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问题，历来是各种政治力量都要谈论的问题。但是，怎样看待民族，怎样实现团结，这里面却大有文章，大有分别。

一直有这样一种论调，就是说，只要同是一个民族，便是一家人，便要无条件地团结起来;或者说，只要是不同的民族，便先要讲无条件的团结(亦或者另一个极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别的都可以放在后头。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有理，实则经不起推敲，好比是沙上建塔，根基是不牢靠的。我们讲，民族固然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但人却不是抽象地生活在民族这个空壳子里的。人总是活在具体的利害关系之中，生活在具体的经济生活之中，分属于不同阶级的。因此，看民族问题，倘若离开了阶级分析，那就如同雾里看花，终隔一层，看不清，也说不明，更办不好事。所以这样说，一切不讲阶级的民族主义，恐怕都有耍流氓之嫌。

自然界里有一个简单的道理：猫和猫可以做朋友，猫和老鼠却断然做不了朋友。猫要捉鼠，鼠要避猫，这是天性，是生存的利益使然。把这个道理放到人类社会里，也是一样。不讲阶级的民族主义，就好比是硬要把猫和老鼠圈在一个笼子里，叫它们相亲相爱，团结一致。这难道不是痴人说梦吗?满清的皇帝贵族是满人，但他们压迫的何止是汉人、蒙古人、回人?无数底层的满人穷苦旗丁，一样受着他们的盘剥与欺凌，生计无着，形同贱役。明朝的地主老爷们，大多是汉人，但他们对于同是汉人的佃户、长工，又何尝有过丝毫的民族情谊?催租逼债，如狼似虎，逼得人家卖儿鬻女，家破人亡，比比皆是。可见，所谓同一民族的肚子里，装的未必是同一个心思。剥削者与劳动者，就算血脉上同出一源，在阶级的利害关系上，却是水火不容的两方。满族的劳动者与汉族的劳动者，受的是一样苦，流的是一样汗，他们才是真正的、命运相连的兄弟。那紫禁城里的满族王爷、汉族贵胄，和江南水乡的汉族佃农，能是一家人么?决然不是。

我们的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岁月里，是最讲民族团结的。因为我们深知，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非得团结起国内一切受压迫、受剥削的民众不可，这自然包括各民族的劳苦大众，也包括受帝国主义和垄断资产阶级压迫的开明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但是，正如毛主席反复教导党内党外同志们的那样，我们的团结，从来不是糊里糊涂、没有原则的团结。我们的团结，是建立在清醒的阶级分析之上的团结。对于那些愿意反对帝国主义、不坚决与人民为敌的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我们从来是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的。团结，是团结他们抗日、反蒋的方面;斗争，是斗争他们剥削工人、农民，压迫民众的方面。我们实行减租减息，改善工人待遇，正是为了限制他们的剥削，保障劳动人民的基本利益。这个“团结”里，有分寸，有斗争，目的是为了壮大革命的力量，而不是模糊了谁养活谁、谁压迫谁的根本事实——这一根本事实，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党的理论和原则中从来是清晰而毫无疑问的。倘若我们只讲“民族”而不讲“阶级”，对那些残酷剥削工人的资本家、对那些收着高额地租的地主也一味讲无原则的“团结”，那岂不是把基本群众抛到脑后去了?那样的“团结”，是虚假的，是愚蠢的，是维持不了多久的，因为它损害了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

道理是明摆着的：你要团结贵族奴隶主，就势必团结不了广大的奴隶;你要团结资本家，就势必团结不了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天下没有这样的便宜事，能让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心连着心、手拉着手，共同去谋求所谓的民族大业。剥削阶级口中的民族大业，说穿了，从来不过是他们那个阶级保持特权、延续统治的事业罢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便是对此最血腥的例证。各国的垄断资产阶级、军阀政客，为了争夺市场、瓜分殖民地，打起了昏天黑地的帝国主义战争。他们用“保卫祖国”、“民族光荣”这些冠冕堂皇的口号，把千百万工人阶级、劳动人民送上了战场，变成了互相厮杀的炮灰。英国的工人打死了德国的工人，法国的农民炸死了奥地利的农民，到头来，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家园变成废墟，而各国的财阀们却欢呼着、靠着军火和战争发了横财。这哪里是什么“民族”的胜利?这分明是国际资产阶级对国际无产阶级的一场大欺骗、大屠杀、大掠夺!不讲阶级，空谈民族，结果就是让劳动者为了剥削者的利益去流血、去送死。这样的悲剧，我们难道还能让它重演吗?

我们的新中国，是建立在彻底推翻三座大山的基础上的。我们当然要热爱我们悠久灿烂的文化，我们当然要珍视我们绵延不绝的历史。但我们更应当清醒地知道，这辉煌的文明，是由千千万万劳动者的双手和智慧创造的，是广大农民耕作的土地上、工匠劳作的作坊里、学者沉思的书案前孕育出来的，而不是帝王将相、地主老爷们恩赐的。恰恰相反，那些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他们的主要“功绩”，往往是对内压迫剥削，镇压反抗，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对外有时甚至屈膝投降，出卖民族利益。任何封建王朝的体制，在新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体制面前，都是腐朽的、落后的，这是由它们的阶级本质——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专政——所决定的。我们要继承的应该是民族文化遗产中民主性、人民性的精华，而必须坚决地剔除其封建性、腐朽性的糟粕。我们应当站在劳动者阶级的立场上，对历史有着我们自己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评判。

放眼世界，那些民族矛盾尖锐的地方，究其根源，往往不在民族本身，而在阶级的压迫与剥削。以自诩为“民族大熔炉”的美国为例，那里的种族歧视、民族隔阂为何如此顽固?表面看是白人与黑人、或其他少数族裔的矛盾，根子里却是垄断资产阶级为了维持其统治，有意分化工人阶级、挑动劳动人民内部对立的把戏。他们要么用一点残羹冷炙收买一部分所谓“劳工贵族”，制造白人劳工与有色人种劳工之间的鸿沟，要么大搞LGBT，搞身份政治，搞极端女权，搞民族对立，总之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使白人、黑人、黄种人，亚裔、非裔、拉丁美裔等等所有的劳动者互相对立，从而不能团结一致地去反对他们共同的剥削者——资本家集团。所以，美国的民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在民族关系上的深刻反映。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唯有真正的阶级团结，才能带来牢固的民族团结。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西藏进行的民主改革，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过去西藏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占人口极少数的农奴主——其中许多是僧俗贵族——占有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进行着极其残酷的压迫。如果只讲“民族”，那农奴主和农奴都是“藏族同胞”，似乎应当无条件团结。但我们**人不这样看。我们坚定地站在受苦受难的农奴一边，发动他们，团结他们，推翻那吃人的农奴制度，把土地和生产资料归还给创造它们的劳动者。这场翻天覆地的变革，确实触犯了农奴主阶级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激烈反抗和不满。然而，那又如何?正是这场彻底的阶级斗争，解放了百万农奴，使他们从“会说话的牲畜”变成了新社会的主人。我们失去了对奴隶主的团结，但却获得了最广大西藏劳动人民的团结。从此，西藏的劳动人民(无论是藏族还是其他民族)才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真正平等团结的民族关系，共同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主人翁。试想，如果不进行这场阶级斗争，而去与农奴主老爷们搞什么“阶级调和”的民族团结，那百万农奴何时才能见到天日?那样的“团结”，不过是维护最黑暗、最反动制度的遮羞布罢了。

总而言之，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阶级问题。在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里，任何避开阶级空谈民族团结或者民族斗争的民族主义论调，不是糊涂，便是欺骗。它要么是剥削阶级用来模糊劳动者阶级意识、维护自身统治的烟幕弹;要么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离实际、一厢情愿的幻想。真正的、能够团结大多数人的民族团结，必然是建立在各民族劳动者阶级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团结，是向着共同敌人——一切内外压迫者、剥削者——进行斗争的团结。抛弃了阶级斗争的观点，民族主义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随风摇摆，最终不是被反动势力所利用，便是在复杂的现实面前碰得粉碎。只有坚持马列毛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像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那样，首先分清敌、我、友，我们才能引导各民族劳动群众认清共同的利益，实现牢不可破的大团结，去争取阶级的解放和民族的真正繁荣，去消灭阶级、建立起真正的“自由人的联合”。

这是历史的教训，也应当是我们不可动摇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