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这场文化大革命不搞能行吗？整个的中央委员里面，有问题的

　　人就占了差不多一半。他们的问题既不是我给定的，也不是在座

　　的人给他们强加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在运动中揭发出来的。他

　　们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盖子，就这样给揭发出来了。”

　　话说196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转发上海市《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毛泽东的批示是：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此件请碰头会议复。复文及本件，请考虑发各地参考，并酌情办理。

　　毛泽东

　　9月29日这一天，林彪看了江青9月16日批示的刘少奇的材料后，写信给江青，表示完全同意她的批语，他写道：

　　“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9月30日，李宗仁应邀出席了国庆宴会。

　　1968年10月1日，首都各界50万军民和各地工人代表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庆祝建国19周年。毛泽东、林彪出席了大会。林彪在大会上讲了话。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巴卢库对毛泽东说：

　　“你们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毛泽东说：

　　“工人阶级在各个主要城市已经统治一切了。在农村的绝大部分地区，农民也已占统治地位。以前，直到今年上半年，学生是运动的先锋，现在落后了。”

　　巴卢库问道：

　　“你们党快要开代表大会了吧？”

　　毛泽东说：

　　“是的。要总结工作，选举中央领导。”

　　他还说：

　　“所有的工厂都要来一个改革。人民公社、学校、机关都要来一个改革。要发动群众改。”

　　10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毛主席同全国工人代表和首都军民欢度国庆》的消息。报道中写道：

　　“同毛主席、林副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同志。”

　　报道的名单接着是“29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来京参加观礼的负责同志和工人代表”，其次报道：“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以及在北京的其他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这一次，江青在中央领导人中的排序已经从第9位进到了第6位。

　　据纪登奎回忆说：“根据我自己的观察，毛主席是非常信任江青的，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都是在有意识地树立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的威信。特别是自决定打倒刘少奇之后，江青在全国全党奠定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后，她周围团结了一批类似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这样的人物，毛主席就是有意识地为他们最后登上最高领导权的地位在扫平障碍。”

　　10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一文。

　　前边已经说过，柳河“五七”干校是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1968年5月7日在庆安县柳河创办的一个农场。此时，柳河“五七”干校已经耕种土地3000余亩，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还自力更生办起了小型工厂企业。

　　《人民日报》在编者按里发表了毛泽东9月30日对柳河经验的批示，毛泽东写道：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编者按中还写道：

　　“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

　　此后，“五七”干校像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出现了。参加干校的不仅有犯过错误的干部，也有革命委员会中的新老干部，还有大、中、小学的教员和文化机关的知识分子。后来，毛泽东还把他的小女儿李讷也送到了“五七”干校，参加生产劳动。“五七”干校用特殊的学校形式，使社会主义时期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从而实现了知识分子的劳动化、制度化。这就是后来反文革的秋后算账派常常提起的“牛棚”。

　　10月5日下午，毛泽东、林彪接见各地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和工人代表。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等人。

　　接见结束后，毛泽东又正式会见由巴卢库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陪同毛泽东会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等人。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所以我们不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大陆上有国民党残渣余孽，有些人钻到我们中央领导机关来了，或钻到地方领导机关来了。这一次算是一个一个作了清理。在过去，一些工厂主要领导权在这些坏人手里。”

　　关于对待犯错误的干部，毛泽东说：

　　“不能把这些人都丢在那里不要。这一部分人，不是刚才讲的国民党残渣余孽，这是属于**人犯了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他还说：

　　“这一次党政军民来了一个比较大的清理，自己清理，自己暴露。”“这样可以保持一个时候的安宁，10年到20年。不能说这一次搞得那么干净了，也不能讲搞的统统很正确，没有搞错。从我们所知道的，不少人还是要平反的。群众要么不搞，一搞起来就很厉害，就不那么文明了，也搞武斗，打人了，戴高帽子，搞喷气式。说我们中国人那么文明，我是不太相信的。群众劲来了，就不那么文明了。所以这需要领导，叫他们不要这么做，他们这种方法不能解决问题。有两种矛盾，第一是敌我矛盾，第二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比我们过去打仗困难得多。”

　　10月13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在出席会议的133人中，有原中央委员40人和递补上来的10名中央委员，共计50名，超过了法定的原八届中央委员97人的半数。另有9名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其他参加会议的74人是：中央文革小组部分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区革命委员会和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

　　此前，康生为了提出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人员的名单，按照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汇总了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江青见那些被打倒的还有那些靠边站的八届中央委员一共有57人，就建议说：

　　“这么多有问题的人，能不能缩小一下打击面？”

　　康生说：

　　“他们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又不是谁强加给他们的，谁能替他们抹煞得了？当初，刘少奇就是把这么多有问题的人拉到党内嘛，再加上蜕化变质的一些人，现在他们是一个集团嘛。所以，不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是想插手也插不进去。”

　　江青说：

　　“主席的指示是让我们保证全会以合法的程序召开。是不是让一些犯错误的人也参加全会呢？”

　　江青的意见得到了康生、张春桥等人的支持。于是，他们一起向政治局常委会议作了汇报。毛泽东看过名单，听了他们的建议，说道：

　　“你们看，这场文化大革命不搞能行吗？整个的中央委员里面，有问题的人就占了差不多一半。他们的问题既不是我给定的，也不是在座的人给他们强加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在运动中揭发出来的。他们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盖子，就这样给揭发出来了。这还不是大好形势吗？有些人只是看到某些地方打架了，生产受损失了，而看不到我们经过了这场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这就叫作政治上的近视眼。我们还是要把这场运动的意义多讲给大家听听。我早就和外国同志说过，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党内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人，社会上也有这样的基础，问题是看我们如何处理。现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个好办法。”

　　林彪说：

　　“文化大革命的收获是最大的，损失是最小的。只要我们的国家不改变颜色，即使是生产受到一点点损失，我看值得！”

　　周恩来也说：

　　“我们要按毛主席的指示，把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绩讲深讲透，做好犯错误的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工作，让他们深刻地认识错误，尽快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把这次全会开好。”

　　就这样，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了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人员名单。同时还决定，对那些有这样那样问题、不能参加全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等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再行处理。

　　再说10月13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他宣布全会开幕。

　　接着，周恩来在全会上讲话说：

　　“这次全会的目的，就是要为召开我们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

　　他宣布了全会的主要议程：一是讨论确定“九大”代表产生的原则和方法；二是修改党章草案；三是讲形势；四是讨论专案审查报告。

　　毛泽东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主要是谈形势。他说：

　　“国内问题嘛，就是要总结一下上一次全会到现在两年多的工作。无非是有两种看法，一种呢，说还不错，十一中全会这个决议基本上是可以的，基本上是正确的；也有人说呢，不见得。那个时候我们就讲过，十一中全会的时候，当时通过那个决议的时候，我就打过招呼的，特别是后来10月的工作会议。不要以为通过了决议，以为大家都同意了。实际上呢，举手是一件事，真正同意又是一件事。招呼是打了，但是后来呢，证明有许多同志没有过关，以至于不能到今天这样的会。中央委员啦，候补委员啦，群众不谅解。譬如有那么一位同志（指张鼎丞——笔者注），我实在觉得应该到会，但群众无论如何不能原谅他。”

　　“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有的？是要搞到底还是不搞到底？大家议一议。我的意见，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有的。而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就是那么几个，秋风落叶那么一扫，3年半也差不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呢，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把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所以，有些问题拖长了。也只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个省一个省地解决。上海比北京强，120万工人掌握局势。知识分子是粘土，板结了，不透空气，不长庄稼，知识分子多的地方就是不好办。不能一讲就是臭知识分子，但是臭一点也可以。知识分子不可不要，也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我是提出问题，作为讨论的建议，现在不能做结论。”

　　“这个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这也是一个问题。现在不是讲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3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些。”

　　这一天，毛泽东还提议，将会议前起草的党章草案“印发十二中全会各同志，作为讨论的基础”。

　　10月14日，毛泽东在审阅由康生主持起草的党章修改草案时，将草案中原来所写的“设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这样的机构”一句，改为“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

　　10月16日，《人民日报》在转载的《红旗》杂志第4期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的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

　　“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空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逢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整党建党的“50字方针”。

　　编者按中对毛泽东的这一指示解释说：“吐故”，就是把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等，作为“废料”清出去。“纳新”是把“优秀造反派”，作为“新鲜血液”吸收入党，选拔“坚持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优秀党员”，参加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工作。

　　编者按中还第一次提出了要批判刘少奇的“黑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

　　10月31日，是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最后一天，全会通过了党章修改草案。

　　草案中提出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一提法被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接受了。尔后将提交给党的“九大”讨论通过。

　　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审议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10月18日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

　　全会经过认真讨论，以132票同意、1票反对，通过了审查报告和一项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在表决中投这一票反对意见的人，就是中央委员陈少敏。

　　全会还通过了会议公报，全文如下：

　　中国**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于1968年10月13日在北京开幕，于10月31日胜利闭幕。

　　中国**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主持了这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并就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作了极其重要的讲话。

　　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出席了会议，作了重要的讲话。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都出席了会议。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

　　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

　　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一致认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次政治大革命。

　　全会认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这个伟大的革命文献，为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出了胜利的航向。

　　全会认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都是正确的。

　　全会认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各个时期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林副主席的多次讲话，都是正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经过两年来的极其复杂、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空前广泛、深入地发动了亿万人民群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下，经历了反覆的阶级较量，终于摧毁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妄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在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现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

　　全会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一步证明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全会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报告以充分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全会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和革命群众把刘少奇的反革命面貌揭露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伟大胜利。全会对于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了极大的革命义愤，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继续深入展开革命大批判，肃清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

　　全会指出：两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贯串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剧烈斗争。斗争的中心，是政权问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是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或修正主义者手里的问题。剥削阶级及其代理人，不甘心于他们的灭亡，曾经用政治的、经济的各种手段，或者从右的方面，或者从极“左”即形“左”实右的方面，妄图混淆阶级阵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但是，他们种种阴谋，已经被掌握毛泽东思想的革命人民群众一一揭穿了。全会认为，对于剥削阶级及其代理人的破坏活动，必须继续提高警惕。

　　全会严肃地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1967年的“二月逆流”。全会认为，击溃“二月逆流”和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全会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极其深远的意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就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思想在亿万人民中迅速地传播，深入人心，广大工农兵群众在斗争中自觉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我国永不变色的根本保证。全党全军和各级革命委员会，必须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密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周围，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执行毛主席每一项最新指示，进一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使我们各项工作继续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

　　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号召全国工人、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的红卫兵、革命知识分子，号召全国各族革命人民，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关于斗、批、改各个阶段的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必须继续执行毛主席提出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伟大原则，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进行革命大批判、精简机构、干部下放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指示，使我们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密切联系群众，不断地巩固、发展和完善，更好地负担起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

　　我们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充分发动群众，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混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

　　我们必须执行毛主席关于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指示，执行毛主席关于“吐故纳新”的指示，认真做好整党建党工作，把查明有据的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蜕化变质分子、以及其他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党，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入党，首先是吸收产业工人中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入党，选拔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优秀的**员参加党的领导工作。

　　我们必须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对知识分子，要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这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一个关键问题。参加这项光荣任务的工人、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要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我们必须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农业和一切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得更加出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的伟大推动力。它正在促进并将继续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新的飞跃。

　　我们必须不断加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巩固国防，继续做好拥军爱民的工作。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对于豺狼成性的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我们一定要百倍提高警惕。如果敌人胆敢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就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全会认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全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正在蓬蓬勃勃地发展。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他们矛盾重重，分崩离析，内外交困，走投无路，日益陷于空前的孤立。

　　美帝和苏修妄图重新瓜分世界，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美帝国主义对越南进行的侵略战争，得到了苏修的默契和支持，而苏修叛徒集团公开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也得到了美帝的默契和支持。他们这种肮脏的政治交易已经彻头彻尾地暴露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他们的赤裸裸的侵略行动，加深了帝国主义集团和修正主义集团的内部矛盾，促进了美帝和苏修国内被压迫人民群众的觉悟，同时正在激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反对美帝和苏修的新的伟大的斗争高潮。不管斗争的道路有什么曲折，不管美帝、苏修拚凑一些什么垃圾，组织反华、反革命的“神圣同盟”，都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我们决不孤立，占世界人口90%以上要革命的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毫无疑问，历史前进的车轮是不会倒转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必然要被革命人民彻底粉碎，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都必将在自己的斗争中得到彻底翻身！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中国**和中国人民，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和政策，同世界各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在一起，坚决支持英勇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反帝、反修斗争，坚决支持英勇的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的战争进行到底，坚决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一切正义斗争。中国**认为，一切被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所压迫的人民，应当结成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彻底粉碎美帝、苏修妄图霸占世界的阴谋，以便更迅速地取得自己的胜利和解放。

　　这次全会，是在国内、国际一片大好形势下召开的。这是一次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动员会议，是一次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全党空前团结的会议，是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朝气蓬勃的会议。全会相信，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以及世界各国革命人民都会很高兴我们这次会议的成功，而对我们这次会议感到恐惧的，只是一小撮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以苏修叛徒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国内外反动派。

　　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10月31日下午，毛泽东在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我主要就是这么几点，就是一个讲清理阶级队伍，请大家应该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审查报告政策。要做到稳、准、狠，重点还是这个‘准’字。你如果搞得不准呀，你也狠不起来，也就不那么稳了嘛。所以，还是要注意调查研究，要重证据，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不要搞‘喷气式’。第二，对于一些学者，所谓学术权威，不要做过分了。冯友兰、翦伯赞，还有吴晗，也还有某种用处。你如果要问唯心主义，要问帝王将相，还得请教他。”

　　“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范老基本上也有点崇孔啰。因为，你那个书上有孔夫子的像呐。冯友兰就是拥护孔夫子的啰。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看了说孔夫子是代表奴隶主、旧贵族，我偏向这一方面，而不赞成说他代表那个时候新兴地主阶级。因此，我跟郭老在这一点上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但是，在范老的书上，对于法家是给了地位的。就是申不害、韩非这一派，还有商鞅、李斯、荀卿传下来的。这些古董，我也不劝同志们回去研究。”

　　“任继愈讲老子是唯物论者，我是不那么赞成的。得到了天津有个叫杨柳桥的教授的书《老子今译》，他说老子是唯心主义者，客观唯心论者。我就很注意这个人。后头一调查，糟糕，这个人是个什么右派嘛。”“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是能写的，他的观点是唯心论的。”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又说：

　　“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有写完，书还是要让他写下去。谈家桢还可以搞他的遗传学嘛！”

　　毛泽东除了上边点名要解放的任继愈、周谷城、谈家桢、吴晗、翦伯赞和冯友兰以外；在讲话中还提到了北京的华罗庚、赵纪彬，上海的苏步青、刘大杰，广州的杨荣国。

　　毛泽东继续说：

　　“第三，对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所谓保者，就是帮助他们嘛。看，就是看他们以后的情况，改不改嘛。我的意见，改了也可以，不改也可以，强迫人家的，我就不那么赞成。你有那么几位，有啥要紧啦？至于有一些老同志嘛，将来是不是还可能工作嘛。我所谓的老同志，就是各地方已经打倒了的，比如讲谭启龙、江渭清这些人。我想，也许过几年之后，大家的气消了，让他们做点什么。统统是左派，我就不那么赞成。要那么纯，纯得那么很厉害呀。我们这个党经过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我看是比较纯一些，从来没有这么搞过。但是太纯了，我看也不太好。你比如就讲‘九大’吧，‘九大’代表，这个‘二月逆流’的同志们如果不参加呀，我看就是个缺点。”“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不同意见，要说嘛。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也不是完全不公开的，没有什么秘密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犯过错误的同志，说明他们的问题，大家又对他们有些质问，又再说明他们的问题，又再质问，好像经过这么几次反复嘛，大家都比较清楚了。”“所以我们还是推荐你们在各地方把他们选举为代表。陈毅同志，我看了他的讲话，说他没有资格，我看你就是那个右的那一方面的资格，以这个身份来参加‘九大’。”

　　林彪曾在全会上说：“‘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与林彪有明显的不同。

　　关于邓小平的问题，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说：

　　“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嘛，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我这个人的思想恐怕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

　　这天晚上，周恩来和江青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江青高兴地说：

　　“真是大快人心，刘少奇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毛泽东说：

　　“叛徒、内奸、工贼这3顶帽子，对刘少奇来说是他始料不及的，对我们也是始料不及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事实摆在那里嘛。”

　　周恩来接过毛泽东的话头说：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太必要了，太及时了，群众发动起来，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刘少奇这是罪有应得，主席不必感到遗憾。”

　　毛泽东说：

　　“我有个问题考考你们：刘少奇是从一开始就这样呢，还是后来变了呢？把刘少奇的问题揭发出来，中央最高层又出了这么多坏人，中国**还是不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呢？这些问题如何向全党、全国人民宣传解释？”

　　江青在毛泽东和周恩来面前很少有顾虑，她说：

　　“刘少奇到现在也不认为这3顶帽子能戴在他头上。在他看来，1925年被捕后释放，托托人，写个保证，认个错，保住了活命，还可以继续革命，这有什么不好？至于1927年的问题，那更好说，当时的党中央就是强调和国民党合作，决不能破坏和汪精卫武汉政府的关系，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这个大局。1929年，刘少奇认为不这样办脑袋早就搬家了，吃点小亏占了个大便宜，何乐而不为？”

　　周恩来说：

　　“江青同志分析得很对，刘少奇很可能就是这么想的。这个人满脑子都是个人主义，一切从个人私利出发。什么‘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其核心还是为‘我’、为自己。”

　　江青接着说：

　　“叛徒理论就是自私自利的理论。在他们看来，利己利人的事大张旗鼓地抢着去干，利己不利人甚至害人的事也要去干，只要做得隐秘，不被别人发现就可以了。他们参加革命是如此，当内奸、工贼、叛徒也是如此。活命哲学强调的是个人生命的重要，个人价值的重要。无产阶级革命者恰恰相反，他们把集体，把革命事业看得至高无上，个人只有融入革命集体才有价值可言。”

　　毛泽东哈哈大笑，说道：

　　“所以，我才强调斗私批修嘛。”

　　周恩来说：

　　“江青同志可是为专案工作出了大力，没有江青同志，我这个总负责不可能把中央交给的任务完成得这么好。”

　　毛泽东说：

　　“你不要老是表扬她。没有人民群众的揭发和斗争，没有你掌舵，怎么能搞出这么多铁一般的事实？这些成绩应该归功于大家嘛！”

　　周恩来说：

　　“经过这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我也提高不少。我们**就是搞无产阶级革命的，清除了中央高层领导人中不搞无产阶级革命、甚至反对和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的人，只能使我们的党更加伟大、光荣、正确。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有这种魄力和胸襟，才能这样无私无畏，才有能力割去自身的毒瘤。现在主席又号召‘斗私批修’，这是培养和造就真正的**人的长远大计。”

　　毛泽东连连点头，说：

　　“恩来讲得很好。全国混乱了一阵子，打了两年内战，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经过自上而下地整顿，也可能会整出一个朝气蓬勃的**来。”

　　据陈伯达后来回忆说：“到了1968年把刘少奇开除出党以后，我们就对文化大革命感到厌烦了。林彪对我说过：‘这个文化大革命应该结束了，再搞下去就会搞到我们自己头上。人心思治，谁也不愿意这么无休无止的折腾了。’我说：‘看毛主席的打算，运动还要继续深入，斗批改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呢。’林彪说：‘那不是一年两年能够奏效的事情，要是把文化大革命持续那么长的时间，谁也受不了。顶多开完九大，就该结束运动。不然就会犯运动就是一切那样的错误。’”

　　欲知文化大革命运动能否按照毛泽东的部署胜利结束，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68年9月30日对柳河“五七干校”经验的批示中说：“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可是在他身后，那些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把“五七干校”污称为“牛棚”。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北大教授季羡林，流传于世的《牛棚杂忆》便是他的作品，被人吹捧为“一本用血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呢？据他自己说：“我本来已经被‘革命’小将在身上踏上了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可否极泰来，人间正道，浩劫一过，我不但翻身起来，而且飞黄腾达，‘官’运亨通”。原来这是一部报恩之作。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说：“牛棚里制造的恐怖气氛，同佛教地狱比较起来，远远超过印度的原版”，“直到今天我还是不寒而栗、毛发直竖”。事实果真如此吗？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把他最心爱的小女儿李讷送到“恐怖气氛”“远远超过”“佛教地狱”的“五七干校”呢？季羡林去过印度地狱么？有比较才有鉴别。看来季羡林一定是去过印度地狱的！很遗憾，笔者那时候尚不到弱冠之年，没资格去“五七干校”体验一番。但我从那时开始，一直到老年，都深受毛公“五七指示”的熏陶，得益匪浅：扛起锄头能种田，拿起焊钳能电焊，掂起瓦刀能砌墙，子弹上膛能神射，干起木工能做家具，提起笔杆能批判资产阶级！还有一种活，怕是一般读书人都干不了的。那是我老婆在“三千万工人下岗”、“五小工业下马”风潮之时丢了饭碗，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搞了一个家庭食品手工业作坊。我白天上课教学生，晚上到作坊里帮她干活，制作面包，烤制蛋糕，样样精通。可惜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季羡林死了，他若不上西天，我倒很想问问他，我这种生活是幸福呢，还是很恐怖呢？

　　另：本章末附上了陈伯达的一段回忆，很有意思。请回忆一下林彪一上台就整罗瑞卿，组织军委办事组全班人马全是他自己的老部下，又让吴法宪诬告空军政委余立金阴谋夺权，接着搞垮杨成武换上黄永胜，在“九大”前后又先后拉拢陈伯达（从写“九大”政治报告开始，陈就投靠了林彪。见下一章吴法宪回忆录）、汪东兴（拉汪进入政治局，见下一章黄永胜回忆录），他这是要干什么？他对陈伯达说：“这个文化大革命应该结束了，再搞下去就会搞到我们自己头上。”这句话决不是他内心的恐怖，而是暗示了未来的历史走向。请看一看在后来3年间他的所作所为，再联想一下“913”，难道这前前后后的事件之间没有关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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