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共产主义养懒汉”的较全面反驳、拉法格的《懒惰权》的观点摘录点评和共产主义社会如何克服懒惰
原编者按1、共产主义养懒汉?这显然是一种带着偏见的谬论。可以确信的是,那群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宅在书斋里,用臆想的方法将他们在资产阶级社会下的情形代入到了社会主义时期的工人身上,便得出了“大锅饭养懒汉”这个结论。这种结论全然是不负责任的,它没有看到致使工人不努力的真正因素,也没有去调查社会主义时期工人究竟到底是不是懒汉。这种观点及其得出的过程实际上反映的是资产阶级学者的落后与脱离群众。
2、笔者先引用采访案例,再给出结论,论述进行得非常精彩,总的来说为什么现在的劳动者讨厌劳动了,因为有资本家在吸血,国家不是工人的国家,劳动起来就没有积极性,主观能动性就发挥不出来。懒汉无论是什么社会都会有的,但是不能用这个歪理来污蔑工人阶级,用个体现象来代表一个阶级,是非常粗浅的理解。
还是欧美社会政治选举的低投票率,都说明了现在的所谓民主只是资产阶级内部的自娱自乐。民众已经饱受无休止的异化劳动折磨,还要被不事生产的人谴责,“国人素质低,只能被管着”、“红脖子大老粗,只知道上街闹事”,可过去的历史,向我们证明了人民如果成为了国家的真正主人,其爆发的创造力和劳动积极性都是无与伦比的。
“有人说,我们今天的时代是劳动的时代。其实,这是痛苦、贫困和蜕化堕落的时代。”——拉法格《懒惰权》
本篇的大致内容见标题。
一、驳“共产主义养懒汉”
对于此问题早有系统的驳斥,笔者在此只不过是做了一番整理。
(一)毛时代
1、毛时代的工人劳动积极性极高,“大锅饭养懒汉”不过是高高在上的研究家不经过实践所得出的谬论。
(以下部分摘录思想火炬《毛主席时代大锅饭真的养懒汉吗?》与《再驳“共产主义必出懒汉”论》的调查)
“作者访谈了几位经历过毛时代的老工人。”
“罗师傅说:“我没有读过大学,我水平不高,我就说说我真实见过的东西,代表我和我见过的其他工人。我觉得这些教授的说话就是放屁。他们根本就不懂得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人阶级那种高度的生产热情。 如果他们在那个时候能够下来和工 人阶级一起参加劳动,听一下工人阶级的呼声,他们就不会这样乱放屁。”
“我们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也很坚定,就是一定要把国家建设好。 当时为了保质保量的完成生产指标,工人自愿加班加点。 工人的生产热情非常的高,比如说在60年前后,那时几乎每个工人每天至少工作11个小时,领导来劝都劝不走。我很清楚的记得,我有一次连续干了24个小时,我还想干,后来领导不让,强行把我拉走了。当时这种加班加点的劳动都是义务的,没得一分钱。但是所有人都想参加,如果谁参加不了,他自己就会觉得很失落,心里面很不舒服。当时我们生了病受了伤都不怎么请假。有一次我的脚背被滚烫的水给烧伤了,我就在家里面休息了一天,马上又来上班了。”
我们这样的生产热情,那些一天就知道坐在书斋里面放屁的学者根本就不懂。说我们是大锅饭养的懒汉,放屁!”
“但是我说话也讲究实事求是,你说有没得个别人是懒汉呀?的确也有。有些班组的确有个别人懒,但你不能用个别人来污蔑整个工人阶级啊。”
“罗师傅说完了之后,坐在他旁边的杨师傅接过话来。杨师傅70岁左右,以前是木材厂的工人,杨师傅谈的东西很多,我在此主要记录了他关于工人生产积极性方面的评述。”
“杨师傅说:我们木材厂是西南片区最大的木材厂,有职工近万人。”
“我们有10个车间,出产木材等产品。要说大锅饭养懒汉,那确实是没得道理得。我们八点钟上班,但是工人七点多钟就到了,没有谁是八点钟才走到工厂的。 生产方面只要一声令下,大家拼命整。为了把生产搞上去,星期天大家自己都去搞义务劳动,没得哪个人去计较报酬的。”
“比如我们车间的工人,中午12点下班回去吃饭,吃了饭马上就回到车间继续干。晚上我们是6点下班,下班后学习1个小时,7点回家吃饭。 有很多同志7点回家吃完后又跑到车间参见义务劳动抢任务。”
“我老婆当时就是这样,吃完饭碗都没得时间洗就跑去抢任务。这些都是义务的,是不记报酬的。甚至为了保证生产任务,女同志给小孩喂奶都是在车间喂。”
2、毛时代的工人积极性高的原因
为啥我们要懒惰呢?不要瞎三话四!多少年来愁的事情现在根本解决了,我们就可以一门心思搞生产了,越搞越有劲。”——《再驳“共产主义必出懒汉”论》
“我们妇女是不会做懒汉的,要么是出在你们男人堆里,现在生活集体化了,真好呵!你看看我们多出来时间做啥?啥人在困懒觉,还不是搞生产,学文化。”——《再驳“共产主义必出懒汉”论》
“儿女多的人今天吃的是社里的饭,大起来也为社里工作,有什么不公平?从小就是大家养活的,大起来就一定为大家,怎么会做懒汉。”——《再驳“共产主义必出懒汉”论》
“医疗、教育、住房都有保障,一个人的工资可以养一家人。现在全都变了!就拿医疗来说,以前100个病人有95个是死在医院里面的,现在有99个都是死在家里面的。没得钱看病呀!我们木材厂有好多人生了病之后没得钱看病,只好跳楼死了,最多的一次一天死了3个。”
“毛泽东的时候工人看病不花钱。 现在呢?国家说:医疗解决了撒,都有医保。我的医保每个月23块钱,挂个教授号就要20块钱,坐个车还要钱,你说这个医保有啥子用!”
罗师傅接着说:“毛主席那个时候,是先救人再说钱;现在呀,是先给钱,没得钱就走人。 再说上学,我们那个时候上学只有几块钱。要是你家里面有困难,找街道开个证明,钱都给你免了。”
“现在呢?现在官僚和资本家就知道压榨人民,根本不可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举个例子,我们厂一个炼钢工人一年2万多点,科室里面一个科长年薪是6-12万,一个处长每个月的汽油补贴就是1500。”
“以前我们的教育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先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现在呢?现在这些当官的就知道吃喝玩乐。”
“我们当时工作起来是非常的有热情、非常认真。我们不是懒汉,我们是国家的主人。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工农脖子上的生死线都牵在资本家的手里面,要你生要你死就是一句话。”
“这个世界上没得无缘无故的爱,也没得无缘无故的恨。我们为什么会爱厂如家,原因很多,但我认为首先是因为这个厂关心工人。当时的厂对工人的关心可以说是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
举个例子来说,我是58年之后参加工作的。工作没得好久,有一次家里面来信,说我爸爸身体不好,现在家里面很困难。我当时也没有给厂里面说,但是在私下给朋友说话的时候说漏嘴了。过了一段时间,家里面来信说收到了50块钱,我都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我问领导,才晓得是工会寄的。”
黎师傅说:“当时工会领导那真的是把工人的利益装在心里面的。当时每个班组都有一个工会小组长,他负责了解班组工人的情况。方方面面的情况都要了解:家里面困不困难?爱人是干什么的?小孩是否该上学了?最近有什么状况等等。班组把情况汇总到车间一级的工会,车间再把情况汇总到厂工会。所以说工会对整个厂里面所有工人的情况、困难那是一目了然,一旦出了问题马上就给你解决了。他甚至都不用你来说,自己主动就给你解决了。举个例来说,凡职工生病请病假3天以上的,工会领导就必须要去关心。”
张师傅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切身的体会。我55年的时候在一线当工人,得了胃病,经常去医院,很严重。当时袁景良是我们工会的劳保委员,他晓得了这个事情,就提名让我去疗养。单位就送我去疗养所疗养了50天,疗养所的伙食非常好,标准是21块/月,我自己只出9块钱。疗养了之后我的胃病基本上就好了,到现在都没有犯过。”
3、工人觉得自己是工厂主人翁的原因:工厂听取工人意见;让工人进行技术改良和创新;工人和干部的待遇差距几乎没有。
范师傅70多岁,是全国劳模。范师傅说:“以前可不是这样,当时提倡鞍钢宪法,充分的相信群众的自主性,让工人以主人翁的态度去干活,而不是厂长拿着棍棒驱使工人去干活。”
“当时是干部带头参加劳动,以此带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比如我们厂,副处级以下干部基本上所有时间都在生产一线,干的活比工人还多。正处级以上的干部每个礼拜五都要参加劳动,还要向工人拜师学艺。当时干部参加劳动那是真的在劳动哟,我就听说过有些车间的主任、书记亲自上一线结果中暑晕倒的。”
“当时还提倡让群众提合理化建议。我们厂还专门设立了机械化车间去实施工人提出来的合理化建议。当时工人一共提出了4万多条建议,最后根据这些建议做出了400多项技术革新。现在呢?领导根本看不起工人,他觉得技术革新是技术员的事情,你工人不配提意见。”
张师傅:“当时的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也处于一个主人翁的地位。就拿生产任务的制定来说,现在生产任务的制定都是厂长说了算,当时可不是这样。一个生产任务下来了,厂里面下到车间,车间下到班组,班组传达到每个工人。然后让工人讨论,看应该怎样完成这个生产任务,如果觉得这个生产任务规定得不合适,工人就提意见让上面修改生产任务。比如有一次一个生产任务下去了,让一个工人轧了碳素钢马上轧锋钢,工人觉得这种生产任务安排不合理,于是提出意见,后来就把生产任务修改了。
如果提了意见上面不听怎么办?那工人就可以继续提意见、可以去闹,你当官的把他没得办法,因为你没得开除工人的权力。当时有句俗话:你当10年官,我11年都不犯法,你把我没得办法。我给你举个例子。当时碳素钢钢锭出来之后,为了保证钢的质量,按照操作规程,要切掉1.5%的量。后来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只切掉1%的量也能够保证质量。这样每吨钢锭就可以多出0.5%的钢材。我当时在团总支任生产委员,就和另外一个工人一起向上面反映这个问题。结果车间和厂里面都不支持我们,说这个东西是苏联专家定的,不能改。我们就和上面顶着干,连续几百次违反苏联专家定的操作规程,只切1%的量。”
“结果厂里面拿我们也没得办法,因为我们没出任何质量问题。后来我们把问题反映到冶金部,冶金部的让我们把实验数据交了上去,最后冶金部批下来同意了这种操作方法。”
周师傅:“工人为什么觉得自己是主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工人和干部的待遇是差不多的。以吃粮为例,当时根据工种定粮。困难时期我在市委工作,当时市委干部是21斤粮,工人普遍比干部多,某些工种能到50斤粮。”
梁师傅:“有一次我们单位发奖金,干部奖金是4块钱,炼钢工人的奖金是6块钱。由此可见,当时的干部才真正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那个时候当干部只有多做事的,干得不比工人少,拿得不比工人多。当然,你问我们工资有没有差异,也有差异,但是这个差异很小。”
张师傅:“你说工人和干部的工资有没有差距呢?这也有差距,但这个差距小,很多工人的工资比干部还高。我们厂里面有一个8级钳工叫李孟虎,工资待遇相当于县级干部的收入。他一个人的工资就够全家人生活,而且还生活得很好。他有8个小孩,后来这些小孩有上中专的,也有上大学的,很有出息。你想想现在,你一个工人的工资能够养活8个小孩?还要读书哟!根本不可能。”
“毛泽东时代普通工人也可以参加技改和管理工作,有专门的实验室供工人从事技改活动,虽然学历低,但在实践中也是能有所创新的。工人们都是主动参与技改和管理工作,主动参加义务劳动,不让他参加他才不乐意呢。那时候要的是荣誉。现在你给人家钱,人家都不干。”
4、现在工人偷懒的原因
“工人丧失了主人公地位,他不认为是在给自己的厂子干了,这是你厂长的厂子,你厂长想拿多少就拿多少,所以工人都不愿意干了、消极怠工。资产阶级就借着这个污蔑工人阶级“大锅饭、养懒汉”。”
“偷懒是厂长承包制以后。你厂长一承包,七大姑八大姨都发财了,每年拿几十万的奖金,工人一个月才一二百块钱,工人生气咧,所以磨洋工。这与计划经济没一点关系。他把自己犯的错误强加到计划经济、工人头上去了。”
(二)列宁时期
简单举一个“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例子,摘自列宁的《伟大的创举》。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以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是因为它向我们表明了工人自觉自顾提高劳动生产率、建立新的劳动纪律、创造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首创精神。——列宁
事实如此摆开,还会有人说共产主义养懒汉吗?
二、“懒汉”与“懒惰”
1、在这个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资本主义社会下,“懒汉”一词已经失去了它原本的含义。
“懒惰是不从事生产劳动的剥削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一种生活习惯,少数劳动人民中间的懒惰习气是受了剥削阶级厌恶劳动观念的影响。”——《驳“共产主义必出懒汉”论》
2、饥饿是资本主义社会维持运转的惯用手段,社会主义的力量源泉与胜利保证就在于它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劳动生产组织来保证社会进步。
用法律来强迫人们劳动,“将会带来很多麻烦,将会导致许多暴力行为的发生,将会引起种种议论。与此相反,饥饿是一种和平的、无声的和经常性的压力,是工业和劳动的最自然的推动力,它将使人发挥其最大的效能”。——拉法格
列宁导师也曾说: “农奴制的社会劳动组织靠棍棒纪律来维持,劳动群众极端愚昧,备受压抑,横遭一小撮地主的掠夺和侮辱。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靠饥饿来维持,在最先进最文明最民主的共和国内,尽管资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民主有很大的進步,但极大多数的劳动群众仍旧是一群愚昧无知的雇傭奴隶或贫苦农民,备遭一小撮资本家的掠夺和侮辱。共产主义(其第一步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则靠推翻了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劳动群众本身自由的自觉的纪律來维持,而且愈往前去就愈要靠这种纪律来维持。”
3、拉法格对于“懒惰”这一问题提出了新的有趣的思考方式,那就是工人阶级拥有“懒惰权”。
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是造成智力衰退和身体畸形的根源。”
“它所追求的理想就是把生产者的需要削减到最低限度,窒息他们的一切欢乐和一切激情并且使他们沦为片刻不停地运转的机器。”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劳动啊,就连唯物主义也希望最好有个地狱,以便把这些基督徒、慈善家、残害儿童的刽子手关进去。”
“在我们的社会里,哪些阶级为了劳动而喜爱劳动呢?农民私有主和小资产阶级。前者整天在自己的土地上弯腰干活,后者被禁锢在自己的小铺子里,他们象田鼠一样在自己的洞穴里忙忙碌碌,从来不会伸直腰背来尽情地欣赏一下大自然。”
“如果工人阶级必须根除身上的使他们堕落的恶习,使出全部气力站立起来,这不是为了争取人权,因为那只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权利,不是为了争取劳动权,因为那只是贫困的权利;而是为了争取制定一项禁止人们每天劳动三小时以上的铁一般的法律。”
“但是,无产阶级若要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就必须坚决摒弃基督教的、经济的和自由思想的道德偏见,就应当恢复他们的天然本性,就应该宣布他们有懒惰权——这一权利要比资产阶级革命的形而上学的辩护士所炮制的干巴巴的人权神圣和高贵千万倍——他们应该每天只工作三小时,而在其余的时间里尽情地娱乐或者闲荡。”
新奇的思考方式! 如果真的与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日没夜的底薪劳作相比较的话,每日只工作6-8小时的社会主义确实养“懒汉”! 并且笔者就想成为那个“懒汉”。
三、如何克服“懒惰”
一句话,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在人民内部,是自觉地改造,通过参加劳动和批评,克服各种轻视劳动的观念。在此过程中,少数有懒汉思想的人,将会根本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由于他生活方式改变,他的思想也必然会或快或慢的改变。对于反革命分子及杀人犯、盗窃犯、骗子、流氓…及其他坏分子,则是强迫他们劳动改造,他们要经历一个从强迫到自觉的过程。花岗石头脑的人自然也会有的,这极少数死守着头脑里白旗不放的人,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驳“共产主义必出懒汉”论》
“吃饭不要钱之后,大家都积极劳动,有啥人要懒惰,我们要批评他!大家都批评他,他还敢做懒汉?”——《驳“共产主义必出懒汉”论》
“现在我们是有组织的了,同老底子不一样了,啥人要做懒汉他的头就抬不起来,连老婆也要反对他。”——《驳“共产主义必出懒汉”论》
“生产不起劲的人是会得有的!这种人将来就要狠狠的批评批评,贴他几百张大字报。”——《驳“共产主义必出懒汉”论》
“我认为要分两个方面来看,第一、当时对领导的监督还解决得不够好;第二、由于工人敢用大鸣大放来监督领导,所以这个监督问题比现在解决得好得多。我说不够好是因为当时有些领导滥用权利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比如我们厂的领导杨××,他喜欢在背后用小动作整人,这就明显是乱用权力。文革的时候群众写大字报揭露他的问题,后来他就被群众批判了,批判了之后整个作风大大改变。呵呵,不过改革开放之后老毛病又犯了。”
共产主义下工人的自觉劳动是独属于无产阶级的英雄主义。 最后,请允许笔者以列宁导师的一段话来结束这一文章吧。
“显然,这还只是开端,但这是非常重要的开端。这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困难、更重大、更深刻、更有决定意义的变革的开端,因为这是战胜自身的保守、涣散和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这是战胜万恶的资本主义遗留给工农的习惯。当这种胜利巩固起来时,而且只有那时,新的社会纪律、社会主义纪律才会建立起来;只有那时,退回到资本主义才不可能,共产主义才真正是不可战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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