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德拉-沃尔佩对《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辩证法的阐释,忽视了它与社会关系的内在结合,所以其所称的“科学辩证法”并不完整。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以社会关系为思想坐标批判了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揭示了蒲鲁东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对社会关系的遮蔽,并深入社会的实体性内容当中,在辩证法的原则高度把握了现代社会关系的本质。由此,在蒲鲁东的形而上学深渊中沉沦的社会关系开始正式显现在马克思自身的政治经济学中心,从而使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第一次实现了科学的结合。在方法论的意义上,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将马克思辩证法称之为科学辩证法的根本内涵。

　　“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德拉-沃尔佩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称为“科学辩证法”。他认为在《哲学的贫困》中,“打开一般的‘科学辩证法’之‘奥秘’的钥匙已经作为一种逻辑的批判的形式的阐述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沃尔佩是站在新实证主义的立场,把马克思辩证法理解为现代实验科学的唯物主义逻辑,并强调它与黑格尔辩证法的绝对对立,拒绝将两者联系起来考察。显然,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或者说是本文不敢苟同的。一方面,他把马克思辩证法指称为科学辩证法,是以他的逻辑批判形式为根据的,而没有看到马克思之所以能够真正把辩证法引向科学的道路,是因为他在《哲学的贫困》中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地基上,以社会关系为中心展开对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的批判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从而实现了辩证法与社会关系的第一次科学结合。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只有把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辩证法)和对象(社会关系)正确结合起来,才能建构起科学辩证法。另一方面,硬生生地切割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关系,既不符合马克思思想进路的原像,也不符合马克思辩证法的真意,即马克思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批判了蒲鲁东的方法,同时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也改造了它的神秘外壳,而这项工作也是以对现实社会关系的研究为中心展开的。

　　事实上,在《哲学的贫困》之前,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并没有在劳动异化的层面吸收和改造黑格尔辩证法,仅是批判了它,指认正是劳动的消极方面消解了黑格尔辩证法。而劳动的消极方面只有在整个社会关系中才能显现出来或者说施展其效应,所以,马克思是在交往异化的层面上肯定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意义,并加以吸收的。(2)在这个意义上,由交往异化演进而来的“社会关系”才能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对象并在其辩证法的照耀下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奠基。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通过批判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第一次把辩证法和社会关系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像蒲鲁东那样把社会关系看成经济范畴的外化表现,更不像他那样把辩证法看成经济范畴的消毒剂,以及范畴转化的思想工具。这些思想无疑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自身辩证法的建构。

　　一、蒲鲁东的形而上学与社会关系的遮蔽

　　据史料记载,蒲鲁东对所生活的时代状况和自身不幸的生活经历充满了“愤怒”,并以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作为学术创作和社会实践的旨趣。他于1837年创作的第一部著作《普通语法论》,试图通过确定人类的共同性以及所有部族都起源于犹太民族这一理论想象,来为人类的平等原则寻找根据,从而为劳动者的平等权利和诉求提供理论保证。在1840年问世的《什么是财产?》一书中,蒲鲁东非常尖锐和全面地批判了一切维护财产的论据,惊世骇俗地提出了“财产就是盗窃”的论断。其意图在于批判财产私有,从而实现私有和公有的合题即自由,因为他把自由看作平等和独立的合题。更进一步,蒲鲁东在1843年又发表了一部哲学著作《论人类秩序的建立》,宣称他所提出的新形而上学不是德国的形而上学,而是人类平等要求的哲学根据。在他提出的新形而上学中,组定律被认为是主要发现,“组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合题”。组不仅是思维和认识的最高方法,同时也是存在的原则,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活动都是以组的方式存在的,不存在孤立的现象。由此,在蒲鲁东的理论想象中,平等便可以由组推论出来,因为社会是一个组,那么这个组内的所有成员便具有同等的地位,并彼此制约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由此可见,蒲鲁东对于社会关系的理解主要依托于他的形而上学方法,即组定律。他对这一方法评价甚高,认为:“组定律的理论是冥冥之中支配着一切科学的一个绝对方法……由于这个方法,那些尚未建立的东西,如政治经济学,就能建立起来。”他把“组的方法”看作辩证法的雏形,即后来在《贫困的哲学》中所指认的黑格尔的三段式逻辑,即正题、反题和合题。实际上,他的“经济矛盾的体系”也正是根据“组定律”而建立的政治经济学。在卢森贝看来,“‘经济矛盾的体系’是蒲鲁东智力发展中继续前进的一个阶段、也是他以前两部著作即‘什么是财产’和‘论人类秩序的建立’的一种特殊的综合。”因为在《什么是财产?》中,蒲鲁东从法学的观点寻找财产的法律根据,而在《论人类秩序的建立》中,他又根据一般哲学的见解否定财产,最后在《经济学的矛盾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中,他摒弃了法学和哲学的观点,而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财产。可以说,蒲鲁东由此确实找到了探索社会关系的正确道路,即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理解财产或私有财产。

　　蒲鲁东虽然借鉴了黑格尔辩证法的三段式,但是并没有正确地理解其合理内核,所以当他把所改造过的黑格尔辩证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时,产生了完全出乎意料的结果,即走向了黑格尔所反对和批判的形而上学道路,从而遮蔽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制度的科学理解。正如马克思所说:“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互相连接的单个社会。”这里所说的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即是以形而上学的方式构建起来的,完全以纯粹思辨的方式推论出来的产物。由此,马克思宣称:单凭范畴的运动、顺序和时间的逻辑公式是无法说明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同时相互依存的社会机体的。不过,蒲鲁东对马克思的这个评语甚是恼火,“在他那里找到的一本‘哲学的贫困’的页边空白地方有他写的字迹:‘这是谁告诉您的?’——您的评语简直是一片中伤。”可见,蒲鲁东对于马克思的批判到了无力回应的地步。因为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以组定律来构建社会的形而上学方法。这一方法的核心是把现实存在的社会关系安置到组定律的逻辑范畴当中,活生生地割裂了社会体系,从而一个整体的社会有机体被看成同等数量的互相连接的单个社会。蒲鲁东试图从范畴、概念的高度把握现代社会,但是他的范畴、概念在组定律的规范下显得如此机械和呆板,因而也就失去了切中现实社会关系的力量。

　　无疑,对社会关系的解剖必须要深入政治经济学当中。在蒲鲁东看来,“政治经济学是迄今为止对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的各种现象进行观察的成果的综合,也就是对劳动与交换的最一般、最自发、因而也是最现实的形式的观察成果的综合。”虽然他把生产、劳动也看作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还没有准确地把社会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以财富的分配和交换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的把握。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政治经济学依据经验观察的结果来描述财富的生产与分配,不论在事实或法律方面都是可取的。“政治经济学是有关人类在财富的生产与分配方面的最明显和最普遍的习惯、传统、成规与实例的最原原本本的历史。”显然,蒲鲁东认为这样一种历史恰恰具有绝对的确定性,所以经济学作为一切科学中最渊博、最纯粹和最适于实践的科学,使得它成为一种具体的逻辑学或形而上学。“对我来说,经济学是形而上学的一种客观形式和具体体现,是在行动中的形而上学,是以不断流逝的时间为背景的形而上学。因此,谁要是研究劳动与交换的规律,谁就是真正的形而上学专家。”蒲鲁东在这里尽情地发挥了他的方法论特色,即以上帝存在为权威和依据,为政治经济学各色各样的材料寻找一种理性的逻辑安置。在他的理论中,经济学必然是一种关于观念的理论,也是自然神学,总之是依托于理性设定的永恒规律而外化的现实表现,进而可以保证人类财富生产和分配最原原本本的历史的绝对确定性。由此可见,蒲鲁东用之于政治经济学的这一形而上学方法是如何遮蔽社会关系的。

　　不得不说,政治经济学确实如蒲鲁东所言是自然神学,自然是经验事实,而神学是理性逻辑,经验事实被理性逻辑包裹和剪裁,按照观念的运动规律表现自身,所以平等和自由等社会关系的理想目标只是逻辑推演的结果。不过,蒲鲁东把经济学视为“在行动中的形而上学”也表现出了他思想的独特性。在《贫困的哲学》中,他以“在行动中的形而上学”建构起了庞大的社会体系,把社会的发展分成分工、机器、竞争、垄断、警察或捐税到贸易的平衡、信用、所有权、共有制和人口等十个时期。显然,这与现实社会关系的进展无关,因为这是按照形而上学的方法,即纯粹思辨的方法构建起来的,他把社会的演化就视为这些范畴演进的现实表现。蒲鲁东认为这是自己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重大发现,因而颇为洋洋得意。依靠这种形而上学,他使得那些凌乱不堪的材料在思想观念中、在逻辑范畴演变中获得了结构性的安置。这种安置与其说是让社会历史及其要素显现自身,倒不如说是蒲鲁东的经济范畴外化的结果。简言之,在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中,现实的社会关系被彻底遮蔽了。

　　二、马克思的辩证法与社会关系的显现

　　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的理论旨趣在于从经济学中为自由和平等寻找永恒的根据,以确保现代社会关系的合理和正当。自然,《哲学的贫困》作为对它的批判,其主线也必然是对社会关系的探讨。不过,马克思的重点不在于对社会关系的具体内容做深入分析,而是通过剖析和解构蒲鲁东用来理解社会关系的形而上学方法,进一步正面阐述社会关系的科学内涵。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的辩证法打碎了蒲鲁东包裹在社会关系外面的那层形而上学外壳,使现实的社会关系冷酷地摆在了试图在观念中追求自由、平等的蒲鲁东面前。可以说,正是现实的社会关系的呈现,在行动和观念上为马克思辩证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社会关系就是“行动中的辩证法”。

　　在《哲学的贫困》第一章“科学的发现”中,马克思批评蒲鲁东把剩余产品的生产归结为普罗米修斯的赠予,“但是蒲鲁东先生使之复活的这个普罗米修斯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这就是社会,是建立在阶级对抗上的社会关系。这不是个人和个人的关系,而是工人和资本家、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抹杀这些社会关系,那就是消灭整个社会,而你的普罗米修斯也就变成一个没有手脚的怪影,就是说既没有工厂也没有分工,总之,没有最初你为了使他能获得这种劳动的剩余而给他的一切东西。”在这里,马克思明确表明了自身对现实社会关系的洞见:其一,现实的现代社会关系是建立在阶级对抗上的,而不是什么普罗米修斯的造化结果;其二,这种对抗关系表现为工人和资本家、农民和地主的关系,而不是表现为个人与个人的关系,即抽离了具体经济关系之后的所谓的平等人格之间的关系;其三,现实的社会关系就是社会,否定这些社会关系就是抽空社会的实体性内容。由此可知,马克思对社会关系的理解与蒲鲁东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这正是击碎了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的结果。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是深入社会的实体性内容之中,并在辩证法的原则高度把握了社会关系的。在《哲学的贫困》第二章“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第一个说明”中,马克思以辩证法的历史原则批判了蒲鲁东对社会关系的形而上学理解。“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畴。蒲鲁东先生有了这些完全形成的范畴,他想给我们说明所有这些范畴、原理、规律、观念、思想的形成情况和来历。”无疑,蒲鲁东要进一步推进对这些生产关系的理解,就必须要说明这些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遗憾的是,蒲鲁东接受了这些经济学家的前提,即把生产关系看成固定不变的和永恒的范畴,把这些关系称为原理、范畴和抽象的思想。“经济学家的材料是人的生动活泼的生活;蒲鲁东先生的材料则是经济学家的教条”。所以,蒲鲁东解决生产关系历史运动的方式就是把表征生产关系的范畴按照字母表再编一下次序,或者说按照他的“经济矛盾体系”的逻辑,即正题、反题和合题的思辨方式对那些范畴做排列组合。最终的结局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变成了“无人身的理性”的自我运动。在“第二个说明”中,马克思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这一论断的给出方式是根据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而形成的,从而颠倒了蒲鲁东对经济范畴与社会关系的理解,即社会关系不是经济范畴的外化,相反,经济范畴只是社会关系的抽象。对于蒲鲁东来说,现实的社会关系只是睡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怀抱里的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但在马克思看来,“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作为“无人身理性”范畴的社会关系,是包裹在形而上学方法论中的,这种方法无视社会关系的历史运动和现实表现,以意识决定存在的方式来说明社会关系;而随着生产力的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改变,继而也会改变一切建立在生产力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在这里,马克思理解社会关系的方式与蒲鲁东有着根本的区别,那就是在运动中、在历史中来理解它,而不是在抽象的、永恒的范畴中来把握它。所以,任何特定的社会关系只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这就使得社会关系冲出了抽象范畴的笼罩,将自身显现出来。这种显现的方式是以外部的客观现实性为基础的,而不是以观念、原理和范畴等主观性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现实存在也好、历史运动也罢,它以人的活动的客观现实性为原则,而非以内在的主观想象为准则。马克思正是借助于外部客观的现实性这一中介使得社会关系得以显现。可以说,这是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改造的结果,而蒲鲁东在这一点上恰好误解了黑格尔。在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中,经济关系被视为同等数量的社会阶段,按照正反合的逻辑安置自身。在“第三个说明”中,马克思指出:“这个方法的唯一短处就是:蒲鲁东先生在考察其中任何一个阶段时,都不能不靠其他一些社会关系来说明,可是当时这些社会关系尚未被他用辩证运动产生出来。当蒲鲁东先生后来借助纯粹理性使其他阶段产生出来时,却又把它们当成初生的婴儿,忘记它们和第一个阶段是同样年老了。”这是由蒲鲁东思想方法导致的混乱,经济关系的历史运动被割裂开来,按照他给它们设置的逻辑顺序发展着。对于蒲鲁东而言,所谓的正反合逻辑就是辨析出事物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进而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使事物过渡到下一个阶段。他对经济关系的历史运动正是按照这一逻辑描述的。在《贫困的哲学》中,从第一个时期的分工进展到第十个时期的人口的过程中,他就是以这种方式描述社会经济学关系运动的。但马克思认为:“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这就是说,社会体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存在,要在思想、观念中把握它们的联系,或者说把它们把握为一个整体,用现有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逻辑是行不通的。社会关系的同时存在和相互依存,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的过渡及其环节,只有通过辩证法才能理解。这种辩证法不是一味地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而是在好的和坏的这两方面历史性形成的共同存在中,把握其过渡环节,而不是人为地、主观地去消除“恶”的因素,使之符合范畴的逻辑。这是事物自身运动的辩证法,它取决于事物自身的客观运动条件和趋势。

　　在此,马克思将辩证法诉诸外部的客观现实性,而不是主观范畴的逻辑运动,使得社会关系这一本来作为客观存在的现实运动显现出来。在这一意义上,它就是“行动中的辩证法”。反之,社会关系的显现为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形而上学、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提供了关键思想线索。需要指出的是,当我们说马克思的辩证法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时候,其所指向的是对现实社会关系的批判与革命行动。简言之,马克思这一“行动中的辩证法”把社会关系和辩证法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三、辩证法与社会关系: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对象的科学结合

　　蒲鲁东把形而上学的方法应用到政治经济学当中去的结果便是对社会关系的遮蔽,而马克思正是将辩证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中,敲碎了将其包裹于内的形而上学外壳,从而将社会关系显现出来,作为外部客观性的现实而显现出来。这意味着马克思和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根本不同。当蒲鲁东以形而上学的方式解决经济范畴的排列顺序问题时,很明显其研究对象不是社会关系,而是经济范畴,因为在他那里社会关系仅是经济范畴的外化。对于马克思而言,当社会关系从思辨的方法中显现自身的本真面目时,就开始被确立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无疑,在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中,经济范畴、原理、观念才是其研究对象,所以它们的结合是一种必然,甚至是一种合理的结合。然而,当把辩证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时候,社会关系也必然取代经济范畴成为其研究对象,这种结合也是合理的,而且是科学的结合。在这一意义上,政治经济学的任务首先不在于建构各范畴之间的关系或顺序,而在于“必须透过现象去抓住本质,即认识隐藏在物——物关系之后的人——人的社会关系。”

　　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的最大特征在于,自然地就接受以往经济学家给定的经济范畴,古典经济学家和蒲鲁东就是这样以它们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前提,而不曾对此前提给予反思和追问。这也就难怪马克思说经济学家的材料是人的生动活泼的生活,而蒲鲁东的材料则是经济学家的教条。古典经济学家和蒲鲁东都是把以前的经济学从生动活泼的生活中得出的经济范畴作为前提而加以应用,当然,这种应用只是在思想的观念范围内对其进行重新整理和排序。对于马克思而言,他要做的是对这些经济学范畴重新进行考察,或者说要对政治经济学的前提进行批判,像经济学家那样深入生动活泼的生活中再次反思和界定他们所秉持的政治经济学范畴的结论和原理。这是马克思在思想方法上对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的超越,即越出思辨的范围,深入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当中,以此批判前人所占有的观念和范畴,进而再次在概念的高度把握社会关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原则中,观念不可能驳倒观念,只有依靠观念的外部客观性才能超越它自身。“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在这里,马克思以现实社会关系的实体性内容为基础,应用辩证法对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原理和观念的前提进行批判,这是马克思把辩证法与社会关系结合起来的第一个步骤,也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第一次以正确的方式被把握到了。

　　那么,如何展开辩证法对政治经济学前提的批判?马克思的答案显然是以历史的方法来说明被视为前提的范畴和原理,进而打破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为永恒的观念。从此角度而言,马克思对辩证法历史原则的改造是以说明社会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为载体的。这种历史原则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但“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生的一切。因此,历史的哲学仅仅是哲学的历史,即他自己的哲学的历史。没有‘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只有‘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他以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其实,他只是根据自己的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显然,黑格尔是坚持并贯彻历史原则的,但因为他的观念论前提导致这种历史原则在他体系中窒息,即根据绝对方法对范畴、原理和观念进行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真正的历史则被抛在了脑后。蒲鲁东至多也就是学会了这样的改组和排列,但是以歪曲了绝对方法的方式进行的。诚然,马克思充分吸收了历史原则,但他的历史原则不是“以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而是“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这是他与黑格尔和蒲鲁东在辩证法的历史原则上的根本不同。

　　那么何为真正的历史?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由此,马克思为人类历史划定了两条线索,一是自然基础,二是在人们的活动中发生改变的个人对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对于马克思而言,他所讨论的不是没有任何前提预设的历史,而是根据常识和经验来说的历史。这种常识包括人们要创造历史就必须能够生活,即进行物质生产,进而才有意识、思想和观念的产生和历史。这种常识对于德国古典哲学观念来说则是颠覆性的。第二个常识或事实是为满足物质生活而产生的新的需要,第三个常识则是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对于家庭这样的原初社会关系,他认为也应该根据现有的材料和经验而不是根据家庭的概念来阐明它。基于上述分析,马克思得出结论:“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这一论断为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原则以及真正的历史提供了规范:一是所谓真正的历史不是发生在头脑中的历史,而是工业(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交换(人与人的关系)的历史,它具有超越观念的客观现实性;二是历史原则必须在现实的人类社会生产和交换关系中,而不是在观念中得以确立。显然,马克思把这种思想方法正确地应用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中。

　　当我们深入马克思对蒲鲁东形而上学的批判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时,便会发现,一方面,他所建构起来的辩证法的前提批判和历史原则事实上是在考察社会关系这一实体上实现的;另一方面,他坚持从前提批判和历史原则的方法论出发探讨社会关系,又超出了蒲鲁东对社会关系的理解。简言之,在《哲学的贫困》中,辩证法和社会关系作为政治经学的方法和对象第一次实现了科学的结合。或者说,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在马克思把握和阐明社会关系的过程中第一次以“理论实践”的方式呈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