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期间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关于护国主义问题的论战
一、什么是护国主义？
护国主义（оборончество）是1904至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出现在俄国思想界的一股政治思潮。顾名思义，它特别强调“国家利益”，以“是否有利于国家”作为衡量一切政治观点的标准，全力支持沙皇政府与外部敌人进行斗争；任何国内各阶级的革命要求，都被认为是对国家稳定不利而应当受到抑制的。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护国主义再度盛极一时，统治俄国主流舆论达数年之久。护国主义者们在议会中投票赞成当局的军费预算，积极参加政府建立的各种为战争服务的机关，出版书籍、小册子，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向大众灌输护国主义思想、宣传战争的意义，支持本国政府为保护本民族统治阶级的利益而进行战争，对敌对国家进行舆论攻击。
实际上，在“一战”过程中，护国主义不仅存在于俄国，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首的第二国际的大多数社会党，对于战争所表现出的态度都属于护国主义立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各参战国国内流行的，就是在“保卫祖国”的口号下，坚持保护各自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各自国家的资产阶级利益。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俄罗斯历史上极其重大的事件。这场战争对俄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造成了巨大影响，也在俄国思想界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波澜。战争伊始，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摆在所有政治活动家的面前——对这一前所未有的世界级战争，该持何种立场，赞成、反对、抑或中立？对战争的态度（即是否支持护国主义）直接与每个人的根本政治立场息息相关，并决定了在随后的日子里各人不同的命运。如果说，战争是这一年代俄国社会生活的主题，那么关于护国主义问题的争论，就是此时俄国思想界的头等大事，一大批著名人物都卷入其中。按照其观点的不同，他们大致可分成三个阵营：
（一）护国主义派，主要有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波特列索夫、李伯尔、米留可夫、古契柯夫、罗将柯、马克拉柯夫、盛加略夫、司徒卢威、舒利金、普利什凯维奇等人，他们本身并不是一个政治理念高度一致的整体，而是来自十月党、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黑帮等多个政见相差甚远的党派，仅仅在“保卫祖国”这一问题上保持一致；其理论依据，也各不相同。
米留可夫等君主立宪派的观点，显得比较传统，与历代沙皇发动战争的理由并无太大区别，不过借用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些惯用语言模式，如“维护欧洲的和平与稳定”、“遏制德国侵略”、“履行国际义务”等；而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等人为护国主义加上了一层社会主义包装，声称“坚持护国主义是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
（二）反护国主义派，包括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和一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其中最具战斗力的理论家无疑是列宁。这一派的核心观点鲜明而坚定——这次战争是帝国主义之间因分赃不均而爆发的，战争并不符合工人的利益，无产阶级只是在给资产阶级白白充当炮灰而已，因此，应该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乘机推翻本国资产阶级政权。
（三）中立派，指托洛茨基的“区联派”和以齐赫泽为首的孟什维克中间派。这一派的理论很值得玩味，他们对包括俄国在内的国际帝国主义进行谴责，号召采取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行动，但又反对在战争期间积极进行群众性反战活动，因为害怕这样做会被外国帝国主义利用，并使党失去群众支持。托洛茨基就认为，以日俄战争为例，假如沙皇在战争中失败了，从结果来看，沙皇专制虽然被削弱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却增强了，这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
二、普列汉诺夫的护国主义观点和列宁对他的批判
在形形色色的护国主义分子中，以社会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理论表述最完整、论点最系统，可谓集“护国主义”之大成，再加上普列汉诺夫本人在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巨大威望，他的观点一经出炉，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因如此，列宁与普列汉诺夫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护国主义的大论战。
1914年俄历7月19日（公历8月1日），德国对俄宣战，沙皇在诏书中号召道：“愿过去的内部争吵统统被忘却，愿沙皇与人民的联盟更加坚固，愿整个民族团结起来，反击敌人的罪恶进攻。”
1914年俄历7月26日，俄国第四届国家杜马举行特别会议，对战争的军事预算问题进行了表决。在会上首先发言的是杜马主席、十月党人罗将柯，随后是三位政府部长和各少数民族的代表——波兰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犹太人、穆斯林、波罗的海沿岸和伏尔加河流域的德国移民。这些人的讲话都表达了一个意思：“保卫国家，忠于祖国和人民”。随后，杜马大厅内响起了一片欢呼声，几乎所有的与会者都为之鼓掌。接着，预算表决幵始，除了拒绝参加投票的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以外，所有政党的杜马代表都投了赞成票，批准了参加世界大战的军事预算。这种各个党派齐心一致支持战争的局面，当时被称为“神圣一致”。
作为资格最老的社会民主工党成员和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在1914年的言论让所有同志们感到了震惊，他的言行和十年前日俄战争时期判若两人。
1904年与日本社会党领导人片山潜会面时，他表示，只有沙皇在战争中失败，会给俄国革命带来机会。他当时是这样说的：“这次罪恶战争的责任不应由俄国人民来承担，而应由它最凶恶的敌人——沙皇政府承担。即使俄国赢得了这次战争，那么真正被打败的不是日本，而是俄国人民……由于这次战争，日本将替我们砍掉专制政府的一只脚。专制政府面对自己应得下场的时日，即将到来。而当俄国失败的消息陆续传来的时候，沙皇政府在任何地方也得不到同情，它在道义上处于完全孤立状态。”
但是在1914年，他却这样说：“德国军队使比利时遍地成为废墟、成为血泊，因为它不同意让德军自由地通行自己的领土，不同意给德军以进攻法国的方便。如果今天的国际忠实于马克思建立的第一国际的遗训……那么，它就应当一致起来反对德国对比利时的态度。”
1914年下半年，普列汉诺夫写成《论战争》一文，该文在形式上是为了回答保加利亚社会党人扎哈里·彼得罗夫关于战争问题的提问而作的公开信，该信于1914年底在彼得格勒和巴黎出版了单行本。《论战争》一文，集中了普列汉诺夫持护国主义立场的理由：
首先，德国是战争的罪魁祸首（“德国祸首论”）。关于这一点，普列汉诺夫是与旧护国主义者们没有任何区别的，他紧紧抓住德国率先进攻比利时这一事实，来谴责德国的战争罪恶。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德国挑起了战争，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应当有勇气出来反对自己的祖国，只有这样做，才配称为国际主义者。他还认为，德国社民党对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德国军队中三分之一的士兵是德国社民党党员，如果德国民社党中央反对开战的话，德国政府绝不能那么容易就发动战争。因此，他对德国社民党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极为愤怒，抨击他们“伪善”、“正在建立与匈奴人一样的功勋”、“彻底的国际主义被民族主义的改良主义取代了”，说德国社民党“为了讨好选民，而变成了德国容克地主阶级和德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政策的支柱——而且几乎是最可靠的支柱”。
其次，如果德国战胜俄国，会危及到俄国和全欧的社会主义事业（“社会主义前途论”）。这是普列汉诺夫的独特理论发明，也是孟什维克护国主义理论的核心。扎哈里·彼得罗夫在给普列汉诺夫的信中写道，俄国官方在战争中的失败，会带来专制制度的松动，如克里木战争的失败就带来了1861年的改革，所以他希望俄国失败。普列汉诺夫对此回复说，俄国的失败会对自身国内的发展产生良好的影响，就克里木战争的情况来说，这是正确的，然而却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任何情况下都是这样。因为，“要使一个国家军事上的失利成为该国内部发展的良好动力，至少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即必须是军事失利不致使人民解放意向由已蓬勃发生的泉源枯竭起来……而这些社会因素的削弱可能会大得使军事上的失利甚至引起旧制度的巩固。……现在的问题是，应当到什么地方去找我国解放运动的源泉呢？对这个问题，我在三十多年前早就抱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回答说：到俄国经济发展中去找，更确切点说，到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中去找”。行文至此，普列汉诺夫的思路已经非常明显了。接下来，他以斩钉截铁的口气宣布道：“由此应该像正确的数学推论一样绝对令人信服地得出结论说，俄国的这种失败既然会延缓它的经济发展，所以对人民的自由事业将是有害的，而对旧制度则是有利的。凡是延缓我国经济发展的事物，都是我国反动政治势力的支持者。”他的逻辑相当简明：大前提：俄国社会主义的实现需要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小前提：德帝国主义侵略俄国，危及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结论：德国严重地危害俄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尽管德国社会民主党确实也是德国帝国主义的帮凶，但普列汉诺夫在这里对德国和俄国使用了不同的标准，简直是教科书一般的“双标”言论！
彼得罗夫还有着这样的疑虑：如果俄国成为战争的胜利者，那么俄国国内的社会矛盾将会被成功转嫁，民众会将胜利归于旧制度，从而巩固沙皇的统治。普列汉诺夫对此的回答令人大为吃惊：“就让它这样吧。即使胜利暂时使反动势力猖獗一下，终归会使它走向消灭，因为俄国获得胜利就可以避免战争失败对俄国经济发展造成的障碍。要知道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懂得，经济发展是其他任何事物的根本。”普列汉诺夫表面上是在套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公式，实际上却隐含了另一层意思：俄国的资本主义还远没有发展到令旧政权的腐朽性完全暴露的地步，因此沙皇专制还不会被资产阶级民主制取代，更不要说无产阶级直接上台执政了。也正是出于这个理由，他在二月革命后，他坚决反对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后，又对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极为痛心”。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原来是“庸俗生产力论”的信奉者，从这里我们或许稍微能够理解了——普老先生为什么对俄国和德国采取“双标”。
1915年新年伊始，列宁就发表了评论普列汉诺夫《论战争》的文章——《俄国的休特古姆派》，将普列汉诺夫比作著名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阿·休特古姆：“普列汉诺夫写了《论战争》这本小册子，从而使自己确定无疑地成了俄国休特古姆派的首领”。休特古姆，德国社民党领导人之一，“一战”时直接为德国当局效力，大肆鼓吹帝国主义战争的合理性。列宁从普列汉诺夫对待德国和俄国的双重标准说起，指出普列汉诺夫的论断完全是以诡辩代替辩证法，其诡辩之处有三：一、单单指责德国资产阶级破坏和平，而闭口不谈协约国的资产阶级进行了长期的对德战争准备；二、回避第二国际巴塞尔决议，以民族自由主义代替社会民主主义；三、借口俄国经济发展的利益而希望沙皇政府取得胜利，而对俄国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对沙皇制度阻碍俄国经济发展的问题，统统统只字不提。1912年，第二国际各国社会党在瑞士巴塞尔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国际局势和社会民主党反对战争危险的统一行动的决议》，即著名的《巴塞尔宣言》。《宣言》揭露了两大帝国主义集团正在疯狂地备战，提醒各国社会党警惕它们发动世界战争的阴谋，号召各国社会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反对战争，如果战争一旦爆发，就要利用战争去促进社会革命。1914年的普列汉诺夫，完全背叛了《巴塞尔宣言》。“一战”爆发之后，欧洲其他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同样把《巴塞尔宣言》抛到了九霄云外。
几个月后——1915年4月，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批判做出了回应，发表了论述战争问题的第二封信，该信与上一封信一起，合并出版了单行本。在第二封信中，重申了“德国祸首论”，再次谴责了德奥两国的社会民主党。但第二封信里的一个显著变化是，普列汉诺夫终于不像1914年那样声称战争罪行全部在于德国了。他不得不承认，战争的责任“要由欧洲所有的政府来负，因为它们全都实行了帝国主义政策。这是对的。所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都犯了最新一种的帝国主义的过错”。普列汉诺夫在这句话中“先进的”一词下面专门划了着重号，也就是说，俄国既然不是那么“先进”，自然不应该被归入以上这些犯有帝国主义罪行的国家之中。在他眼里，他自己的祖国是个例外。
三、“革命护国主义”与“革命失败主义”：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又一轮论战
随着1917年二月革命的爆发，俄国的专制制度走到了尽头。沙俄政权虽然不复存在了，但它将全体俄国人拖入的这场战争却在继续进行。如何对待战争？这是沙皇垮台后每一个政治家必须回答的问题。顿时，俄国政坛再一次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革命护国主义”与“革命失败主义”。
“革命”一词由于二月革命本身的推动，一夜之间就从统治者仇恨和诅咒的对象变成所有人都须遵循的最高行事准则。在这种情况下，从前旨在保卫沙皇政权的护国主义也被新加上了一圈革命的光环，进化到了更高级阶段——革命护国主义。
1917年4月，流亡国外长达37年的普列汉诺夫终于回到了彼得格勒。短短一个星期内，他就写了7篇文章，其中较长的3篇全部是关于“革命护国主义”的。普列汉诺夫在工兵代表苏维埃发表演说时，承认“俄国的报刊曾经不止一次地把我称作社会爱国派”，他说，在他看来，“社会爱国派”这个论敌送给他的讽刺性绰号，无异于一种荣耀。“社会爱国派”这个词，应当指的是那些自称具有社会主义理想、同时又热爱本国资产阶级的国家的人。由于有人指责他在战争期间的言论实际上是帮沙皇的忙，普列汉诺夫为自己辩解道：“我向来主张把俄国劳动群众从国内剥削者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可是当我十分清楚地看到，霍亨索伦分子急忙加入……加入俄国人民的剥削者的行列……同志们，我永远不明白，为什么说德国话的剥削者应该比俄国话的剥削者受到我们某种宽大。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我们希望俄国摆脱一切剥削，无论剥削来自何处。”紧接着，他就亮出了“革命护国主义”的中心论点：“同志们，有一个时期人们似乎认为保卫俄国就意味着保卫沙皇。这是错误的，因为沙皇和他的走狗们处处都背叛了俄国，他们破坏了国防。现在我们完成了革命，我们应当记住：假如让德国人战胜我们，那就不仅意味着把德国剥削者的枷锁加在我们身上，而且很可能会使旧制度复辟。所以必须用一切方法进行斗争，既反对国内敌人，又反对国外敌人。”霍亨索伦是德国皇室的家族姓氏，“霍亨索伦分子”即指为德国皇帝卖命的人。普列汉诺夫的意思是说，如果德国资产阶级征服了俄国，照样会剥削压迫俄国人民。然后，他又说，既然二月革命成功了、沙皇倒台了，那就只有继续进行战争、继续跟德国资产阶级作战，才能保住已有的革命成果。实际上，普列汉诺夫在这里是在混淆视听，掩盖了一个事实，即二月革命后的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仍然是剥削压迫俄国劳动人民的。
普列汉诺夫的演讲结束后，苏维埃领导人齐赫泽、策列铁里等人走上讲台，以握手来表达他们对普列汉诺夫的支持。全场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有人开始高唱《马赛曲》。护国主义此时的受欢迎程度，与三年前“神圣一致”时无异。
随着普列汉诺夫的回国，布尔什维克《真理报》和孟什维克《统一报》之间的论战迅速升级。《真理报》提醒读者，从战争一开始，普列汉诺夫就号召无产阶级用一切力量支持沙皇政府与德奥开战。二月个革命后，普列汉诺夫却矢口否认他支持过沙皇政府，他红口白牙地狡辩说：“我从来没有号召俄国无产阶级支持沙皇政府进行对奥国与德国政府的战争。”
接下来，普列汉诺夫为自己辩护的言辞很能代表许多护国主义者：“战争一开始（参看我的小册子《论战争》），我就断言过，战争是各个民族的事情，而不是各个政府的的事情。可惜俄国人民有陷于德国绝大多数劳动居民所支持的德帝国主义者经济控制的危险。因此，俄国人民进行战争也就是保卫自己最切身的利益。至于政府，我已经证明，由于它天然地同情德国半专制制度，它不可能也不愿意捍卫这种利益。我还补充说过，正是它不可能和不愿意捍卫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使得它走向灭亡。……这儿哪里有什么支持沙皇政府的号召呢？”把“沙皇”和“俄国”两个概念做了完全切割，这是普列汉诺夫的又一诡辩伎俩。据此，普列汉诺夫还认为，沙皇政权的覆灭使俄国在战争中一下子站到了道义制高点上，俄国军队已不仅在为俄国民主革命的成果而战，还在为将德国劳动者从霍亨索伦王朝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战。
列宁归国比普列汉诺夫晚了数日。1917年4月17日，列宁刚刚回到俄国，就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所在地塔夫利达宫做了题为《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即著名的《四月提纲》）。报告一开始，就对所谓“革命护国主义”作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这次战争从俄国方面来说，在李沃夫之流的新政府的条件下，无疑仍然是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因为这个政府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在我们对这次战争的态度上，决不允许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丝毫让步。”李沃夫，是沙皇倒台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首任总理。“李沃夫之流的新政府”就是指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列宁也注意到，当时“革命护国主义”已经成为大众的普遍心理：“拥护革命护国主义的广大阶层的群众无疑是真心诚意的，他们认为只是出于不得已才进行战争，而不是为了侵略去进行战争；他们是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列宁提出的解决办法则是“必须特别细致地、坚持不懈地、耐心地向他们说明他们的错误，说明资本与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反复证明，要缔结真正民主的非强制的和约来结束战争，就非推翻资本不可。要在作战部队中广泛宣传这种观点”。
《四月提纲》的关键之处在于，把战争与和平问题同政权问题相捆绑，指出要结束战争、缔结民主的和约，就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列宁向临时政府开出了三项条件，表示只有做到这几点，在“革命护国主义”的大旗下进行战争才是有意义的：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放弃一切土地兼并；断绝同资本的联系。这三项条件表明，列宁根本不满足于单纯同普列汉诺夫等人争论“革命护国主义”到底正确与否。列宁是一位理论家，但更是一位政治家，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就护国主义问题展开论战，根本目的是为了揭露它的战争立场，为自己最终夺取政权铺路。
由此，关于护国主义的论战意义比从前大大进了一步。从前布尔什维克号召“停止战争就必须打倒沙皇”仅限于政治口号意义，而现在，护国主义之争从单纯的争论变成与政权、资本、社会主义革命这些问题紧密相关的重大问题。也正因如此，上述问题中观点根本对立的争论双方之间的敌意，就更加明显。
1917年4月22日至25日，普列汉诺夫在《统一报》连载文章，题目是《谈谈列宁的提纲以及为什么有时梦话值得注意》，对列宁的《四月提纲》做了逐条批驳。普列汉诺夫根本否认俄国的帝国主义性质。他认为，帝国主义是那些达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高阶段的国家，俄国根本没有资格名列其中。他叫嚣说：“俄国的劳动居民不仅吃资本主义的苦头，而且也吃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的苦头。”按照他的意思，俄国的资本绝不可能是危害其他民族的帝国主义政策的代表。普列汉诺夫的这一论调可谓是釜底抽薪，要从根本上驳倒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双方在俄国的社会性质判断上的分歧，至此到达了南辕北辙的极点。
此时，列宁的精力已经越来越多地转向夺取政权方面，因而与普列汉诺夫的争论越来越少，而转向面对大众宣传自己的主张。他于5月27日在彼得格勒瓦西里耶夫岛海军武备学校礼堂作的演讲《战争与革命》，可以视为对以往的关于护国主义争论的一个总结。
列宁说，在战争问题上，有一个主要的方面，人们常常注意不够，还因此引起很多徒劳无益的争论——这就是忘记这场战争具有什么样的阶级性，爆发的原因是什么，是由哪些阶级进行的，是由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济条件造成的。列宁指出，怪罪这个或那个国家的专制君主和这个或那个国家的资本家都是同等荒唐的，引发战争的真正罪过在于半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要摆脱这种情况，只有推翻资本家的统治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这次收费演讲的听众有2000多人，其中有不少是知识分子、大学生、士兵和军官。他们之中不少人倾向于“革命护国主义”，为此，列宁专门用报告的后半部分篇幅来谈“革命护国主义”和战争的关系问题。他指出：“说我们完成了革命，我们是革命人民，我们是革命民主派，用这些话作为借口来掩饰战争，这就叫作‘革命护国主义’。我们应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完成了什么样的革命呢？我们推翻了尼古拉。与推翻整个地主和资本家阶级的革命相比，这个革命并不十分困难。革命以后是谁掌握了政权呢？是地主和资本家，也就是在欧洲早已掌握了政权的那些阶级。……”
演讲接近结束的时候，列宁用一句话来概括“革命护国主义”的实质：“全世界的社会爱国主义者认为自己是在保卫祖国。他们错了，他们是在保卫一小撮资本家的利益而反对另一小撮资本家。”
表面上，这是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两人的理论交锋，实际上则是十几年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两派在俄国社会性质、革命任务、依靠力量等方面的巨大认识差异的总爆发。在这场持续多年的理论较量中，双方谁也没能说服谁，也都根本没有指望过能说服对手，因为形而上的理论想要分出优劣是相当困难的。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之所以花费巨大精力来撰写论战文章，无外乎是将论战作为一种宣传自己观点的形式，希望能争取到更多的支持者。在这一方面，普列汉诺夫的护国主义理论开始时是占据压倒性优势的，在近三年的时间内，列宁的理论在广大群众中几乎找不到几个听众。然而，俄军在战争中不断失利、俄国经济状况越来越恶化，列宁的观点终于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因为他们看到，结束战争、反对护国主义是符合自身利益的。随着这样的人越来越多，看似不可动摇的护国主义大厦，变得摇摇欲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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