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肤施会谈意气相投 坚定张学良抗日决心

　　“九一八”事变后，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下，张学良面对日本在东北的侵略行径奉行“不抵抗主义”，致使东北三省很快沦于日军的铁蹄之下。张学良被迫率东北军流落关外，他本人也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下野出国。回国后，蒋介石任命张学良担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负责“剿灭”西北红军及刚刚在陕北落脚的中央红军。东北军与红军先后发生三次战斗，接连损失了近3个师的兵力和两名师长。张学良对红军的战斗力有了深刻的体会，对自己的损失也大感痛心。而令张学良失望的是，蒋介石不但借故停发东北军伤亡士兵的抚恤金，还趁机取消了其部队番号。彼时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作为抗日先锋的中国**，在瓦窑堡会议中明确提出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了对围困陕北的东北军与杨虎城西北军的统战工作。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通过参观学习、与红军一起生活，对**的主张心悦诚服，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主动提出愿意回去劝说张学良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而张学良也在东北爱国将领李杜及杜重远等人的劝说下，开始考虑联共抗日打回东北的救国之路，他与高福源交谈后，表示愿意与中共方面的全权代表就共同抗日问题进行面谈。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张学良的这一爱国动向，先后两次派李克农到洛川与他谈判，达成双方互不侵犯协定。张学良多次表达他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而奔走，希望毛泽东或周恩来到肤施（1937年1月改为延安）来与他正式会谈，经过慎重考虑，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前去同张学良展开双方高层的直接对话。

　　1936年4月7日，周恩来与李克农带着电台从瓦窑堡启程前往肤施，张学良自驾飞机前来，陪同者有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上海中共组织派到东北军的代表刘鼎。周恩来同张学良一见面就笑着说：“我是在东北长大的。”张学良说：“我了解，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过。”周恩来奇道：“怎么张伯苓也是你的老师？”张学良爽快地回答：“过去我抽大烟、打吗啡，是听了张伯苓劝告后戒除的，因此拜张伯苓为师，我和你同师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两人的会谈就是在这种亲切而轻松的气氛中开始，他们交谈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东方泛白才结束。5月12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进行了第二次会谈，通过这两次恳切的谈话，周恩来坚定了张学良联俄联共抗日的决心。

　　张学良和杨虎城

　　两次肤施会谈都是秘密进行，虽无第三人知晓其中的具体情形，但张学良在晚年接受采访回忆这段历史时，直言对周恩来的印象是：“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是周恩来。”（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可见周恩来对他的影响至深。而周恩来在给张学良的信中也直抒胸臆道：“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书信选集》）欣赏之意跃然纸上。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在形成军事联盟、以西北为中心号召全国共同联合抗日等问题上很快就互相达成了默契，中国**在西北地区的统战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胜利。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返抵肤施，在机场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欢迎

　　二、身入危局折冲千里 调停西安事变

　　1936年10月，蒋介石亲到西北，督责张学良、杨虎城进攻红军，他猛烈抨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对东北军训话时更是道：“抗日需要先镇压**，那些不愿意剿共的人与不愿意抗日的人毫无差别，**是更大的敌人。”（程中原《中共高层与西安事变》）蒋的讲话引起了东北军的强烈不满和骚动。12月4日蒋介石再赴西安，他厉色威胁张学良和杨虎城，如果反对其“剿共”命令就要严加处置。张学良在反复苦谏蒋介石停战抗日甚至“哭谏”无果后，与杨虎城一起毅然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及随行南京政府军政大员十余名，宣布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并通电全国，提出改组政府、停止内战等八项救国主张，西安事变震惊了海内外。

　　在发动事变的当天，张学良即致电中共中央告知事变的经过，希望中共可以派人前来协助工作。面对如此突变，中共中央迅速做出了反应，由于周恩来一直负责与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统战交涉工作，而张学良又对周恩来深为敬服，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过去，并请张学良派飞机前来肤施接应。12月15日，周恩来率领罗瑞卿等9人，从保安骑马赶往肤施。时值隆冬，道路陡滑难行，一行人直到16日中午才到达肤施县城北边。在得知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已经离开后，周恩来迅速做好两手准备，他一方面让占领肤施机场的部队用白布摆好约定的十字形接应标志，加强机场警戒，另一方面准备骑马赶到西安。由于当时红军未接防此地，肤施城内的武装力量是地方保安团，周恩来一行就在城外休息了一夜。第二天，他们由城北翻山走至城南时，听到有飞机的声音，周恩来判断是张学良的飞机再次前来，于是派人前去向肤施县长说明红军代表团应邀前去西安，准备借道至县城东郊机场搭乘飞机，得到了县长的同意。周恩来作为中共高层领导人，在情况如此危急下初次下山，一路走来人马疲乏，但他在这样的小事上也毫无疏漏，专程派人向当地政府说明，既表示了对对方的尊重，也避免了双方可能会因为信息不相通而产生误会，全面细致真诚的统战作风可见一斑。

　　周恩来在飞机上听取了刘鼎的报告，对张、杨两人及其部队的思想动态以及蒋介石的个人态度都做了详细的了解。赶到西安后，他先去了七贤庄1号（今西安“八办”），将络腮胡剪去，稍作整休即前往张学良公馆。当周恩来等人到达后，张学良极为高兴，他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不停地晃动着，高声问道：“美髯公，你的长胡须怎么不见了？”周恩来笑着说：“剪去了！”“那样美的胡须，剪掉实在太可惜了。”（石仲泉、陈登才《周恩来的故事》）张学良很惋惜地说。

　　张学良与周恩来一直谈到深夜，张学良先讲了发动兵谏的初衷及蒋介石的态度转变，表示现在是最有可能争取蒋抗日的时候，只要蒋停止内战，全力抗日，就送他回到南京，依然拥护他做抗日的领袖。对张学良的看法和主张，周恩来表示了赞同，并谈了对事变性质、前途以及处理蒋介石的方针看法。周恩来分析，西安与南京正处在对立状态，对蒋介石的处置必须谨慎，如果将蒋处死，那南京方面必将以此为借口对西安进行军事行动，到时候内战爆发，日本也会乘虚而入，中国的前途便更加晦暗；而如果可以就此劝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击日本侵略，就可以释放他回去，还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蒋介石现有的实力也并没有因为这次事变而受到损失，争取他走上抗日的道路，有利于发动全面的抗日民族战争。蒋介石被扣留，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结成的“三位一体”既是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坚力量，也是能迫使蒋走向抗日的强大力量。周恩来从民族大义着眼，对蒋介石与中国的前途命运所作的分析，对应该采取的处置方法说明，与张学良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增强了他和平解决事变的信心与决心。

　　中共代表周恩来和秦邦宪（左）、叶剑英（中）在西安合影

　　在坚定了张学良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心后，周恩来又马上找到杨虎城，向他表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杨虎城虽然对捉蒋之后可能又要放蒋的情况有所估计，但听到周恩来也持以蒋介石人身安全保障和平前途的意见时，还是觉得非常意外。他坦白自己早已破釜沉舟，既不像张学良与蒋介石有过多的私人关系，也不像**本来就与蒋是敌对的关系，他只是蒋的部下，倘若今日轻易放蒋而他日后翻脸，恐怕自己以后会处境艰难甚至可能性命不保，而且他对蒋是否能够同意抗日也颇为怀疑。对于杨虎城的忧虑，周恩来作了多方面的分析，首先是国内外形势都要求蒋出面抵抗日本侵略，现在他本人除了抗日这一条路之外没有别的选择，所以尽力争取迫使蒋走向抗日是很有可能的。而关于他是否会挟私报复，这并不是完全取决于他个人，只要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紧密团结，发动全国形成声势浩大的抗日力量，蒋介石纵有报复之心但也断然没有实现的条件。杨虎城听后深受触动，表示“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意听从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就这样，通过周恩来的工作，西安方面在放蒋与否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方面，达成了内部的意见统一。

　　在与张、杨两人密切交换意见共商对策的同时，周恩来还与西北军政各方力量相谈相商，与民主人士或单独长谈，或召开座谈会，同自己在南开、黄埔时期的同学加强接触，使人们了解到中国**“不仅无丝毫报复之心，而且专为保蒋并争取他同全国人民一起为抗日救亡而奋斗”。在民主人士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他们“愿意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尽一点应尽之责”（远方《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周恩来指示事变后成立的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充分动员群众，支持张、杨的八项主张，通过群众工作保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通过各种方式与渠道，周恩来从上到下、从党内到党外，全面地、不遗余力地反复阐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宣传贯彻和保证落实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和指示。

　　自端纳入陕后，南京政府的主和派一直在紧锣密鼓地筹划用政治谈判的方式和平解决争端。12月20日，宋子文到达西安，当他得知周恩来也在西安，不禁紧张道：“事情麻烦了。”以为周恩来会增加和谈的难度。但周恩来通过中间人向宋子文转达了中共继续贯彻执行团结抗日方针政策，希望他以国家大局为重，劝说蒋介石改变当前的政策。这令宋子文十分意外并赞赏，称“中共手中掌握着开启时局之钥匙”（姬乃军、申辉《西安事变实录》）。宋美龄22日到达西安后，周恩来分别在23日、24日与她进行了长谈，赢得了宋美龄对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诚意。12月23日，西安方面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代表，宋子文代表蒋介石，双方展开正式谈判。周恩来本来是以第三方的身份充当调停者，但却因为更具谋略和政治格局而变为谈判的主体，“俨为西安之谋主”（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谈判一开始，周恩来就阐释了中国**愿意和平处理西安事变的意见，并就中共愿意作出的让步条件与要求作了详细说明。宋子文认为这些条件合情合理，与之前两党接洽谈判时所提的条件完全一样，“并未因西安事变而增加一丝筹码”（杨天石《史事探幽》），展现了**只为求得民族统一共同御辱而不计一党之私的磊落与胸怀。24日，宋美龄也加入了谈判，最后双方在关于“改组政府、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等问题上达成一致。当晚，周恩来与蒋介石直接见面，周恩来坦率表示：“只要蒋先生可以改变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而蒋介石也明确做了三点表示：一是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是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解决一切；三是他回到南京后，周恩来可以直接去谈判。

　　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以和平的方式得到了几乎是圆满的结果。周恩来以博大的民族情怀，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己任，以极高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能力居间调节，终于杜绝了内战发生的可能，为国家民族争取到了一个好的前途。

　　1936年12月2日，蒋介石在洛阳与西北军政首脑合影。前排左起：杨虎城、蒋介石、宋美龄、杨虎城夫人张蕙兰、张学良、邵力子等

　　三、临危不惧多方协调 坚持和平立场

　　12月25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一起飞返南京，随后在西安的南京政府军政大员也被释放。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很快发表了《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训词》，污蔑西安事变的发生是受到反动派的蛊惑，只字不提他在西安所做的允诺。不久，从南京传来张学良被判刑的消息，紧接着杨虎城被撤职，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陕甘善后办法”，陈兵潼关。蒋介石一面派人到西安私下四处游说拉拢，一面以军事为威胁，旨在分化“三位一体”的甲乙两案中选择一案接受，进一步动摇东北军和西北军内部的统一。东北军内部在先争取张学良回陕还是先接受南京政府解决方案，以及甲乙两案的利弊得失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很快形成主和与主战两派。主和派主张在甲案基础上谈判，而主战派则主张要先救张学良回陕。此时，谈判形同叛变。双方矛盾尖锐，西安的形势在内外夹击中陡然变得严峻起来。

　　周恩来两度致函蒋介石要求撤兵释张，并多方协调，坚持选择有利于西北团结的甲案和平解决。然而西安内部的主战派与主和派的矛盾愈演愈烈，在东北军主战派基本控制局面的渭南会议中，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共的基本方针始终是为和平奋斗，虽然支持在甲案的基础上通过与南京谈判达到和平，但“我们不单独行动，进则同进，退则同退，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的条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在明确的反战立场下仍以三位一体共同进退为重的情义使东北军和西北军深为感动。但在不久后的王（王以哲）宅会议中，主和派否定了渭南会议，决定仍以谈判争取和平，参会的周恩来面对如此仓促的转变，仍坚定表示：“在你们两方有许多人坚决主战的情况下，我们为了团结可以保留我们原来的和平解决的主张，现在你们两方主和，我们自然赞同。”但他郑重提醒东北军将领一定要做好内部团结，做好部下的思想工作，防止出现内部分裂。

　　周恩来的担心很快就得到了印证，2月2日，主战派刺杀了王以哲，以为就此可以堵住和谈之路，主战派还冲到周恩来办公室，周恩来厉声斥责肇事者孙铭九等人：“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干就能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在周恩来严厉训斥下，几个青年军官气焰顿敛。周恩来跟他们讲明了这其中的利害关系，认识到错误后，他们不禁流泪下跪向周恩来请罪。与此同时，西安城内谣言四起，甚至恶意传播是**指使少壮派杀了王以哲。周恩来一边派人去渭南向东北军前方将领说明中共是反对杀害王以哲的错误行为的，一边不顾个人安危，与李克农等红军代表一起赶去王以哲家吊唁，主持料理后事，此时离王以哲遇难只一个小时左右，他是最早赶到王以哲家的。周恩来一边安慰家属，一边迅速亲自动手搭起灵堂，关切重视之情使在场之人深为动容。在陕北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也在第一时间致电王以哲家属表示悼念，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态度，既消除了事变发生后一些人对**的恶意谣言，也使东北军将领深受感动，对稳定人心、扭转危局起了很大的作用。周恩来在与杨虎城商量后，签发了对肇事者孙铭九等人的通缉令，考虑到少壮派在发动西安事变中是有功绩的，他们错误地刺杀王以哲，动机还是想拯救张学良，不能随便牺牲他们。周恩来遂不避袒护之嫌，毅然决定让刘鼎带孙铭九等3人乘车秘密出城，远避云阳镇红军驻地，对他们做了妥善安排，也使想要为王以哲报复的人失去了寻仇目标。

　　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和叶剑英等同西安红军联络处工作人员合影

　　西安事变发生后局势千变万化，身处巨大风暴中心的周恩来在充满惊涛骇浪的险恶环境中，始终坚持和平方针，保持与张学良、杨虎城的统一战线，最终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为之后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埋下根基，成为历史转折中的重要关键。周恩来在这次事变中所展现出的道义担当与政治远见，处处以民族利益为重的赤胆忠心，以及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卓超才能，深深地赢得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尊重与信任。张学良在给同僚的信中，说他为国家已经牺牲了一切，但“交了一个朋友，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这一友谊”（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回忆西安事变》）。杨虎城在被迫出洋时叮嘱部下：“在我们发生危险时就倒向**，跟着**走。”（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亲历这段历史的罗瑞卿等人这样评价：“没有周恩来同志在西安，毛主席、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就很难得到贯彻，内战可能再起，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初步胜利就无法巩固。周恩来同志为党的革命事业，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