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革命斗争的策略问题，是决定我们事业成败的关键。要正确规定斗争的方向与道路，就必须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清醒认识美国社会中交织叠加、不断激化的矛盾，总结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运动挫折的教训，并在新冠疫情、医疗垄断、**泛滥、底层沉沦、中产阶级崩塌、内外政策全面反动化等一系列骇人景象中，把握革命的现实可能与必然方向。倘若不能从这些活生生的、流血的现实教育中提炼出真理，革命的策略错了，即便革命者再怎么有满腔热情与坚定信念，也难免重蹈覆辙，使劳动阶级的鲜血再度白流。

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至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的最高与最后阶段，其形态具有前所未有的特殊性、腐朽性与反动性。它不仅是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融合，更是金融垄断资本、军事-工业复合体、科技寡头与医药巨头的罪恶同盟。它不仅通过剩余价值剥削本国无产阶级，更通过美元霸权、知识产权垄断、医疗健康商品化乃至**合法化，对国内外劳动者进行着从肉体到精神、从生前到死后的全方位榨取。它不仅制造阶级对立，还系统性地利用种族、性别、移民身份、地域差异，并辅以两党制民主的精致骗局和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的文化鸦片，来瓦解阶级团结，麻痹人民意志。因此，美国的革命策略，绝不能是任何历史经验的机械照搬，而必须是深深扎根于美利坚这片资本主义极度发达、人民生活危机四伏、同时又充满反抗火种的土壤中的、具体而生动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它必须直面这个时代强加于美国无产阶级的一切新苦难与新考验。

首先，我们必须从之前的那场席卷全球、却在美国酿成最大人间悲剧的新冠疫情谈起。疫情如一面照妖镜，照出了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一切最丑恶、最残忍的本质。它绝非单纯的公共卫生事件，而是一场深刻的阶级与种族压迫的公开处刑。数据显示，在纽约这座“震中”之城，以非洲裔、拉美裔人口为主的低收入社区的新冠病亡率，普遍远高于以白人为主的富裕社区。在法罗卡韦这样的少数族裔社区，每十万人中有444人死亡，而在曼哈顿的以白人为主的富裕社区——格拉默西公园，这个数字是31，两者相差近15倍。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活生生的阶级压迫：黑人、拉丁裔工人等有更高比例从事无法远程工作的“必需行业”，被迫暴露于病毒之下;他们更可能生活在拥挤的住房，无法保持社交距离;他们由于医疗资源分配的历史性不平等而更多地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因而更容易死于新冠感染;贫穷使其更难获得足够与及时的医疗资源;同时，感染新冠造成的失业，也是他们相对于富裕人群，更难以承受的后果。疫情中，养老院成为死亡工厂，老年人被系统性牺牲，以保全医院的床位与资本运营的“效率”。而联邦政府数万亿美元的所谓救济资金，只不过如同在溃堤的蚁穴旁倒下了一桶水，虽然短暂缓解了部分最严峻的贫困，甚至出人意料地在短期内略微缩小了种族间的经济差距，但这恰恰证明了，并非没有资源，而是资源被谁掌控、为谁服务的问题。一旦危机稍有缓和，资本逻辑立刻反扑，救济中断，裁员开始，一切“改善”烟消云散，留下的只有更深的鸿沟和更广泛的绝望。新冠疫情彻底撕下了我们这座所谓的“人权灯塔”的虚伪面纱，它宣告：在垄断资本眼中，工人阶级的生命，不过是可计算的成本、可牺牲的耗材。这场屠杀式的疫情，教育了数百万美国人民，让他们看清了所谓“民主制度”在生死关头对普通劳动者的冷漠与背叛。

与疫情悲剧紧密相连、且更为本质的，是医疗体系的彻底垄断与反人性化。我们美国的医疗，早已不再是，或许从来不曾是救死扶伤的事业，而只是资本增殖最贪婪、最无耻的领域之一。这个体系的设计目标，究竟是为资本增殖还是为生命延续?答案就清清楚楚地写在每一张天价账单上。制药巨头们，如辉瑞、强生、默沙东，在疫情期间营收激增，辉瑞在2021年度，净利润的增长达到了140%，其中疫苗收入占比52.44%，可谓吃尽了疫情红利。但普通民众却因无法支付高额治疗费用而深受其害。这种“疫情经济”的畸形繁荣，是喝人血馒头的繁荣。医疗资本通过兼并收购，牢牢地把控着医疗服务和药品的定价权。即便在医疗资本内部，也上演着残酷的淘汰，传统药企因专利悬崖和政策压力导致市值暴跌，而新的垄断者凭借新药迅速崛起，但这不过是华尔街赌桌边的筹码转移，与人民的健康福祉毫无关系。任何企图有限降低药价，降低人民医疗成本的尝试，都将受到为了维持暴利而建立起的由医药-保险-医院复合体组成的坚不可摧的寻租联盟的敌对，在这里，政府与资本早已沆瀣一气。其结果是，美国人均医疗支出超1.1万美元，冠绝全球，人均预期寿命却在发达国家中垫底。近3000万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必须在“吃饭、支付房租和看病”之间做出残酷选择。更有甚者，当局为了削减开支，竟大幅裁减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员工，削弱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食品药品管理局等核心机构的职能。这意味着，对资本利润的守护，远重于对人民生命的守护。公共卫生不是开支，是生存投资，但在垄断资本看来，为了资本增殖，这是可以削减的“成本”。这种将健康权彻底商品化、将生命价值置于资本增值之下的体系，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被革命摧毁的毒瘤。

疫情与医疗剥削的双重打击，与另一种更为隐蔽、却同样致命的资本主义病症——**泛滥与“绝望之死”——交织在一起，共同肢解着美国劳动者的肉体和精神。由于制药公司的利益驱动和政治游说，芬太尼等阿片类药物在美国整个医疗体系中泛滥，它们将成瘾性药物包装成“解决方案”推向市场，使无数劳动者陷入**成瘾、劳动力丧失、失业、死亡的螺旋深渊。医疗资本直接促进成瘾性药物滥用，进而加重**问题。而**贸易，无论是非法的街头**，还是“合法”的处方药滥用，都已成为资本主义维持其统治的支柱之一，它既是一种利润惊人的生意，也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控制工具，让无产阶级在浑噩中失去反抗的意志。**问题，其更深层更本质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对工人阶级生活希望的扼杀，这种扼杀同时直接导致“绝望之死”的普遍存在。诺贝尔奖得主安格斯·迪顿所指出的“绝望之死”，包括药物过量、酒精性肝病和自杀，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已夺去超过七十万人的生命。这是偶发的个人悲剧吗?显然不是!这是系统性的阶级屠杀!随着产业转移、自动化、信息化、资本脱实向虚、工会力量衰落，好工作日益稀缺，而实际工资增长停滞甚至下降，传统的工人阶级社区、婚姻、教堂等维系生活的制度逐渐瓦解。对于缺乏高等教育的白人、黑人、拉丁裔劳动者而言，他们面临的不是“美国梦”，而是“绝望的资本主义瘟疫”。他们“绝望之死”的风险远高于受高等教育者。这不是健康问题，而是政治经济学问题，是阶级地位彻底边缘化、人生意义被资本榨干后的必然结果。资本在实体层面剥削他们的劳动，在精神层面用**麻醉他们的痛苦，消灭其反抗意志与反抗能力，令其颓废，让其绝望，而劳动者们一旦沦为社会底层，便进入了人生倒计时，最后在统计报表上成为“过剩人口”和“社会成本”一笔勾销。

那些在“绝望”的泥潭中滑落得更深、更彻底的人们，构成了大都市街头触目惊心的流浪汉大军。他们是从生产领域被永久抛出的产业后备军，是债务、疾病、**(药品)成瘾和破碎家庭的最终产物。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对他们而言，只有破坏，没有创造。他们蜷缩在纸板箱和帐篷里，与繁华的金融区或许仅一街之隔，形成了帝国主义心脏地带最刺眼的伤疤。资产阶级国家对待他们的方式，不是提供住房与康复，而是要么加强警力、清理营地、将他们塞进同样利润丰厚的监狱工业复合体，要么表演作秀式的慈善。流浪汉问题，是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活标本，它宣告了资本主义社会契约的彻底破产——这个制度不仅无法许诺一个光明的未来，甚至无法保障最基本的生存尊严。它也是对我们革命策略的尖锐提问：如何将这部分最边缘、最困苦，有时也最具有自发破坏性的兄弟姐妹，组织到自觉的革命队伍中来?这要求我们的工作必须深入最底层，将生存权的斗争与政治权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

就在底层沉沦的同时，曾被资产阶级寄予厚望、作为社会稳定器的所谓“中产阶级”，也正经历着阶级崩塌与“高斩杀线”的威胁。这个主要由专业管理阶层、中小技术雇员、普通文化工作者等构成的阶层，其生活境遇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无产阶级化。他们往往背负着高昂的学生贷款、医疗债务和住房成本，工作看似体面却极度不稳定，裁员失业的幽灵时刻威胁着他们的生活。他们过去的储蓄和房产在一次次经济危机和新冠疫情中缩水，而上升通道也几乎封闭。历史学家所指出的美国社会三层结构——工人阶级、专业管理阶层和真正掌控生产资料的富人阶层——中，专业管理阶层正日益感受到来自上下两方面的挤压。他们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例如在文化价值观、管理关系上)往往会被垄断资产阶级巧妙利用，但其经济地位下滑的趋势，使得其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与工人阶级感受共同的物质和精神痛苦。中产阶级的普遍性的阶级跌落甚至因而导致的失业、**成瘾、家庭破裂、疾病、无家可归等一系列直通死亡的螺旋，正是马克思所预言的中等阶层部分不断落入无产阶级队伍的过程在当代美国的鲜明体现。这个阶层的动摇、分化和左转，是革命力量增长的重要源泉。我们的策略，必须善于揭示他们与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打破资产阶级用“身份政治”、“文化战争”在他们与产业工人之间设立的虚假壁垒，将他们当中具有觉悟的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争取到革命一边来。

国内危机如此深重，垄断资产阶级的对内统治便愈发依赖两党制的政治闹剧和赤裸裸的阶级斗争。驴象两党，看似势同水火，实则是垄断资本操纵国家机器的左右手。2024年大选耗资超过159亿美元，创下历史纪录，亿万富豪们公开站队，马斯克、贝索斯等人支持特朗普，比尔·盖茨等人支持哈里斯，但这不过是不同资本集团间的利益再分配游戏。两党争斗愈激烈，社会撕裂愈严重，便愈能掩盖阶级矛盾的本质。特朗普代表的民粹右翼，煽动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对“专业管理阶层”价值观的文化反叛，成功吸引了部分对现状愤怒、却又找不到正确出路的白人工人阶级选民。而民主党则高举“进步主义”身份政治旗帜，试图维持其对少数族裔、知识阶层和部分城市选民的影响力。两者的争斗，将政治议题从财富分配、医疗公有制、反战等根本问题上引开，引入文化符号的虚空战场。而当统治遇到危机时，资产阶级国家便会毫不犹豫地展现其专政本质，无论是国会山的骚乱、对罢工运动的镇压、对非法移民地暴力驱逐，都表明其“民主”外衣的脆弱性。我们的策略，必须无情揭露两党制的阶级本质，绝不做任何一派的尾巴。我们要利用一切合法讲坛揭露他们，但绝不能寄希望于通过选举改变根本制度。我们要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只有打破这两党垄断的政治铁幕，建立工人阶级独立的政治权力，才是唯一出路。

对内压迫必然伴随对外侵略与转嫁矛盾。近年来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便是典型表现。美国政府声称加征关税可以“让制造业再次伟大”，这不过是欺骗选民的幻梦。制造业空心化是美国资本为追求全球最高利润、主动进行产业转移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内在规律使然。关税壁垒提高的只是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和制造业的原材料成本，根本无法逆转产业空心化与全球分工的趋势。这场贸易战，一方面暴露了帝国主义面对新兴力量崛起时的焦虑与霸道，另一方面也是其转嫁危机、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手段。目的是将国内工人阶级因资本脱实向虚与产业转移而导致失业的怒火，引向海外竞争对手，而非国内的资本家阶级。同样，美国政府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种族屠杀行为的全方位支持、武装和外交庇护，将其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凶残面目暴露无遗。它一再否决联合国安理会停火决议，纵容甚至协助以色列阻挠人道主义援助，其行为甚至被联合国官员指出“同样可能构成战争罪”。这种支持，既源于垄断资本在中东的战略利益，也是其国内军工复合体的直接需要，同时还是巩固国内特定政治联盟的工具。美国帝国主义已成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公敌，而勒斯坦人民的鲜血，也擦亮着美国国内有正义感的人民，特别是进步青年的眼睛，推动了此起彼伏的抗议运动。甚至于出现了如亚伦·布什内尔这样的有良心的美国军人，通过自焚来进行反抗的悲壮一幕。因此，我们的革命策略，有必要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声援巴勒斯坦人民解放斗争，作为美国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的核心组成部分。要教育工人，你们支付的税款，正被用来屠杀别国人民;你们的兄弟子女，可能被送上不义战争的战场;军工复合体的利润，正是从你们被削减的福利和异国人民的尸骨中榨取出来的。国内的反战斗争，与国际的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将成为打断帝国主义链条的重要合力。

综上所述，新冠疫情屠杀着劳动者阶级、医疗垄断对人民敲骨吸髓、**泛滥造成精神与物理的双重阉割、底层流浪者无家可归、中产阶级幻灭跌落、两党恶斗民主破产、贸易战对外掠夺、支持以色列种族屠杀……这一切绝非孤立，它们是在同一棵剧毒之树——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上结出的累累恶果。它们共同描绘出一幅崩溃的画面：这个制度不仅在道德上彻底破产，在功能上也已经无法保障多数人的基本生存、健康、尊严与希望。它唯一的“活力”，体现在财富向顶端的疯狂的加速的集聚，以及为此所必需的、日益公开化的暴力与压迫上。

那么，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也更加复杂。我们最凶恶、最顽固的敌人，是那个掌握着金融、科技、军工、医药、媒体命脉的垄断资产阶级寡头集团，以及为其服务的全部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工具。这个敌人力量庞大，他们操控两党政治，支配国会立法，掌握司法与媒体，将国家机器转化为资本增殖的驯服工具，拥有历史上任何统治阶级都未曾掌握的技术控制手段与全球镇压网络。但它的统治建立在沙滩之上，其内部矛盾(不同资本集团间、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间)、其与国内绝大多数人口的矛盾、其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都在激化。其制度无法解决周期性加深的经济危机，无法解决生态崩溃、社会撕裂与道德沦丧。其全球霸权正遭遇多极化力量的挑战。我们的策略，必须建立在对敌人这种既强大又虚弱的矛盾本质的深刻认知之上。

谁是革命最广大、最可靠的主力军?是美国的无产阶级。但必须明白，这里的无产阶级构成是复杂的。它包括传统产业工人，其数量因产业转移而相对减少但集中于关键节点;更包括数千万的服务业工人、物流工人、零售业工人、低薪护理与教育工作者、在田野中劳作并被严重剥削的农业工人——他们是当代无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包括被特殊压迫的黑人、拉丁裔、原住民及其他少数族裔工人，他们遭受着阶级与种族双重剥削，革命性往往最为坚决。此外，日益无产阶级化的所谓“中产”专业技术人员、学生、知识分子，其数量庞大，不满日增，是可以争取的重要的同盟力量。最后，那庞大的失业半失业大军与流浪无产者，是我们需要努力唤醒和组织的力量，一旦将其唤醒，将是巨大的助力，因为其极端糟糕的境遇能接受最激进的革命策略。我们的革命策略必须能够将这支分散的、被意识形态迷雾笼罩的、又被种族民族隔阂所分割的庞大队伍，逐步唤醒、组织并团结起来。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工作重心必须深入社区、车间、仓库、校园、网络平台，根据群众最切身的痛苦——医疗债务、学生贷款、租金暴涨、警察暴力、工资停滞、环境毒害、**成瘾——发起斗争，并将经济诉求引向政治觉悟，将分散抗议汇集成阶级团结和阶级斗争。

我们的策略总纲，必须是：在马列毛主义的指导下，建立一个真正扎根于美国各类无产阶级、具有严密纪律、高度觉悟和灵活斗争艺术的革命先锋队。这个党必须彻底摆脱对任何外国模式的教条依赖，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美国化。它的首要任务，是进行艰苦卓绝的群众工作与政治教育。

革命的政治组织形式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历史给了我们惨痛教训。旧美共曾屡次陷入致命困境，原因主要如下：其一，过度依赖莫斯科的指令或某一外国模式，未能独立自主地分析美国现实，政策摇摆，在“左”倾冒险与右倾投降之间剧烈摆动;其二，未能持久扎根于美国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与文化，时而表现为脱离群众的宗派小圈子，时而又沦为民主党左翼的尾巴;其三，在麦卡锡主义等反动浪潮冲击下，或因教条式的秘密活动而自我孤立，或因惊慌失措的解散而丧失原则;其四，未能建立起牢固的、与群众血肉相连的先锋队组织，这个组织既要有铁一般的纪律与马克思主义原则，又要具备在美国复杂社会环境中灵活生存与斗争的能力。新的革命政治组织，必须汲取这些教训。它必须是彻底美国化的，说美国无产阶级听得懂的语言，关心他们的现实疾苦，参与并领导一切形式的群众斗争，从工会活动、租客维权、环保运动到反战集会。同时，它必须在理论上足够坚定，能够抵制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侵蚀，明确最终目标是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权。

必须将阶级斗争与反种族主义、反性别压迫斗争不可分割地统一起来。一个核心的、历史性的教训在于如何处理种族问题。美国统治阶级自殖民时期起就精心构筑了一套种族压迫的体系，这不仅是对黑人、棕色人种等的超级剥削工具，也是分化白人劳动者与有色人种劳动者的致命武器。要明确指出，种族主义是垄断资本分化工人阶级、维持超额利润的核心工具。旧美共在某些时期曾试图以“纯粹的”阶级话语覆盖种族问题，结果脱离了受种族压迫最深重的群众;而在另一些时期，又可能陷入将种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割裂的倾向。正确的策略必须是：将反对种族主义斗争视为无产阶级革命不可分割且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反对警察暴力、反对居住隔离、反对就业歧视、要求赔偿历史不公，这些不仅是道德要求，更是瓦解资本家统治支柱、实现工人阶级团结的必然战略。没有种族正义，便没有工人阶级团结;没有工人阶级团结，便不可能战胜垄断资本。因此，革命运动必须由多民族构成，并在其领导层与实践中体现反种族主义的彻底性。同样，必须重视占人口半数的妇女的解放斗争。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紧密结合，通过对妇女的无酬家务劳动、工资歧视、身体商品化与暴力控制来获取超额利润并维持社会秩序。妇女，特别是劳动阶级的妇女，承受着多重压迫。革命策略必须将性别解放斗争整合进总的革命纲领，支持妇女对同工同酬、生育自主、免于暴力与负担得起托育的迫切要求，并将其引导至对整个剥削制度的反抗。

统一战线策略在美国环境下具有极端重要性。垄断资本面对的是超过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口。因此，建立最广泛的反对垄断资本的人民阵线，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这个阵线包括工人阶级、日益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受压制的知识分子、受歧视的少数族裔、妇女、青年学生，甚至还应当包括那些受垄断排挤，而逐渐陷入经济困难的中小资本家。统一战线的核心问题是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我们必须努力争取领导权，用我们的行动证明我们是最坚决、最有远见、最无私的战士，从而赢得同盟者的信任。要善于与各种进步力量、社区组织、工会左翼、环保团体、进步宗教团体、反战运动合作，在具体斗争中建立联合，同时保持我们在政治与思想上的独立性，不断以事实教育群众：任何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改良，都无法根本解决问题。我们要支持一切改善人民生活的现实斗争，哪怕是不彻底的改革，但绝不让革命目标淹没在日常改良中;我们要揭露民主党的“进步”面具，指出其作为资产阶级管理人的本质，同时也要无情批判那些将群众引向死胡同的极右翼民粹主义。

斗争形式必须极其灵活。我们要清醒认识到，和平过渡的幻想是危险的，但盲动主义同样有害。革命不是主观意愿的产物，而是客观矛盾激化与主观力量准备相结合的结果。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制是一套精密的统治工具，它给予有限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以此制造“自由、民主”的幻象，却在根本上竭力确保资本的统治不被动摇。我们的策略要善于利用一切合法可能性进行宣传、组织与斗争，参与选举揭露真相、争取讲坛，但绝不迷信选票万能，绝不对议会斗争心存幻想。我们必须清醒地明白，当革命力量真正威胁到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时，他们将会毫不犹豫地撕下民主外衣，使用赤裸裸的法西斯暴力进行最坚决的武力镇压。因此，在开展广泛合法斗争的同时，必须对非法斗争有所准备，在组织上既有公开的组织形式，以利于最大程度的进行宣传、发动群众，教育群众认清国家机器的阶级本质，同时还需保持必要的秘密性以在随时可能来临的武力镇压下保持组织火种，坚持武装斗争。斗争形式应从经济罢工发展到政治罢工，将经济斗争与政治揭露紧密结合。我们要领导无产阶级进行争取提高工资、缩短工时、保障医疗、抵制**、减免债务的斗争，但绝不局限于经济主义。每一个工厂的罢工，每一个社区的租金抗争，每一次反对医院天价账单的抗议，都要引向对垄断资本的控诉，引向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质疑。要利用疫情中暴露的生死不平等、医疗资源商品化等鲜活案例，开展大规模的政治宣传，戳穿“自由市场”的谎言和神话。我们要从示威游行发展到更大规模的群众动员，根据形势变化与群众觉悟程度，将斗争一步步地推向更高阶段。

要积极地在意识形态与文化战线上进行斗争。垄断资本控制着主要媒体、娱乐工业、教育体系与学术机构，日夜不停地灌输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种族偏见、帝国自豪感以及对社会主义的妖魔化。我们的策略必须包含强有力的文化反击：支持进步的、反映人民斗争的文艺创作;利用独立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真理;在校园与社区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揭露“美国例外论”的神话，将美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与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联系起来。必须从美国人民民主斗争的历史遗产中——从废奴运动、劳工斗争、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女权运动中——汲取养分，并将其革命内核发扬光大，赋予其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新内涵。要同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机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以及虚假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作坚决斗争，保持党的思想纯洁性。

国际主义是我们的基本原则，必须将国内斗争与国际主义义务牢固结合。美国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也是美国工人阶级的敌人。它的战争机器榨干了本应用于社会福利的财富，并将我们的青年送去为资本利益送死。我们要向美国人民揭示，军费开支与福利开支的对立，战争利润与生活贫困的并存。要将反战运动发展成为国内阶级斗争的强大战线。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海外军事干预，支持包括巴勒斯坦人民在内的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与中国、古巴、朝鲜等国共同抵御帝国主义压力，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工人阶级团结一致，这不仅符合道义，也符合美国革命的实际利益。而垄断资本的全球战线越是被动，其在国内的统治就越不稳定。

革命具有长期性，要保持坚韧性。美国资本主义看似稳固，但其内部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私有制的矛盾、金融资本的寄生性与腐朽性、种族与阶级压迫的深化、生态环境的不可持续性——都在不可逆转地积累。经济危机的冲击在加剧，群众的不满在增长，旧的两党政治在失信于人，社会思潮在剧烈分化。这为革命思想的传播与革命力量的积累创造了客观条件。然而，革命不会自动发生。它需要主观力量的艰苦工作：一点一滴地进行教育、组织、斗争。即使如此，即使我们竭尽了全力，仍可能要经历多次高潮与低潮，前进与迂回，甚至倒退。因此，策略的制定，必须基于对主客观条件的冷静估计，既反对悲观失望的取消主义，也反对盲目乐观的速胜论。要准备进行长达数十年的艰苦斗争，在风暴中锻造党，在群众中扎根，在失败中学习，在逆境中坚持。

总之，美国革命的策略，要建立在科学阶级分析之上，兼具原则性与灵活性。它要求我们深入美国现实，把握主要矛盾;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建立最广泛的反垄断统一战线;将经济、政治、种族、性别、生态等各条战线的斗争有机结合;善于利用一切斗争形式，并将群众运动推向更高阶段;建立坚强、扎根群众又富于远见的先锋队;坚持国际主义，反对本国帝国主义;并具备在漫长而曲折道路上坚持斗争的毅力与智慧。道路是曲折的，但历史规律决定了，垄断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任务，就是使这一不可避免的过程，尽可能减少人民的痛苦，并为其最终实现而进行百折不挠的、富有策略智慧的斗争。当美国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真正觉醒并组织起来时，他们将不仅推翻身上的枷锁，也将为人类摆脱资本主义的漫漫长夜，贡献出北美大陆的星火。这一天终将到来，而我们的策略，就是通向那一天的桥梁。

道路是曲折的，帝国主义的挣扎也将是疯狂的，在最后关头，它甚至可能乞灵于更露骨的法西斯主义，对我们进行更残暴的镇压。但历史规律不可抗拒。垄断资本主义将美国社会带入的全面危机——从生命健康到精神寄托，从经济安全到政治信仰的全面崩溃——正在为革命准备着前所未有的客观条件和日益壮大的主观力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火种，就在疫情中失去亲人的工人家庭里，在支付不起医疗账单的绝望母亲眼里，在因毒瘾而荒废的年轻人的悔恨中，在街头流浪汉对温暖的渴望中，在“中产”青年对沉重债务和渺茫前途的愤怒中，在亿万目睹不义战争却无力阻止的普通民众的良知中。

垄断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一不可避免的过程中，尽可能减少人民的痛苦，并为胜利的最终实现而进行百折不挠的斗争，以科学的策略、坚韧的毅力、牺牲的精神，去点燃、汇集、壮大这无数火种，最终形成烧毁整个旧世界的革命烈焰。美国无产阶级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必将到来。它不仅要解放美国人民，也必将为彻底埋葬帝国主义体系、实现人类的普遍解放，贡献其决定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