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为贯彻《共同纲领》的文教工作方针，适应西南地区革命建设事业迅速发展对干部的迫切需要，1950年5月，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创办了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以下简称“西南革大”）。作为一所新型革命大学，西南革大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培养革命干部、塑造“新人”的积极探索。本文旨在通过考察其创建因由、办学特色、历史贡献等，分析其在塑造“新人”方面的作用与意义。

　　一、西南革大的创建因由

　　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的西南革大，是西南地区接纳和改造“旧人”、塑造“新人”、培养干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提供人才支撑的新型学校。它的创建，有着深刻的理论依据和历史背景。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塑造“新人”理论的科学指引

　　马克思主义关于“新人”的阐述，可以追溯到恩格斯在 1847年 11月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的纲领草案——《共产主义原理》。恩格斯指出：“由整个社会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完全不同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人来。”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后，需要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与此相适应，新政权需要“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并创造一批“完全不同的人”即“社会新人”。列宁认为，共产主义建设者是具有广博的学识、马克思主义思想、集体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道德的一代新人，教育工作者和**员应当“帮助培养和教育劳动群众，使他们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习惯、旧风气”。在领导人民进行破坏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伟大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基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提出了许多新观念，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新人”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他主张在根据地内开展新民主主义教育运动，倡导“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在干部教育问题上，他明确提出“教育包括业务教育和理论、思想教育”。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周恩来等在谈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革命和建设时，多次提及改造旧人、塑造“新人”的问题。比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周恩来在《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中指出，对于阶级斗争中可以改造团结的人员，要“使他们参加生产，逐渐地改造成为新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着眼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全局，多次强调要建设新文化，培养符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需要的“新人”。他要求，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

　　（二）中国**干部教育的经验积淀

　　中国**历来重视教育和培养干部。早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就在瑞金创立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央党校的前身），把“训练新的工农干部，以适应目前革命与战争的需要”作为办学目标。延安时期，1936年6月成立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遵循“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坚持“少而精，短而少，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教学原则，并创造性运用启发式、研究式和实验式三种方式相结合的教学策略，在 9年的办学历程中，共培养了 10余万名德才兼备的新的军政干部。此外，1937年 7月成立的陕北公学，以培养能够参加抗日的军政人才为办学目的，主要招收社会青年，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首位，注重军事知识的传授，并大力发扬教学民主。陕北公学在抗战的烽火硝烟中培训了 1.3万余名革命干部。整风运动后，中国**的干部教育工作更加成熟，广大干部教育学校逐步树立起“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人民服务”等优良作风和传统，不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提供了人才保障，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包括西南革大在内的干部教育培训学校工作的开展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地区解决“干部荒”问题的迫切需要

　　新中国成立前后，伴随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统治体系的全面崩溃，中国**开始对旧政权进行接管，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并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对于中国**而言，如何解决城市管理经验缺乏和干部紧缺等问题，迅速培养一批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人”，为推动城市管理、民主改革、镇反肃特等工作提供干部和人才保障，是当时一项极为迫切的任务。就西南地区来说，新中国成立前，西南大部分地区的“基层政权管理体制是县乡保甲制”，且“少数民族多数保持着土司制度”，地方政权还把控在保甲长和部分少数民族首领的手中。少数民族聚居、国民党残兵大量存留、匪患猖獗等情形相互交织。要想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建立和巩固新政权，做好各方面工作，干部是至为关键的因素。1949年 9月 20日，邓小平在第二野战军及赴西南做地方工作的区、营级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这次去西南，主观力量从上到下都不够强，数十万军队除外，各地集中的县级以上干部约一千二百人，区村干部约五千人，共六千二百人，比一千二百万人口的江西省配备的干部多不了多少。还有一万名须经锻炼才能发挥大作用的学生，以及四川、贵州的九千名地下党员，云南的九千名地下党员，二万人游击队的重要力量。”因此，开办兼具改造旧人员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功能的人民革命大学，培养一大批善做基层工作和少数民族工作的新型干部，解决严峻的“干部荒”问题，就成为西南地区工作中一项紧迫的历史任务。

　　二、西南革大的办学特色

　　1950年5月14日，西南革大在重庆创办，并在成都、川南、川北、西康、云南和贵阳设立分校，招收对象主要包括旧职员、青年知识分子与工农骨干等。通过渐进性、针对性、多样化的教学策略，西南革大对学员进行思想、理论、技能层面的教育与培训，为西南地区塑造“新人”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以旧职员、青年知识分子、工农骨干为重点塑造对象

　　西南革大招生对象成分多样，既有旧职员、青年知识分子、工农骨干等，也有宗教人士、少数民族干部和民主党派人士。基于实际，各分校办学期次不同，不同阶段招生对象的侧重点也不同。总的来说，西南革大在不同时期招生侧重点的变化主要呈现为以下三个阶段。

　　以西南革大总校为例，第一阶段以旧职员等知识分子群体为主，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者近80%，其中有机关保送和挑选的留用人员、失学失业的青年学生以及少数工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招收旧职员、青年学生等可在短期内缓解西南地区的“干部荒”问题。鉴于“工人、农民的平均文化水平比较低，较难通过考试”这一客观实际，优先培训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员，能够更快解决迫在眉睫的干部短缺问题。同时，旧职员熟悉岗位的工作流程并拥有管理经验和业务技能，可在较短时间的集训后分配于各类岗位。二是招收旧职员等群体可在较短时间内缓解严重的安置和就业问题。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军管会在接管政权后，西南地区“近九十万的国民党军、四十万左右的旧有员工”亟待安置，合理安置此类人员并实施教育改造便成为解决就业问题、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方式。三是西南革大的办学性质与目标是“继承和发扬抗大革命传统，大量吸收知识分子，迅速提高工人觉悟的革命熔炉……并逐步地过渡到正规的西南人民大学”。以旧职员等知识分子群体为首批主要招收对象，既能起到很好的先行示范作用，也能在先易后难中稳步积累经验，保证后续各项工作有序推进。第二阶段主要培训产业工人和轮训抽调的在职人员，小学文化程度的占52.2%。产生此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国内外局势复杂多变，要求加快新型产业工人的培养，以做好生产与后勤工作；西南地区各单位各部门的工作逐步走上正轨，但对于“新人”的塑造并非一蹴而就，在职干部需要持续接受教育，以实现从思想到行为的彻底转变；西南革大“坚决向工农开门”的办学原则也要求加强对工农骨干的接纳与塑造。第三阶段主要面向革命干部和优秀青年知识分子。为迎接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1952年4月，中共中央西南局计划将西南革大转变为西南人民大学。西南革大为此调整了原有组织与院系结构，尽管也兼有少部分短期专修班，但已着手向正规的新型大学转变。同年 4月 29日，由西南革大拟定的《本期工作初步方案》明确提出，学员“必须具有一定政治觉悟。中学以上文化水平，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经过学习能培养成为工作中之骨干者”，“主要对象应是革命干部和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培养各领域的专业和骨干人才，成为这一阶段的重点任务。

　　（二）以思想、理论、技能为核心教学内容

　　西南革大注重在教学过程中贯穿思想、理论和技能三个层面的教学内容，以帮助学员成长为内外兼修、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新人”。

　　第一，对学员进行思想革新。西南革大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注重对学员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引导学员树立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譬如，在社会主义发展史教学中，西南革大强调，学员要把学习“同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密切地联系起来”，“同自己的思想实际结合起来”，以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作风。西南革大也注重学员的思想总结和民主鉴定，发动“学员们讨论和自学，写学习心得，交总结”，并将部分学习体会刊登于校刊供学员参考。比如，在刊登于《云南革大》的《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关系》一文中，作者坦陈，“当学习劳动观点的时候，虽然在理论上能够接受劳动创造人……但在思想上总不免弄不清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正确关系”，而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重新认识二者关系后，便解答了这一疑惑，加深了对“劳动创造世界”等观点的理解。

　　第二，对学员开展理论教育。一方面，西南革大围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开展普遍性的政治理论教学。不仅在总体上注重对《**宣言》《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马列经典著作的启发性教学，而且注重深化学员对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革命和中国**》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著作的研读。此外，还结合中国革命实际与形势变化，设置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时事与政策”等系列课程。为提升政治理论学习效果，西南革大也根据实际情况为学员提供参考资料。例如，《西南革大云南分校第二期学员学习参考资料》（第二辑），摘选了刘少奇的《人的阶级性》、艾思奇的《从头学起》、沈谊的《什么是工人阶级的主人翁思想？》等几篇文章，为学员正确认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阶级观念”等问题提供了参考。西南革大总校 1952年 12月编印的《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选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关系》等文章作为学员学习中国革命史的参考。另一方面，西南革大还依据形势变化和学员的分类及特点开展差异化、专业化的理论知识教学。例如，针对第二期的工人学员增加了党章党纲和工会法、工厂管理法的教育，针对司法干部学员编印了苏维埃刑法、民法及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专业授课教材。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贵阳分校在第四期以后增开了“经济建设常识”和“政治常识”两门课程。为农村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运动作准备，云南分校则安排了农村政策学习，包括《土地改革法》及减租退押的有关政策规定，并组织了农村调查。

　　第三，对学员实践能力及专业技能进行培训。塑造“新人”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人才支持。西南革大注重对学员实践能力的培养，让学员在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提升自身的专业技能。1950年 10月，贵阳分校组织学员“1255人，加上干部两百多人，共有 1500人”参加下乡运动，执行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土改等任务。川南分校则在“全校抽调 100多人参加征粮工作”，并在征粮中与土匪进行了英勇斗争。1951年 12月，云南分校组织全体学员参加了“三反”运动，使他们在实际斗争中明白了运动的意义和作用。同时，西南革大还在不同期次开办了“新闻班”“统战班”等专业训练班，集中培训符合不同建设岗位需要的干部。特别是在后期着手向正规大学转变的阶段，学校下设“财政、经济计划、工厂管理、贸易、俄文、政法、政治教育等 7个系，财政、会计、统计 3个专修科及工程管理、司法干部 2个培训班”，教职员也按业务类型编入不同教研室，以更专业、更具针对性的方式对学员进行专业技能培训。

　　（三）坚持渐进性、针对性、多样化的教学策略

　　西南革大在办学过程中，注重教学策略的灵活运用，渐进性、针对性、多样化是其教学策略的显著特征。

　　第一，坚持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从西南革大的教学步骤来看，教学过程“大体都经历了预备教育、理论学习、时事政策学习、全面思想总结和鉴定等几个阶段”。预备教育阶段以说服教育和示范教育为主，通过系统宣讲中国**的政策主张和集中进行校风、校训教育，消除学员顾虑、摆正其态度。理论学习阶段则围绕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展开系统的理论教育，在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下肃清错误观念。时事政策学习阶段则是从国内外的视角出发开展教学，并结合实践活动帮助学员明确未来工作的方向。全面思想总结和鉴定阶段，以整风精神为指引，总结与巩固学员的学习成果。同时，西南革大在组织实施每一阶段的教学计划过程中，将每个单元的学习目的、内容、掌握要点等向学员作布置，并注意收集教学过程中的各种思想倾向和思想观点，以及时进行正确的引导；在每期结束后，组织各单位总结本期工作，进行交流讨论，明确经验教训，以更好地开展下一期的教学工作。这种有步骤、分阶段、具体化的教学安排，符合循序渐进的教学规律，在教学实践中广受学员好评。有学员表示：“学习几个月，胜读十年书。”

　　第二，实行因人而异的培养方针。西南革大学员成分的复杂多样决定了必须实行因人而异的培养方针。针对以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教学，西南革大侧重于“劳动价值观”与“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学习引导，“辅以实践劳动锻炼与教育”。其目的就是要改变旧知识分子过去轻视劳动的观念，在明确阶级立场的同时，“使他们在较短期间抛弃旧的错误的政治观点，取得新的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从而运用他们的文化知识与业务能力为新中国建设而奋斗。针对以工农骨干为主要成员的教学，西南革大采用了“讲授、启发、引导与互助教学，自觉自愿相结合，并辅以班辅助课，小先生制”等贴合工农学员实际的教学方法。在后期着手转变为正规大学阶段，西南革大开始针对不同类型人才进行招生和教学，设有中国革命史教研室、政治经济学教研室、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政治教育教研室、俄文教研室、工程管理教研室、统计教研室、财政教研室及经贸教研室等 13个教研室，培养方式向专门化转变。

　　第三，采用形式多样的教学方式。一是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以戏剧、电影等形式配合教学。如云南分校“学习‘土改’时，放映电影《白毛女》，演出歌剧《血泪仇》《赤叶河》；学习中国革命问题时，放映电影《赵一曼》《上饶集中营》”。成都分校为配合教学，演出了话剧《思想问题》，对学员思想震动较大，收到了“台上演戏台下比，看看别人想自己”的效果。二是坚持自学为本原则，充分发挥学员的主观能动性，始终发扬教学民主。如云南分校“实行自学、讲课和讨论相结合”，“在自学的基础上，以上大课为主，上小课为辅，结合小组（必要时联组）的充分讨论”。三是实行学生自我管理。西南革大创设了学代会、俱乐部等学生组织，特别是学代会以“及时反映同学的意见，交流学习经验，提高同学的积极性，指导俱乐部建设”为宗旨，“分为班的、部的和全校的三级学代会”的组织形式，以此推动各项学习任务的达成。

　　三、西南革大的历史贡献

　　从1950年5月开始到1953年9月结束，西南革大及其分校在大约三年零五个月的办学实践中，尽管面临着经费不足、师资力量短缺、教学设施简陋等严重困难，但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仍取得了很大成就。

　　（一）培养了一批适应新中国革命和建设需要的“新人”

　　据不完全统计，西南革大及其分校“为西南地区培训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需要的各类干部和专门人才近 10万人”，这些人经过培训后分布于西南地区城乡的各个岗位，充实了大西南的人才储备。以西南革大总校为例，短短 3年多时间就为西南地区的机关、学校、工矿、财贸、交通、银行和部队等战线输送建设人才 2.389万余人。其中，培养知识分子干部1.503万人、产业工人积极分子 4342人、专业干部 4494人。在专业干部中，包括学习指导员、工人政治教员、中学政治教员、理论教员、财经干部、工程管理人员、司法干部、机要干部、各民主党派干部、检察人员、新闻干部等各类人才。西南革大各分校也为西南地区各单位输送了大批建设人才。比如，云南分校在 3年中培训各类干部 14587人。总之，西南革大的学员在接受教育后，已然成为具有坚定政治信仰与过硬本领的社会主义“新人”。

　　（二）促进了西南地区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

　　新中国成立初期，整个社会从人民思想到现实境况都是十分复杂的。当时，不仅需要重塑经历百年烽火硝烟的中国社会，而且需要通过新式教育开展全社会范围内的思想革新，增进民众对新中国的政治认同，以巩固新生人民政权。西南革大以丰富多样、卓有成效的办学实践，引导广大学员在提高思想觉悟后，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激发了主人翁意识，从而自觉自愿地加入到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革命队伍中。例如，1950年 10月，云南分校第一期 900多人毕业时，革命热情很高，表示愿意服从革命需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争相报名参加农村工作队和解放西藏的工作。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成都分校一部学员 543人报名参军到抗美援朝战争前线，并积极捐献财物，还普遍订立了爱国公约；云南分校也组织全校学生多次捐款并举行“控美大会”，“全校共捐得 69798050元（旧币——引者注）”，并在同年“1月 17日至 30日举行控美周”，掀起了爱国主义热潮。在西南革大选派参加土改、征粮和清匪反霸等工作的学员中，有不少人献出了宝贵生命。事实证明，西南革大的教育是成效显著的，学员在毕业走向工作岗位后为各项革命和建设事业以及西南地区人民政权的巩固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推动了西南地区人民教育事业的稳步发展

　　西南革大是新型教育的一次探索，在第三阶段的教学中已着手向正规人民大学转变。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经济建设与地方性教育改革任务逐渐凸显，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文教部从实际需要出发，改变了将西南革大过渡为西南人民大学的预设方案，转而采取“打散西南革大，加强和充实西南各大专院校、党校的办法”。西南革大总校的政法系、政治教育系独立新建为西南政法学院，俄文系独立新建为西南俄文专科学校，财政系、经济计划系、工厂管理系、贸易系并入四川财经学院，其余部分于 1953年 9月并入中共中央西南局党校。西南革大各地分校也相继于 1952年下半年起先后转为行政干部学校或党校。如 1952年 9月，川北、川西、川南、川东四个行署，以西南革大的干部教员为基础，合并改建为四川省第一行政干部学校和四川省第二行政干部学校。次年 3月，云南分校、西康分校也分别改建为云南省行政干部学校、中共西康省委党校。同时，西南革大总校与分校一部分干部也被调去充实了高校、党校等教育机构。西南革大的打散与重组，优化了我国西南地区的教育机构，“成为了西南教育事业发展新的起点”。

　　西南革大产生于特殊的历史阶段，后因现实发展的需要而退出历史舞台。虽然它存续的时间有限，但贡献和意义很大。它注重围绕时代任务教育和塑造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的“新人”；注重教育内容间的互动关系，围绕思想、理论和技能三方面展开教学，推动学员素养的综合发展；善于运用渐进性、针对性、多样化的教学策略，大大提升了人才培育的成效。这些经验和做法，不仅在当时取得了扎实成效，培养了大批社会主义事业急需的干部人才，也为我们今天做好干部培训工作、人才工作、教育工作以及培育“时代新人”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