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初绽,我在修补背篼时,听到了野天鹅的歌声。冗长的音符,划过灰色天幕。河水依旧畅通,湖泊却已结冰。在林中度过了金秋,冬日即将来临。野天鹅在提醒我,整装待行。啊,多希望我也是野天鹅,与你们一起翻山越岭,回到温暖的家中。

  这首英文歌曲,出现在《樱桃林10号的遗产》一文中。文章在《当代》杂志2024年第4期推出后,我就收到了许多令人惊喜的反馈,有的来自朋友,有的则是素不相识的学者,为大暑的节气平添了一波波灼人的热浪。在那篇纪实作品里,我梳理了加拿大文氏家族几代人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的印痕,介绍了他们的思想根源及行动实践。文章结尾处,描述了一幕感人的场面。在文忠志(Stephen Lyon Endicott)教授采取安乐死的方式告别世界时,全家老少合唱起《野天鹅》为他送行。那深情的歌声,最终收到了从遥远的大洋彼岸传来的阵阵回响。

  

  我与文忠志教授的缘分,始自30多年前。那时我尚在温莎大学历史系就读,曾乘坐火车,远赴多伦多,向著名的汉学家文忠志教授求教。然而,他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坦率看法,令我震惊。惶惑中,双方渐渐失去了联络。

  2023年9月,我应“加拿大中国友协多伦多分部”之邀,做了一次视频讲座。与观众交流时,屏幕上出现了一位风姿绰约的中年女性。她激动地表示,看到我在讲座中介绍了她的祖父和父亲,深感荣幸。

1936年全家在重庆合影,左一文忠志

  这次线上交流,牵引着我故地重游,再次踏入了樱桃林街10号。然而,迎接我的,却是人去楼空。

  回首遥望,文忠志教授已是家族里第三代川人了。英文姓氏Endicott,音译是“安迪考特”。这个家族选择了“文”这个汉字,作为他们的中文姓氏,也神奇地成为中国社会百年沧桑的见证人,青史留名了。

文忠志

  文氏家族的第一代川人,可追溯到130年前。1894年,文忠志教授的祖父文焕章(James Endicott)携家带口,深入四川盆地,来到乐山大佛的脚下。他在偏远小城扎根几十年,试图改变中国乡村贫困落后的面貌。

  第二代川人文幼章(James Gareth Endicott),1898年在乐山出生,在大渡河畔度过了青少年时代,是个地道的中国通。文幼章在重庆工作期间,因与周恩来的频繁交往,深受其影响,从此开始全力支持中国**。他在鸭儿凼的寓所,一度成为地下交通站,供进步人士秘密聚会。解放战争期间,被贴上了“红色传教士”标签的文幼章在周恩来动员下,搬到上海,创办了《上海时事通讯》,希望冲破新闻封锁,让西方各界了解中国社会的真相。

文幼章1981年在四川农村调研

  1947年,文幼章回到加拿大后,因旗帜鲜明的左翼倾向,招致“反共”势力的污蔑辱骂。但他无所畏惧,依然到处发表演说,还创办了《加拿大远东通讯》这份刊物,继续勇敢地为中国革命呐喊。

  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文幼章访问过新中国,并公开指责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使用生化武器,因而被媒体列为“头号敌人”。加拿大政府甚至威胁,要以“叛国罪”和“煽动罪”对他起诉。

  文幼章能在逆流中挺立,离不开妻子的支持。他的妻子文月华(Mary Elsie Austin)曾陪伴着他,在华夏大地上度过了数十载峥嵘岁月。20世纪50年代,文月华的著作《五星辉映中华》(Five Stars Over China)在多伦多出版发行。这部书客观真实地介绍了中国**,销量高达一万册。在地广人稀的加拿大,堪称畅销书。

  文幼章的真诚坦荡,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赞赏。中国对外友协曾授予他“中国人民友好使者”的光荣称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个为人类正义事业奋斗了终生的基督徒仍坚信不疑,《**宣言》是颠扑不灭的真理,而导致失误的,仅仅是个人的不完美所造成的。

  1993年初冬,95岁的文幼章告别了这个世界。来年春天,文忠志教授遵照父亲的遗愿,飞越太平洋,把他的骨灰撒入了滔滔东流的大渡河。

  

  《樱桃林10号的遗产》发表后,京城一个朋友转来消息,说北京语言大学汉语教学研究专家谢小庆教授在寻找我。令我惊讶的是,他从牙牙学语的孩提时代起,就与文幼章夫妇结成了“忘年交”。谢教授告诉我,文幼章的妻子文月华1953年在加拿大出版的《五星辉映中华》一书,是题赠给他母亲卢玉女士的。题词是:“她告诉我的故事,讲述了苦难、英雄主义和对未来的信念,正是这种信念导致新中国取代了旧中国,如我们已见证的。”书中收入了多张谢家人的生活照。其中包括两张是谢小庆教授的,那时他还不满两岁。

  手机中传来了一帧帧黑白旧照。我看到,在20世纪50年代初以及70年代中期,文幼章夫妇访华时,在北京及成都与谢教授的父母谢韬、卢玉以及孩子们的合影。不用文字描述,仅看那英俊的气质、坦荡的目光,就展示了我们熟悉的那个岁月里,真正**人的风貌。

  也算有缘。20世纪80年代,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就读时,谢韬恰好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

  2023年冬天,在多伦多文忠志教授故居采访时,我看到了摆在书房案上的《五星辉映中华》。他的大女儿文美兰(Marion Endicott)告诉我,这是祖母那部畅销书仅存的一本了。500多页的长篇巨著,都写了哪些内容呢?我虽好奇,但看着那磨损严重的封面、泛黄的纸页,犹豫了片刻,终于克制住自己,没敢伸手,生恐我的翻动,会给这70年前的珍本带来进一步的损害。

  好在上帝之手,帮我翻开了书页。谢小庆教授传来的图片,不仅有扉页上题赠给他母亲卢玉女士的文字,还有书中第23章“绿玉的故事”。一口气读完,那真诚朴实的文字解释了,为什么这部书当年会如此畅销。老一代**人,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用鲜活的青春、纯洁的追求,感动了无数海外读者,在甚嚣尘上的“反华”声浪中,为新中国赢得了弥足珍贵的友谊。一篇娓娓道来的生动故事,远胜空洞无物的八股说教。

  谢教授说,从我的文章中,他得知了正在策划中的“文氏中加交流史纪念馆”一事,希望能予以支持,并将把他手中这本家传的《五星辉映中华》捐赠给纪念馆。

  假如文忠志教授泉下有知,他会兴奋得再次驾起独木舟,去荒野激流中冲浪吗?就像他活着时那样。

  

  第三代川人文忠志教授,与他父亲一样,也出生在长江畔,在华夏大地上度过了青春岁月,热爱那里的山川草木。在父母教育下,他自幼便树立了坚定信仰,追求社会的平等、尊严,为劳苦大众服务。13岁那年,文忠志离开华夏大地,回到了祖籍国加拿大。20岁出头,他便担任了加拿大共青团总书记,从事青年运动。

  他的小女儿瓦莱莉(Valerie Endicott)告诉我:“父母一直对我们说,你们选择何种人生道路,完全由你们自己决定。因为要成为一个**员,必须做一个正直坦诚、处处是道德楷模的人,那的确很难。”为了他所追求的理想,文忠志遭遇过无数人生挫折。瓦莱莉说,父亲直到晚年才看到解禁后的加拿大警方刑侦处档案,里面记录着他的一言一行,其详细程度,令他吃惊。

2023年12月8日瓦莱莉、李彦、美兰在文忠志故居合影

  “父亲拿到博士学位后,曾在很多地方求职。”瓦莱莉说,“每次,雇主都会收到警方通知,说父亲是马克思主义者,极力破坏他的求职。”

  文忠志把这些故事讲给子孙们听,是希望青年一代了解,为了破坏共产主义理想的传播,这个国家所选择的,恰恰是真正的反民主之路。文忠志对孩子们说,与许多艰苦奋斗、牺牲了生命的**员相比,与全世界仍然面临的种种灾难相比,自己的困难无足轻重。

  1972年,文忠志44岁了,才终于迈入大学任教。然而,警方立即通知了学校,要求监督文忠志,并定期汇报。

  年复一年,凭着出色的学术研究成果,文忠志获得了终身教授的职位,并成为享誉四方的著名汉学家。然而,1990年,62岁的他却决定提前退休。他需要有充足的时间去完成未泯的心愿。

  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文忠志就曾多次前往中国,在大学任教,下乡调研。《红色大地:四川一个村庄的革命》,就是他在什邡马高桥村进行田野调查后的成果。读过后,我深深感佩文忠志教授毫无矫饰的学术风范。能够在识字不多的村民和乡镇干部间进行深入考察,得益于他那口流畅的四川话。

1981年文忠志与峨眉山新开寺农民家庭合影

  文美兰说:“父亲相信,政治和大众舆论一样,都总是翻来覆去、摇摆不定的,从长远看,**人在世界各地所奠定的事业的真相,早晚会走出困境,彰显其结果!”

  瓦莱莉说:“父亲从未忘记过共产主义理想!他把这项伟大的科学,视为他与生俱来的使命。直到晚年,也未改初衷。他坚定地相信,毛泽东的集体化道路是正确的。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丢失了很多美好的东西,产生了很多令他无法容忍的弊端。他深感痛心,曾多次与四川各级地方领导辩论,希望中国政府能坚持走为人民服务的正确道路。”

  2011年,文忠志教授最后一次返回故土时,目睹了社会的飞速发展,也留意到了贫富差距拉大、乡村人口流失、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等严峻挑战。他曾带领全家老少13口人,在长江轮船上齐唱中文歌曲《打倒土豪》《游击队之歌》,引起了中国旅客的强烈共鸣。

2011年文忠志最后一次带领全家人访华

  文美兰说:“在父亲看来,中国是个大国,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然而,在探索前进的道路上,仍然应该坚守基本原则。对于过往的得失,只是一个如何扬弃的问题。”

  我暗里赞叹。相对于趋炎附势、随波逐流的芸芸众生,能坚持独立思考,永不放弃真理,需要莫大的勇气,也是最令人敬佩的品格。

  《樱桃林10号的遗产》发表后,我收到了我的师姐、新华社特稿社前总编熊蕾的微信消息。她说:“1984年,我们几个在美国进修的中国学者曾去加拿大自驾游。同行的一位四川老师认识文忠志。我们6人一起在多伦多他家住了几天。他操着一口流利的四川话,非常热情地招待我们,但是很不客气地对‘否定一切’表示不认同。说,你们都下过乡吧?在你们下乡的农村,知青去那里之前,老乡的孩子有学上吗?这让我们当中有些‘否定一切’的人很难辩驳。”

  

  2016年一个寒冬的夜晚,文忠志教授在外出时摔倒,在雪地里躺了数小时之久,导致骨折。3年过去了,他未能恢复健康,永远丧失了行走能力。他不愿再给家人增添负担,也不愿继续耗费社会的医疗资源。在91岁那年,他选择了“安乐死”,镇定地告别这个他不再能为之奉献的世界。

  他选定的那个日子,是2019年5月4日。为什么是这一天呢?不言而喻,那象征着中国人民的觉醒、奋起、抗争。

  远在中国的朋友们,闻知了这个令人惊讶的消息。在文忠志教授告别这个世界前的最后一天,曾担任四川大学副校长的石坚教授打来了越洋电话。1981年,文忠志在该校英文系做访问学者时,石坚曾是他的学生。

  他们俩说了些什么呢?文美兰摇摇头,“我们不知道。虽然石坚的英文很好,但中国人在一起时,父亲喜欢说中文。”

  最后那个清晨,全家老少都来了,13个人,在钢琴前坐好,一个个轮流上前,与躺在小床上的亲人道别。最后是文美兰的儿子奥立昂坐到爷爷身旁,代表全体孙辈朗读了大家共同撰写的告别词:

  亲爱的爷爷,我们很幸运,能与您一起,留下人生的回忆,记住您高亢的歌声,顽皮的笑语,优美的华尔兹舞步,还有您的经典手势。我们曾因您的幽默而深感慰藉,因您渊博的学识大为惊奇,也总是为您源源不绝的故事而着迷。

  爷爷,您曾教导我们,社会主义需要热衷于集体利益的人们,需要放弃某些个人利益以便能支持整个社会的权利,而这些事情均需付出极大的努力。您曾以身作则,向我们展示了个人自律和责任感这些重要素质。

  爷爷,在您生命的最后几天,您曾告诉我们,只要有花岗岩和白松的地方,您就会在那里流连徘徊。我们知道,这两个元素对您来说,象征着坚强和柔软,代表了艰苦奋斗,还有美好的生活。

  爷爷,我感觉到,您的思想很满足,您的内心也很充实。我希望,这一切都是真的。

  此时,文忠志伸出手来,抚摸了一下奥立昂的手,看着他轻轻地说,“是的,这是真的。”

  奥立昂忍住泪水,继续朗读:

  爷爷,您已超越了我们所有的人,您不仅是一把火炬,而是许多把火炬,我们自豪地高举着它们,让它们放出的光芒,帮我们照亮前进的道路。

  爷爷,您是我们政治方向的火炬,坚信我们终将会建设一个公正、民主与和平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人们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那个世界里,每个人都拥有权利和尊严,也都能享受到玫瑰与面包。

  爷爷,您是鼓励我们勤奋努力和时刻准备着的火炬。共产主义运动要战胜资本主义的力量,需要以雄辩的事实和论据、杰出的战略战术来武装自己。

  爷爷,您是互相关怀、信任与友爱的火炬,无论是对家人和朋友,还是对劳动人民。您是国际团结和互相理解的火炬,您和前辈们怀揣着使命,奋斗不息,在东西方之间建立了跨越国界的真诚友谊。

  如今我们身处的,是一个右翼势力肆意散布对中国的恐惧,而某些左翼人士居高临下评判一切的荒谬世界。

  您继承了我们的曾祖父文幼章的事业,您对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的信念、您对中国历史和未来的关心,赢得了深深的理解、尊重和热爱。我们将珍惜这一切,并将把这种珍贵的友谊维系下去。

  爷爷,您已经准备好,就要出发了。在您离开这个世界时,我们想告诉您,我们将站在河对岸向您挥手,支持您前行。我们将自豪地高举起您留下的火炬,当面对严峻的现实时,提醒自己站得更高,用开阔的心胸,看待人类社会的力量。

  时针指向11点整,选定的时刻到了。在家人的合唱声中,医生静静地走上前,拿起了注射器。

  几首歌,都是文忠志教授早已选好的。有温柔悠扬的《白桦树之乡》,也有雄浑悲壮的《国际歌》。那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时,全家人唱出了最后一曲—《野天鹅》。

  歌声里,文忠志教授不朽的灵魂,伴着野天鹅的翅膀,飞向了遥远的天堂。

  

  采访结束时,我凝视着空空的沙发上那条深红色的毛毯,沉默无言。

2023年12月文忠志故居

  不久后,小楼将被卖掉,所有遗物都将被清理一空。地板上那十几个纸箱里,承载着文忠志教授保存多年的笔记、信件。此刻,却不知归于何方。对于研究国际共运史的学者们来说,这会是无价之宝。我向姐妹俩提出了建议,希望她们与亲人协商,建立一座纪念馆,妥善保存文氏家族几代川人留下的珍贵遗产。

  姐妹俩高兴地说,父亲生前也曾有此愿望,希望能在爷爷文幼章出生的乐山,建立一个研究中加两国交流史的中心。假如他的遗愿能够实现,文家后代不仅将捐赠相关文物、史料,也将奉献精力和时间。

  几十年来,文美兰和她的丈夫一直在多伦多的法律机构工作,致力于为被剥削压迫的劳动者主持正义、讨还公道。她欣慰地告诉我,儿子奥立昂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为追求人类社会的平等公正、繁荣昌盛奉献力量。“在艰苦的斗争年代,那么多**人为了人民的利益英勇奋斗,牺牲了生命,令人敬仰。几十年来,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庞大国家尝试新的改造、实验,肯定会充满了起伏和艰辛。”她常会给加拿大政界人士写信,批评西方社会对中国的不友好态度,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需要一种与中国相互尊重与合作的方式,而非破坏。

  临别之际,姐妹俩赠给我的礼物,是母亲文丽纳亲绘的水彩画。我选了两幅:一幅是峨眉山景,竹篱茅舍,天高云淡;另一幅是农家陋室,敞开的两扇木板门上,残留的红色门神,依稀可辨,湮染着文忠志教授梦里花落的故土。

文丽纳画乐山故居

  当晚回到家,我立即联系了四川外国语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的陈晓莹教授,谈了关于建立“文氏家族纪念馆”的建议,嘱托她征询一下国内意见。

  

  《樱桃林10号的遗产》发表后,陈晓莹教授转来了一则微信,那是早在2019年5月初,石坚教授发在朋友圈里的:“5月4日凌晨一点半,窗外大雨,我拨通了多伦多樱桃林街10号的电话,与先生通话近半小时。他依然健谈风趣,思路敏捷,操着一口四川话……他谈及为何选择在这天离去,谈到了浓浓的中华情,对于能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中国,深感欣慰。道别时,先生说,‘明天这个时候,我就要跨越河水,抵达彼岸了……我在四川大学的生活经历无比美好,请代我和先行的夫人丽纳向所有老师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据悉,文忠志对石坚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中国还能红多久?”

  读了《樱桃林10号的遗产》后,陈晓莹老师感慨:“三代人的崇高精神,也只有具有相同或近似精神的人,才能以文字形式向更大范围推广。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确是人类最美好,也应是最终的理想社会形态,可惜却被人有意或无知地局限在一个被扭曲的思想空间里,而持续不断地遭受着误解。感谢您将这些宝贵的记忆,以文字形式传达出来,也必将传递下去。”

  2024年暑期来临时,我带领滑铁卢大学的赴华班前往北京,在紧锣密鼓的行程中,抽空与朋友们聚会交流。见到谢小庆教授时,他表示,《五星辉映中华》那本书,将由他的儿女亲自动手,完成英译汉的工程,弥补岁月遗留的缺憾。

  返回加拿大后,眨眼间已是秋意盎然。在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我与文美兰姐妹再次相聚,得知四川乐山市政府已经联络了她们,商谈“文氏中加文化交流中心”项目。我深感欣慰。我告诉她们,十分凑巧,今年夏末,央视播出了纪录片《故乡几万里》第四集,用化繁为简的语言、引人入胜的画面,介绍了文氏家族。此后,我收到信息,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的负责人希望我能写一篇影评。我欣然从命。

  文美兰看了我传去的影片链接后,十分感慨。她说:“摄制组来多伦多采访时,我父亲还活着,大家就很多话题交流了意见。他去世前,也看到过样片,并一直期待着影片能正式上映。现在,我们全家老少终于等来了这一天!”

  立冬后,天气反常地温暖。虽未下雪,我却再次看到了滚雪球般的效应。

  四川一位老干部申再望先生辗转发来了一封邮件:

  今天,我又看了一遍你写的《樱桃林10号的遗产》,再次勾起我许多回忆。我在20世纪80年代认识了在四川大学学习和教学的文忠志,作为省外办干部陪同文幼章和文忠志在成都和乐山参观。90年代我参加了在大渡河撒骨灰的仪式。数年前我们老照片项目组去多伦多参加CS校友年度聚会,我又再次见到文忠志,我还没张口,他就一眼认出我,直呼我的名字,并用四川话说,我记得你,你是李井泉的儿子。我的天,他记性这么好!之后我们在多伦多举办《加拿大人在四川图片展》,他来参加了开幕式。再之后我参加四川电视台摄制组去拍摄加拿大传教士纪录片《故乡几万里》,去他家拍摄了两天,我作为采访人和他对话4小时,聊天超过4小时。回成都后,我用半个多月时间按每分钟断句要求,逐句翻译了全部录音,并发给他校正。4集纪录片经过几年审查多次修改,直到今年5月才获批准在央视9频道播出。不知道乐山的文幼章故居纪念馆进展如何了?请你告诉文忠志的女儿,千万别把父亲的书籍笔记信件和邮票集当废品处理了,运到中国,都是无价之宝。

  读罢信,我抬头仰望。野天鹅不朽的歌声,终于收到了空中传来的阵阵回响。

  据悉,位于加拿大多伦多市樱桃林街的文忠志教授故居目前已清空,即将变为难民安置所。2月7日星期五,在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将举办《乱世教育:文幼章(1898-1993)的生平与遗产》展览开幕式。4月下旬展览结束后,来自文氏家族数代人的珍贵历史文物将运往中国四川乐山,捐赠给筹建中的“中加两国文化交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