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贝：回顾中苏论战之四评
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九评”中的第四评。“四评”的标题是《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我觉得，“四评”当中，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我们今天拿出来认真讨论。
第一个问题，苏共领导当时提出的两个新“理论”。
“四评”提到，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作的《关于苏联**纲领》的报告中说，殖民主义制度只是在非洲的葡属安哥拉、莫三鼻给（莫桑比克）这些地方剩下一点残余，消灭殖民主义已经进入“完成阶段”了。
“四评”针锋相对地指出，可是，许多国家并没有完全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控制，它们仍然是帝国主义掠夺和侵略的对象，仍然是新老殖民主义者角逐的场所。在有些国家，老殖民主义者摇身一变，成为新殖民主义者，通过他们所培养的代理人，继续维持他们的殖民统治。在另外一些国家，前门走了狼，后门又进来虎，新的、更大的、更危险的美国殖民主义者代替了英法老殖民主义者。以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的魔爪，严重地威胁着亚洲和非洲各国人民。
“四评”指出，事实很清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绝没有放弃殖民主义，而是采取了新的方式、推行了新的殖民主义。这种新殖民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帝国主义被迫改变直接的殖民统治的旧方式，通过他们所选择和培养的代理人进行殖民统治和殖民剥削。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利用组织军事集团、建立军事基地，或者成立“联邦”和“共同体”，扶植傀儡政权，把殖民地国家和已经宣布独立的国家，置于他们的控制和奴役之下。他们利用所谓“经济援助”等方式，继续把这些国家作为他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原料供应地和资本输出场所，掠夺这些国家的财富、榨取这些国家人民的血汗。
请问苏共领导，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说消灭殖民主义已经进入“完成阶段”了呢？
“四评”还提到，苏共领导另外还制造了一个“理论”，说什么：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以经济任务为中心的新的阶段”。他们认为，“从前，斗争主要是在政治领域展开的；现在，经济问题已经成为中心任务了”。
“四评”指出，民族解放运动确实是进入了新的阶段。但是，这个新阶段绝不是像苏共领导所说的那种“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空前觉醒、革命运动空前高涨，这些国家面临的第一位的和最迫切的任务，仍然是进一步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这个斗争，仍然集中表现为政治斗争，并且在帝国主义进行直接、间接的武装干涉的情况下，往往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武装斗争。新独立国家，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任务绝不能离开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
苏共领导的这种“新阶段论”，同他们散布的“殖民主义消失论”一样，分明是粉饰以美国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侵略和掠夺，掩盖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尖锐矛盾。
“四评”进一步揭露，当时的苏共领导反对民族解放战争。
“四评”举例子说，对20世纪50年代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对20世纪60年代刚果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苏共领导都采取了消极的态度。
“四评”揭露说，赫鲁晓夫1960年9月23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中宣扬，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实行“和平共处”，就会使民族经济迅速发展、使生产力增长，被压迫国家的国内市场就会无比地扩大、就能够拨出更多的、被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所需要的原料和各种产品。
“四评”指出，按照苏共领导的“理论”，既然殖民主义已经接近消失了，既然现在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任务只是发展经济的问题了，那么，当然也就没有必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了。
第二个问题，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统一战线问题。
“四评”说，苏共中央1963年7月14日的公开信，就“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权”这一问题，攻击中国**的论点。苏共的公开信说：“中国同志竟然想‘纠正’列宁的思想，证明似乎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应当是全世界反帝斗争的领导。”
“四评”指出，这是对于中国**的观点进行明目张胆的歪曲。我们的观点是很清楚的，必须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同时又必须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这究竟有什么不对呢？苏共领导为什么要歪曲和攻击我们的这些正确观点呢？
其实，列宁1920年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当中，就明确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同本国的资产阶级建立临时的联盟。当然，列宁也同时指出，不能跟资产阶级混为一体，而是要保持独立性。
所以说，当时的中国**是强调要在反帝斗争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苏共领导则借口列宁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应该保持独立性、应该取得领导权，用这样的办法来反对中国**统一战线的思想。
在这里，我想联系我们今天的一些现象谈一谈。现在有些青年朋友，他们学了一些马列毛主义，就陷入一种教条主义。他们同当年的苏共领导人一样，犯了一种主观主义的错误，认为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只能由无产阶级参加，其他阶级、其他社会力量，都是落后的，甚至反动的，因此不值得我们支持。
例如，对于伊朗的神权政府，对于阿富汗的塔利班，对于巴勒斯坦的哈马斯，有些年轻朋友认为这些都是宗教落后势力，不值得我们肯定，也不值得我们团结。
其实，这些宗教势力，固然有落后的一面。但是，他们也有反霸的一面。他们反美，并不是与美国、西方争霸，而是从被压迫民族的角度，进行反霸、反帝斗争。因此，他们就应该是我们团结的对象。
所以说，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些王公贵族、宗教势力，只要它们反霸、反帝，我们都应该联合它们。
再例如，有些朋友说，朝鲜参与俄乌战争，等于投靠了俄罗斯，是在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之间选边站了。其实，朝鲜只是为了自身国家的利益，从俄罗斯换取经济援助和安全保障，它并不是要跟美国、西方争霸。这一点，跟俄罗斯不一样。
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当时的一些第三世界小国为了自身生存，也可能暂时投靠某一个帝国主义集团。毛主席当年的政策，历来是团结、拉拢它们，瓦解它们同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盟。
当年的苏共领导人虽然总体上是右倾的修正主义，但是在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又表现为“左倾”关门主义。当然，这同他们的大国沙文主义，是有一定联系的。
我们今天的年轻朋友，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注意，不要陷入教条主义思路。
当然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资产阶级、王公贵族、宗教势力，并不一定就代表那些国家的人民。但是，如果那些国家的人民暂时尚未觉醒、尚未组织起来，怎么办呢？我们就应当团结这些势力。同时，也应当鼓励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团体，通过团结这些势力，作为突破口，逐渐介入该国的阶级斗争，从而不断壮大人民力量。
这才是正确的斗争策略。而单纯认识到资产阶级、王公贵族、宗教势力不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真正代表，这个认识是正确的，然而却是不够的。
第三个问题，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矛盾问题。
“四评”说，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攻击中国**提出了一个“新理论”。公开信说，“根据这种理论，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竟然不是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是民族解放运动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同志看来，反帝斗争的决定性力量不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不是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而是民族解放运动。”
“四评”指出，首先，这是捏造。中共中央1963年6月14日的信件指出，当代世界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
我们还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同资本主义阵营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根本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这种矛盾毫无疑问是很尖锐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把世界范围内的矛盾，简单地看成只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
我们的观点是清清楚楚的。我们在信件中，论证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形势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和作用。我们是这样说的：
首先，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
其次，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当代的两大历史潮流。
在一定意义上说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
因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绝不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的全局性的问题。
我们还认为，世界矛盾的集中点，世界政治斗争的集中点，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随着国际斗争和革命形势的变化而转移的。我们相信，在西欧和北美这些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和帝国主义的心脏地区，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发展，大搏斗的日子，终有一天会要到来。那时候，西欧和北美无疑地将成为世界政治斗争的集中点，成为世界矛盾的集中点。
“四评”指出，苏共领导只讲社会主义阵营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援作用，而否认民族解放运动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援作用。他们只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对于打击帝国主义的作用，而贬低和否认民族解放运动对于打击帝国主义的作用。这种立场，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不顾事实的、是错误的。
苏共领导在公开信中，企图给中国**加上一个罪名，说“中国同志使民族解放运动孤立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之外”。他们还攻击我们把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体系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隔离起来”、“对立起来”。还有像法共领导人那样的**人，也摹仿苏共领导的腔调，跟着大喊大叫。
“四评”回应说，可是，事实是怎样的呢？把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对立起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不支持和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苏共领导及他们的追随者自己。
当时，苏共领导把中国**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正确立场，说成是“用种族观点来代替阶级观点”，说成是在“利用亚洲和非洲人民的民族主义的偏见”。
其实，我们说，不是中国**有民族主义偏见，不是中国**用种族观点来代替阶级观点。列宁早就指出：“如果欧美工人的反资本斗争，不把被资本压迫的千百万殖民地奴隶最紧密地全部团结起来，那么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场骗局。”
我们认为，回顾几十年来的历史，在欧洲、北美、大洋洲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把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作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战略支点，这是正确的。这样做，并没有否定国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并没有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作用。
而苏共领导人在当时只讲社会主义国家对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只讲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打击帝国主义的作用，把民族解放运动只当做一个补充部分，这其实是因为他们根本无视当时世界的战略格局，根本不具备战略头脑。
“红色中国网”的远航一号撰写过题为《对中苏分裂的反思》系列文章，文章中有这样一个观点。文章认为，当时的苏联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已经成为一个半外围的强大国家，而当时的中国则代表了外围的、激进的民族解放运动国家。外围的、激进的民族解放运动国家、半外围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工人运动，这三个部分在当时的国际共运中，有各自的利益，在斗争策略上也有分歧，这就是当时中苏分裂的根源。
这是远航一号的看法。我们说，远航一号的说法，是错误的。并非是什么三个部分之间利益有分歧、策略有分歧。前面我们说了，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处于低潮，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相比，也处于劣势。在这种情况下，亚非拉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那里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成为反帝斗争的焦点。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
因此，远航一号的观点，明显是闭着眼睛瞎说，跟当时的苏共领导一样，无视资本主义核心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低潮、不审视当时的国际战略局势，又反过来给当时的中国**乱扣帽子。
我们知道，毛主席逝世以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霍查也开始反对毛主席的“三个世界”理论。他认为，“三个世界”理论等于把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矛盾变成了第三世界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用民族斗争取代了阶级斗争。
其实，霍查在这个问题上，也是犯了简单化的、教条主义的错误。
霍查领导下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20世纪60年代不怕苏修的打压，鼎力支持毛主席和中国**，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进行过坚决的斗争，这是极其可贵的。
遗憾的是，霍查在对待第三世界的问题上，也和苏共领导人一样，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
总而言之，我们学习了“四评”之后，思考了一些问题之后，回顾了几十年、一百年的历史之后，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今世界，已经没有了“二战”之后那样的大好局面。
“四评”当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四评”中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出现了伟大的革命风暴。亚洲和非洲五十多个国家宣布了独立，中国、越南、朝鲜和古巴四个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镇压下，曾经遭到严重的挫折，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已经根本不同了。帝国主义者再也不能扑灭民族解放运动的燎原大火。帝国主义的旧殖民体系在迅速瓦解，帝国主义的后方变成了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烽火连天的前线。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统治，在有些国家已经被推翻了，在其他一些国家也受到很大的打击，摇摇欲坠了。
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削弱和动摇着帝国主义在帝国主义国家本国的统治。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革命的胜利，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相互呼应，是我们时代的响彻云霄的凯歌。
遗憾的是，我们今天，看不到这种大好形势了。我们今天的世界，帝国主义集团之间不断争霸，有时候还拿一些小国家的利益作筹码。然而，各国人民并没有普遍觉醒，并没有普遍组织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
我们今天的世界，似乎回到了“一战”之前那种万马齐喑的局面。
然而，历史历来是曲折前进的、跳跃前进的。今天的历史大倒退，对各国人民来说，固然是巨大的灾难。然而，革命导师恩格斯早就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我们相信，今后的历史，必然会在巨大的倒退和灾难之后，出现大踏步的突飞猛进。这是必然的，我们寄希望于各国人民，我们也寄希望于新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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