖领子,连推带搡往影院外面拽,我们只有全力抵挡拼命挣扎,死活不能出去。影院里面好歹聚集了不少看热闹的人,他们一时不敢公然打人,而到了外面就麻烦了,一顿臭揍万不可免。如此险情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当时已经完全陷入绝望;体型瘦小的益丰更是完全丧失了招架的能力,眼看就要被拉出大门。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响起一个不慌不忙的声音:“想造反啊?!”
那是一个中等个头身材敦实的男子,两手揣在裤兜里,镇静地看着我们。不知为什么,那几个小子像是老鼠见了猫,立刻就老实了,赔着笑脸连说:“没事……我们闹着玩呢!”
那男子突然出手,瞬间揪住了两个小子的衣领,一声断喝:“上楼!”
几个小子居然乖乖地跟在后面走了。我们不敢贸然离开,也随着上了二楼,原来那里是一个工人民兵指挥部,几个小子都知道那男子是指挥部的人,难怪如此听话。
不知那些家伙后来是被如何处置的。那男子询问了我们几句,听说我俩是铁道学院的学生,很有些吃惊:“铁道学院厉害呀,咋会怕几个小逼崽子呢?!”听那语气中,大有鄙夷的味道。
说来奇怪,工农兵学员与小流氓似乎是命定的天敌,争斗不断;而工农兵学员与工人民兵本属“一根藤上的瓜”,本应“相亲相爱”才对,却偏偏也是多有龃龉。在他们眼里,工农兵学员的地位似乎等同于小流氓,同样是无法容忍的异端。上篇文章所说的“大闹市政府”的重大事件,就是因为与工人民兵的矛盾而引起的。我和益丰很幸运,若是在那次事件之后遭遇与小流氓发生冲突的事情,那位男子才不会出手管我们的闲事呢。
2,食堂打群架
国庆节过后,关于大连铁道学院恢复由铁道部领导的事情,终于落实。
1975年10月13日,星期一。
今天上午全院开大会,由部里来人宣读“关于改变铁路高等院校体制的决定”,然后由部高教处张处长讲话。此事极重大,从此铁院便将是又一番天地了。
对于大连铁道学院来说,这是一次重大的命运转折;而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七二级的老同学走了,七五级的新同学来了,校园里的生活仍在继续。
不过,我们七三级的地位有所上升。七二级一毕业,我们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大”,应当像当初的七二级那样,成为铁道学院的中流砥柱。
可事实并非如此。
七四级的学生与我们不同,他们都是“推荐”入学的,不像我们七三级,大多经历过1973年那种文化考试。尽管他们的年龄普遍比我们小,原先的资历比我们浅,文化基础比我们差,却从来都没有把我们看作应当受到必要尊敬的“大哥哥大姐姐”。他们天生就有逆反心理,没有敬崇任何“权威”的习惯;而我们也看不惯他们那种既蛮横又无知的模样,因此言语间时常流露出一丝鄙夷。如此难免经常发生摩擦。而七五级的新生刚刚进校,还处于有待适应的阶段,暂时未能搅入前两级学生的矛盾之中,否则形势将会更加复杂。
当然,所谓“两级学生之间的矛盾”,只是笼统而言。就具体的个人关系来说,相处得还算正常。比如我们美工组的成员就包括了两级的同学,大家的关系都是很不错的。但是,在整体的层面上,七三级与七四级似乎经常处于相互抵制的状态,让人厌烦。
没有想到的是,两级学生之间最大的一次武力冲突,竟会涉及我们班。
1975年12月20日,星期六。
今天上午去换输油管道,中午回校吃饭。因七四届一些人不排队买饭为导火线,我们两个班大打一仗,也许是铁院有史以来最大一次学员间武斗吧。打伤我班王胖一名。
事情的起因并不复杂,但后来的过程却惊心动魄。
因为打饭不排队而引发的口角,经常在食堂发生。那天我们在外面劳动回来,本来就又累又饿,看见前面的人不断“夹三”,由三五个人发展到了一二十个,十分愤怒,难免出言指责。对方仗着人多,不仅出口辱骂,还动手动脚,突然之间,就变成了拳脚相加。
我们宿舍的金文华排在前面,个子高最惹眼,被好几个人围殴。我本来排在后边,见状忙喊:“不许打人!”不料立刻也招来一群人,七手八脚地乱打。我毫无还手的能力,只能抱着脑袋护住眼镜,听得背上扑通扑通地一阵密集的拳头声。
好不容易觉得拳声稀疏了一些,抬头一看,大部分人已经散去,参加正在食堂其他角落里激烈进行的打斗,只有一个矮个子家伙,还在抡着两只小拳头擂鼓般的乱捶。那小子本来与我认识,平时见面还会打招呼的,现在居然也来凑热闹占便宜!我怒喝一声:“你小子混蛋!”他这才发现同伙都已散去,只剩下我俩一对一了,立马慌神,转身就想溜走。我迎面就是一拳,他不敢还手,捂着鼻子跌跌撞撞地逃走了。
我环顾四周查看形势,发现我方大为吃亏。因为在场的主要是我们宿舍的几个人,而对方却几乎是全专业的男生倾巢出动,所以至少是五六个对一个,我方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只有陈益丰例外,大概是他过于瘦小,对方不屑一打。他只能立在人圈外面,紧紧抱着自己那顶宝贵的棉帽子,嘴里念念叨叨:“别打啦,别打啦……”大家打得正酣,没人理他。
好在形势很快得以逆转,我们班的同学得到消息,立刻赶来支援;食堂里其他七三级的同学也开始出手相助。这下可真热闹了,打得昏天黑地一片狼藉。
突然之间出了大事。就在对方即将落败的时候,一个大个子急眼了,抄起一张长条凳胡抡一气,我方躲闪不及,王小寒被击中头部,血流满面负伤倒地。对方见闯了大祸,趁我们抢救王小寒的机会,纷纷溜走了。
这一下,几乎整个七三级锻压专业的同学全都炸窝了。大家撸胳膊抄棍子,气势汹汹地冲到对方所在的宿舍区,挨个踹开房门,只要是与抡凳子那小子同班的人,见一个打一个。
凡是喜欢聚众闹事的人,最怕落单,所以那些在食堂里闹得最欢的人,没一个胆敢还手,只有老实挨打。不还手要算明智,顶多挨上三两棍子;若是还手就麻烦了,许多人已经打红了眼,如果有人反抗,非出人命不可!
对方也有几个机灵鬼,乘乱逃到女生宿舍去了。我们得到举报,立即追击。平心而论,那些女生远比男生英勇,拦住房门,拼死不让我们进去;即便明明看见那逃命的家伙钻不进床底屁股还露在外面,她们硬要声称“没人”!倒是那些男生贪生怕死,不管如何辱骂,就是宁当缩头乌龟也绝不敢出来应战。
这次事件,已经完全失控。如果我们班的王小寒有个三长两短,前景难以设想。幸亏他身体强壮,经医生诊断,除了轻微脑震荡,尚无大碍。但我们仍不肯罢休,因为抡板凳的那小子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始终没找到。
1975年12月25日,星期四。
全班在我们同学的压力下,召开班委会、团支部、党小组会议,讨论了前一阵的打架事件,一致认为不能让步,决定由班委会、团支部出面,解决此事。
我们班的同学,也许是南方人较多的缘故,平时比较软弱;不像有些班级,团结得铁板一块,没人敢惹。但是这一次不同了,全班上下包括所有女生,都是义愤填膺,决定由班级出面,通告系里以及作为校方领导的工作组,要求只有一个:严惩凶手,必须交司法机关法办!
入学两年多,我们班还从来没有这样团结过。元旦召开全校联欢会,我们班的节目是大合唱,曲目是由我作词、陈益丰作曲的《开门办学是方向》,由陈益丰担任指挥。这是我们班参加群体活动人数最多的一次,全班35个人,无一缺席。王小寒个子高,站在最后一排的中间,相当惹眼,因为他的头上还缠着白纱绷带呢!那天大家唱得十分激昂,歌声震天,引发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事后,还有许多班级的文娱委员找来索要曲谱呢!
那段时间,校内形势十分紧张。我们对校方毫不通融,还在其他班级的协助下,加强监查,防止“打人凶手”逃出学校。
工作组的领导比我们狡猾,虚与委蛇应付拖延,只求熬到寒假来临人心涣散,事情自然不了了之。后来我们听说,校方其实早已把那“凶手”暗暗放走了,我们没了目标,自然也就慢慢泄气了。
我们还听说,那小子的父亲是东北某铁路局的公安处长。巧的是,王小寒的父亲也是铁道部某直属单位的领导,所以有人说,这次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打了自家人。这话让我们感到很不舒服,因为那小子出手何其凶狠,完全是一副六亲不认的模样,哪里像是什么“自家人”!
顺便说说,王小寒在我们班也是个特殊人物,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什么组织也不参加。我们班35个人,除了党员就是团员,仅有他一个“群众”。这样一来很是麻烦,因为那时传达上级文件或指示,都要按照先党员、后团员、最后才是“革命群众”的顺序,所以每逢召开与政治问题有关的会议,全班只有他一个人需要回避。他对此倒很坦然,乐得回宿舍看书,班上的领导们却受不了了。党小组要求团支部,一定要尽快发展王小寒入团,以实现“全班同学一片红”。没想到,王小寒就是不给这个面子,宁可独自当“白丁”,这让团支部也无可奈何。
其实,他性格虽犟,脾气却很温和,属于少言寡语淡然处世的那种人。毕业以后我回宝鸡他回咸阳,两地相距不远,我经常在休息日坐火车去他家蹭饭吃,他还曾给予我其他很多帮助。过了几年,我俩先后调回北京,仍保持经常联系,应算是毕业后交往较多、时间较长的同学了。不过,有段时间没打电话,后来就再也打不通了,让人有些凶多吉少的不祥预感。再后来,有同学说,王小寒已经因病去世了。

1975年6月参观沈阳故宫时部分同学合影,是我保留的除毕业照以外唯一有王小寒在内的照片。左起:王小寒、金文华、我、艾传刚、孔庆文、李明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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