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由过去所构成，并最终影响未来。说来有趣，前阵子，我陪满腹怨气的发小散心，又从长辈那里了解到不少如今早被遗忘的乡村旧事，由此得以窥见我所在小县城生态的另一面。

　　这也解开了我多年的一个困惑，那些明明在县城过得远比一般人更好，背靠体制占了特别多便宜的人，为什么其中很多人却远比一般人有更多牢骚，尤其是难以掩饰骨子里对社会主义的一种厌恶。

　　就从我陪发小散心说起。我发小还蛮值得同情的，地产相关从业者，两年没开过工了。他的主要业务已经从给工地供货变成讨三角债了，一天天的，比刚从海里爬出来的水鬼怨气都大。

　　怎么办呢，我有空在家里就陪人家散心呗。其实，失业以来，他的生活还挺健康幸福，上午健身游泳，下午打羽毛球，晚上逛街。两年多了，少了生意上的人事纷繁，又生活规律，人家愣是连小感冒都没有。

　　他爸当年也是干部下海，干建筑业两代人，小三十年，正赶上新世纪以来的建设热潮，真攒了不少家底，有铺有房收着租子。所以，人家更多是烦心，人到中年，建筑业是没戏了，接下来该干什么。

　　可能大家生活中也有不少，像我发小这种吃着时代红利的小企业主，往往都那样，明明擦体制的边吃到满嘴油，又一口一个市场经济好，民营才有活力，国家既要让利又要做好保障。然后，上油管，看柴静，听秘闻，生意好的时候抱怨，如今没生意了，就更抱怨了。

　　除了听人家诉苦，这种事我也没办法，最多陪人家到处逛，当散心呗。我们先是参观了一下我发小当初加班加点在城郊赶建的那些鬼城。白天空荡荡，连个鬼影都没有，夜里倒是家家户户，大红灯笼高高挂，充满了灵异故事的氛围。一问我发小，原来都是开发商挂的，好歹装出点有人住的样子。

　　看过这些空城，我们继续开车兜风，也去了下面的各个乡镇。那些过去作为进城买房主力军的富裕乡村，经过这么多年的人口抽取，确实是没有一点人气。进城的，出国的，去外地生活的，本地乡村几乎见不到年轻人了。更不用说，哪怕是仅仅停留在户籍上的年轻人，还不肯生。一个两千人的近郊村，一个季度才生一个，一年生不到十个孩子，这样的农村，还指望什么，七十老翁再喜提三套房吗？

　　一路看来，我发小也承认，他那堆房子实在没人可买了。他唯一的指望就是如今财政极端困难的地方政府，有朝一日脑雾罩顶，大发善心，能接盘去搞公租房了。可说实话，我们自己的小县城也早被市里抽到七零八落，人口凋敝，连过去那些老小区，如今都空空如也。人口的长期逐级抽取加速了空心化和老龄化，已经在乡村、县城表现出了比城市更明显的问题。

　　但这一路，要说都到处衰败也不对。我们其实也看到不少产业亮点，有声有色。毕竟我们县是全国知名的海产大县，资源优势明显。可你要说我们所见，最震撼的，如今还能大兴土木，繁荣昌盛的，就要数我们老家那堆庙。

　　如果按我爸的夸张说法，我县两个富裕乡镇之间已经形成了一条庙宇长廊，隔一百米就有一座庙。民间小庙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大庙更是金玉如山，楠梓成林，繁华如天宫一般。按官方数据，我们县正式在册的规模以上庙宇有一百多座，确实是很不少了。

　　像我这样来自财政困难地区的小干部，看到这种金碧辉煌的场面，下意识地就想检查一下消防工作。现在，大家不是经常开玩笑，说某些地方政府财政周转不灵，要向庙宇借钱。

　　我回家就像乡下人进大观园一样，跟我妈绘声绘色描绘起大庙有多辉煌壮丽，我爸在边上听了就讪笑起来。看我土老帽的样子，我爸给我讲了我们老家村边山头的大庙，是怎么建起来的。算是他亲眼，是怎么从一座荒野小庙建成了如今要把整座山铺满的大庙。

　　八十年代左右，村里人信仰复兴，本地有个丧夫的中年妇女，最早开发了山里一处荒废的庵堂。这座山放在四十年前，按我爸的记忆，都是村里的竹林地和山垅田。山脚下还有一处大型采石场是供应县里面建设，如今石头采尽，也早成了庙里的海会塔。

　　这个庵堂，除了给村民烧香，主要的生意是给那些出国打工的人祈愿。我们老家有几百年的下南洋传统，对润并不陌生，改开后很快就成了一片生机勃勃的润土。我们村里不少小庙都是这样起家的。比如我们一进村，就有一个大大的五通祠，作为我们的村庙。大家都说里面的千里眼和顺风耳特别灵验。过去，天蒙蒙亮或者黄昏的时候，就会有老人在神像耳边上小声叮嘱，念念有词，就是专门祈求偷渡成功的。

　　这个庵堂庙祝有个本家亲戚，最早是跑船的，被外国人殴打，伤了一只眼睛，当时就赔了一百多万。后来，这人就成了有名大哥，专门负责安排人家出国务工。人家去庙里，很多就是通过庙祝搭线。相应地，庙祝也会把那些成功出国的人名写进红榜，张榜庆贺，一边算广告，另一边也是催账。每逢初一十五，村里人来烧香，就看到某某人当初要出国，许了什么心愿。如今过了一两年了，居然还挂在榜上，那就不好看了，赚了钱要赶紧兑现承诺，捐输也源源不绝。

　　这本家大哥发了之后，也乐善好施，牵头组织了一个庙宇理事会，都是村里有头有脸的人物。每年像清明，端午，重阳，我们村里做东安排在庙里吃饭，邻近的乡镇干部也都来聚会，联络感情。每次都要安排五六十桌，而这些都是庙里负担的。

　　当然，我们的乡村干部也不是白吃白喝，每到庙里扩建也都以村里的名义乐捐善款，对庙宇逐渐占有周边的集体土地也视若无睹。毕竟，随着城镇经济日益发达，外出务工人员增多，村里的田都变成了公路和铺面，山垅田也早都荒废了，庙里要占就占呗。庙祝的家人，靠承包庙宇的建设工程也赚了不少，成了村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庙宇管委会也在不断更替，各路乡贤纷纷加入，又更好促进了庙宇建设。

　　就这样，大家幸福生活到10年代以后。国家宗教管理规范化起来，县里最终派了有专门资质的僧人接管了已经颇具规模的庙宇，家族接班的第二代女庙祝也被送回村里养老。新方丈眼光更加长远，社会关系也更广泛，从广东等地拉来大笔善款，开始了新一轮大兴土木，逐渐形成了今天占满一山的豪华大庙。

　　后来，庙祝家族也闹了几次，最后允许他家承包了一些工程周边，算是对老庙祝创业的补偿。如今的本地年轻人依然有许多出国务工的，但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番客已经不再是有钱人的代名词，侨胞在本地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也不再像过去那么显赫了。前几年，老庙祝走了以后，新方丈也几经更替，香火情也不在了。庙祝家族终于带着这些年积累的家财，举家移民，成了外国人，结束了这段充满时代风情的创业史。

　　我爸讲述的这个故事也算是时代变迁的一个有趣侧面。这些年我也接触了不少乡贤，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我们小县城，这点尤其明显。那就是，在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成功者往往是那些有门路，侵占集体，国家资源最多的人。这和我们村的庙宇扩展是建立在不断侵夺集体资产的前提下，是没有区别的。

　　这些人里面，真正的地富资封后代其实不多，反而不乏贫农出身者，真是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他们那种。毕竟，在那样一个时间点，有能力把原属于集体的资源变现，成为自己的第一桶金，不依附体制是不行的。但无论出身是什么，并不妨碍他们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去占有原本属于集体的资源，成为自己成功的最初基石。其中很多人，哪怕成功后不再体制内，其实还是吃了一辈子体制的饭。毕竟，小县城的经济结构、资源配置依然是以体制为中心的。

　　这些人，一方面认为成功是靠自己的本事，其中关键又是没有听从体制宣扬的那套政治说教，比别人更早觉悟，更早动手，才得以从泥窝爬出来，有了如今的金窝，十分得意。和基层体制的长期接触，也让他们不断观察接触到基层体制所存在的灰色面，底层官僚的迟钝僵化，内外不一，贪婪而器小易盈。强势的官员压迫他们，弱势的官员则仰赖他们。这也更坚定了他们认为，成功确实是因为能人自己能干，体制和官僚既是他们利用的对象，也是他们对抗的对象。

　　但在另一方面，他们的成长是经历过大规模运动的，那种天翻地覆地系统性地政策变动。他们的内心深处，不可避免对隐隐对自己发家的手段，如今的财富，感到不安。他们的风光之下是面对时代洪流的无力，缺乏安全感。

　　这些城一代不时表现出无知识的样子，动辄就是外国月亮特别圆，前朝的政府也不错那套。他们表面上谈的是对老百姓的好与坏，对公权力滥用的担忧，对理想政府的追求。其实他们的内心对意识形态的动向是敏感且警惕的。他们未必能把这些归类成系统的东西，但不自觉又会通过言传身教把这种敬而远之，如捕蛇者式的心态传给下一代。

　　就像那个庙祝家族，不少明明依赖体制过得不错的乡贤，最后还是为自己的后代选择了携带多年积累的财富出国这条路。当然，更多的人依旧留在小县城继续努力，并维持着自己的事业。这些人及其后代，在小县城形成了一个相当稳固的阶层，掌握了社会的大量资源，也成为如今所谓县城婆罗门的重要来源。

　　不得不指出，这些人的相当一部分，其实颇为偏执。他们在警惕体制再次大变脸的同时，也惯于毫不在意地贬损自己的国家，他们并不会去区分二者。虽然，他们根子上是在钻空子和占便宜，但却总是在强调，体制不能不讲规矩地对他们进行反攻倒算。强大的外国，先进的民主世界，则充当了他们觉得体制必须要讲规矩的约束者，和他们逼不得已时的救赎与退路，本质上这是一种走夜路吹口哨壮胆的行为。

　　算起来，这些人还真可以说是冷战后西方主导世界体制的拥护者。这种忧虑，也使他们确实在心底深处是希望中国的体制能告别那个让人不安的共字，像外面的世界一般。当然，这种时候，他们又显得格外无知与自大，就像人往往察觉不到自己生存所依赖的空气一样。全然是一副在国家和体制的长期保护下，被娇惯坏了的样子。

　　这些人，说到底也不过是上一个时代的遗存。时代的变迁会改变人，就像如今的国际形势和社会氛围早已不同过去一样，如今的县城二代，三代早已经和他们的父辈不同的。

　　本质上，这些二代、三代已经实现了和国家与体制的和解。这么多年了，社会平稳运转，社会财富大量积累，已经可以让不同意识形态的阶层，同时对这个国家抱有期待。更不用说，这些二三代们从小就远比同龄人过得更好。

　　毕竟，几十年来，大家都在这套规则里活得好好的。如今的人，既不像当年那些人切身感受了整个社会天翻地覆的大争与大变，也没有强烈的内外发展不平衡。相反，外国逐渐不再是财富之源，而是日益窥视本国财富的动乱之患。如今的二代，三代其实也支持国家和政府，也愿意拥抱民族主义，正视自己仰赖体制而生存这个事情。

　　如果是老一辈乡贤，面对当下的经济困难和外部压力，恐怕很多人就投了，润了。但就像我发小，如今的二三代人，哪怕有很多抱怨，也知道外国不好待了，润出去风险不小。信息交流的便捷，外部环境的巨变，都让他们逐渐不再觉得外国月亮特别圆，开始倾向于指望国家崛起并打败外国，从而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利益。

　　唯一继承自他们父辈，可称为阶级立场的，恐怕只剩下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能抵触了。当然，由于相似的生活方式，他们对基层体制也有父辈一样的抱怨，对国家和体制往往是既要又要。有时，他们还会表现出对大资本无限扩张的不安，不自觉表现为一种既得利益的乡土派立场。除此之外，他们也和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一样，是拥护国家政府的，愿意和当代体制一起，努力维持一个不同阶层和谐相处，团结共进的现状。

　　和真正强有力的上流阶层相比，这些活跃在县城的城狐社鼠当然微不足道。但他们依然数量巨大，并牢牢掌握着基层的众多资源，是一股没有太多主动性，自觉性，但又不可轻忽的社会潜流。最终而言，他们正在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稳定阶层，并不断试图依附于更大更强的阶层，寻找能支持自己的声音。

　　当代的中国社会，经过多年卓有成效的发展，已经是一个比过去更加自信且团结的社会。民族主义在其中发挥了日益强烈的纽带作用。当然民族主义也可以细分，也可以对立与分化。它更多起的是一种吴越同舟的作用。这也是近代以来，面对文明的生存危机，寻求自救自强的中国社会一大基调。

　　但除此之外，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现代化，不同社会阶层也在逐渐形成自己对国家未来的期许。这种阶级立场，不再需要借重外力，而是日益本土化。在对外团结，共御外辱的主流叙事下，不同阶层的自觉与成熟，分化与对立，正日益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个新基调。

　　中国不是世外桃源，并不会在社会发展道路上永远那么一团和气。如我们所见，当代中国有着的种种问题，乃至不断发酵的危机。这一切要解决或者说至少缓解，依然要落在发展与分配上。经济体量小的时候，发展压倒了一切，而当体量越来越大，分配就成为日益突出的问题。如何发展，如何分配，阶级以此形成，而每个阶层也都有自己不同的答案。

　　相比于共御外辱，如何分蛋糕则显得更加泾渭分明，水火不容，乃至你死我活。随着中国越来越强，社会也在成熟，不同阶级的分与和，迟早要取代外部危机所带来的生存压力，成为中国现代化路上更加复杂的主要课题。人人都会卷入其中，基于自身的阶级立场，不得不给出自己的答卷，并努力寻求能包容自己答案的社会最大公约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