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群众自发组织有熟人网络的联系，但不可能发展出革命的力量：不能在政治路线上不断清洗自身形形色色机会主义的革命组织必然越打越小或者干脆走向反面。经济互助关系在群众的工联主义运动中已经得到一定的表现。

　　分析过去的革命反抗经验重点实际上还是要回归历史上的革命工作，这是本文很大的优点，读者同志们也应该时刻从当下革命的紧要之处出发去思考问题，如此才能真正认清机会主义路线，走向马列毛主义的革命路线。

　　马列毛主义者从清朝中、末期的黑社会——秘密结社组织中不仅能看到其旺盛生长的根源——“盛世”下的深刻压迫，而且能够从会党组织发展、起义的兴衰中看到无产阶级组织起来的经验教训。会党组织内部常常成为另一个封建王国，这不仅证明了群众自发性最终只会走向反面——工联主义道路，而且证明了所谓组织挂帅的荒谬，没有不谈政治的组织，任何组织填充物都是阶级性的人都是在一定阶级的政治下运行的。会党组织通过经济互助、暴力自卫来获得权威，这再次应证了吸引人的不是会党组织玄乎神话而是其切切实实的组织力量，马列毛主义的是真理在于其能正确揭示压迫的根源指导群众组织起来走上自觉革命的道路，避免会党组织等自发斗争的失败结局。

　　一、会党组织的社会背景——无权与饥饿的“盛世”

　　这样的盛世。同样，不论到哪个盛世，人民都在封建王朝专政下深处压迫之中。会党组织屡禁不绝、工人自发斗争源源不断都不断地揭开着所谓盛世的画皮。

　　无论是所谓贤君治世亦或是“自我革命”都掩盖不了旧制度的彻底腐朽：

　　最高统治者乾隆带头挥霍国家的财富。他大兴土木，修建富丽堂皇的离园别墅，除修建畅春园、绮春园外，又重修热河承德的避暑山庄。不仅耗费了大量国帑，而且在修建工程中还出现各种弊端，一些官员趁机中饱私囊。乾隆皇帝多次"南巡"，不仅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而且给沿途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各地官员为了讨好皇帝，在接驾时大肆铺张，对各地人民巧取豪夺。“是时巡幸所过，官吏办差接驾，务求华美，以取容悦”，其铺张奢靡，超过康熙时之十倍。乾隆所到之处，“戏台、彩棚、龙舟、镜舫等物，沿途点缀。水行巨舟千百艘，四围接待卫武职，役夫乘势逞威，强向人民勒索。有不与者，以碍皇驾，立毁其宇”，百姓怨声载道。巡幸至江苏扬州，地方官为了接驾，"街道尽铺锦毡，周围百十里，所费甚巨。而露天蒙以绸帐，所费又几十万。“乾隆为了给母亲和自己举行祝寿活动，更是大肆挥霍。乾隆六年为了给皇太后举办祝寿活动，令百姓、官员分列道路两旁"瞻仰跪接”。

　　皇太后则"加恩赐赏"，一天之中就开销白银十余万两，缎布七万余匹。乾隆二十六年，在皇太后七十寿辰时，专门拨银一百多万两，将从西直门到西华门的道路修葺一新。皇帝本人七十寿辰时，皇子、军机大臣们，更是千方百计讨皇帝的欢心。仅进贡的无量寿佛就多达一万七千九百六十三尊，用银二十八万七千四百零八两。乾隆四十九年三月，为了体现"盛世"，又举行"千叟宴"，参加者人数多达三千六百人。乾隆六十年的千叟宴，与宴人数更增加到八千多人。两次宴请加上赏赐，花费达百万两之多。

　　乾隆皇帝的龙舟、统治阶级的富强美丽就是人民的骨瘦如柴，统治阶级霸气的万国来潮建立在无数炮灰的尸骨之上。

　　“康熙末年间，丰收之年，贫苦农民尚且日给以外已无余粒。“如遭旱涝，则"尽所有以供富民之租，犹不能足。即无立锥以自存，又鬻妻子为乞丐，以偿丁负”。'康熙末年，江苏农民"终岁勤去劬，计十亩之所入，得半不过十石，八口之家，何以养生送死，供 粥 殖其生！"（康熙朝末期，在丰收的年份里，贫困穷苦的农民除了满足每日的基本饮食之外，已经没有多余的粮食。如果遭遇旱灾或涝灾，那么农民即便拿出自己的全部收成来缴纳给富裕地主的田租，仍然不能够交够。以至于最后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了，又只能卖掉妻子儿女，沦为乞丐，来偿还拖欠的赋税。康熙末年，江苏的农民终年辛勤劳作，算下来十亩地的收成，最多不过十石粮食，一家八口人，依靠这些粮食怎么能够维持生计、料理丧葬之事，又怎么能通过种植庄稼来维持生活呢！）

　　乾隆中叶吏科给事中李漱芳在谈到山东王伦起义原因时说：“臣于三、四月间，即闻进京人传说，各路上因雨泽稀少，麦收欠薄，行旅车马，动辄十数人围绕，不能行走。所冀者秋收在迩，可资接济。迨五六月后，虽节次得雨，总未透足。岁既不登，而地方有司又复粉饰相沿，收成分数，捏报七分、八分不等。抚字无闻，催科日蹙，以至不法之徒，乘机起衅。虽曰奸民，其实大半皆无告之饥民，激而成之也。”（我在三、四月间，就听闻从京城来的人传说，各地因为雨水稀少，小麦收成欠佳，出行的车马，动不动就被十几人围住，无法通行。所期盼的是秋收即将到来，可以借此得到接济。等到五、六月之后，虽然多次降雨，但始终不够充足。年成既然不好，而地方官员又依旧沿袭粉饰太平的做法，上报的收成比例，虚报为七成、八成不等。听不到他们对百姓的安抚体恤，催征赋税却日益紧迫，以至于一些不法之徒，趁机挑起事端。虽说他们被称作奸民，但实际上大半都是无处诉苦的饥民，是被逼迫才这样的。）

　　又说："夫无食流民所在多有，饥寒之念迫，则盗贼之心生。臣闻目下近京西南一带，扶老携幼，迁徙逃亡。地方官著人于卢沟拦住，不令过桥北上。

　　但仅仅是经济上的数据并不能展现出压迫的深刻与全面。人民遭受压迫的根源在于剥削阶级的专政。清朝统治者镇压农民起义并进行阶级屠杀，资产阶级专政就是资产阶级无法无天，是资产阶级指鹿即是马无产阶级不敢有半点异议。地主阶级专政下贫下中农要遭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重重压迫。清朝统治者用文字狱来扼杀任何反叛的思想。

　　这样的阶级图景无不说明着旧制度已经烂到了骨子里，新的社会已经具有破土而出的客观条件，但一些比直白镇压更可恶的软刀子却宣称这样一种观点，庸俗的量变质变论——生产力发展自然会过度到新的社会。这种唯生产力论看似唯物史观实则否认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乾隆三十九年山东清水教起义，乾隆四十二年陕西、甘肃悄悄会即圆顿教起义，乾隆五十一年台湾林爽文起义、乾隆末嘉庆初年川楚陕白莲教起义,及嘉庆十八年京畿与河南的天理教起义等，以及晚清时期的上海小刀会起义、厦门小刀会起义、两广天地会起义等，都是由秘密结社组织和领导的。这无不证明着扫帚不扫灰尘不掉，农民不组织起来革命不会自然而然发生。

　　二、会党组织的产生与发展

　　会党组织的产生过程以漕运水手行帮（青帮前身）较为典型：

　　漕运是一项季节性的工作，每年将粮食从南方运往北京称"重运"，返回南方称"回空"。在回空的半年时间，这些粮船水手们无工可做，只得在外靠佣趁（打零工）度日。舵工水手们的生活十分艰苦，漕运官员李绂曾奏称：“臣奉旨催漕，留心体访，数年以来，回漕船回空冻阻……破产不足，益以儿女，苦累难言，深可悯侧。” 林起龙也说：“盖以屯丁领运漕粮，冬出冬归，过湖过江过河，弹劳涉险，备极艰苦。……水手亦赤贫穷汉，一年每名止得身银六两，撑驾挽拽，泥水风雨，使尽筋力。”

　　尽管如此，各级漕运及地方官吏仍要对粮船水手们进行层层盘剥。"东南办漕之民，苦于运弁、旗丁，肌髓已尽，控告无门，而运弁、旗丁亦有所迫然。"处于漕运组织底层的舵工水手们，还要受到管理漕运大小官员的盘剥。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由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构成的粮船水手，为了生存，不得不建立自己的组织，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漕运劳动的集体性，也更促成了水手们对互助和建立组织的需求。不仅驾船需要集体的力量，就是通过闸也需要水手、纤夫的通力合作。"每一帮船抵闸，唯其通力合作，提溜更速。"水手们共同的劳作关系，更加巩固了这种互助关系。

　　水手行帮、天地会、哥老会的早期基本活动也是较为相似的，主要是经济互助与自卫抗暴：帮会讲"义气"，就是为了彼此遇事互相帮助和照应，使会内弟兄的利益得到保护。所以，会内弟兄遇到经济上的困难，就要通过邀会集资的办法予以帮助，使之度过难关，给没有职业者介绍工作。许多人在本地难以存活，便外出"跑码头",通过各地哥老会山堂的帮助，找到新的生活出路。帮助会内弟兄办理红白喜事，也是哥老会内部的重要活动。没有钱的哥弟为老人办理丧事便可以请求山堂的帮忙，由红旗老五吩咐弟兄们每天轮流值班，接待客人，把烟、酒、茶、饭、开奠、送葬等事项，安排得井井有条，周密细致。贫穷的哥弟死了老人，首先向本堂口的执事大、三、五爷磕头拜孝，说明衣、衾、椁等无钱办理，请求帮忙解决。公口的舵把子便通知管事老五，托人情，找兄弟凑钱，并招呼哥弟们送情帮忙，不吃酒饭。有的还帮助制备若干套孝衣，由会内弟兄穿着送葬。

　　道光末年广东潮阳县人黄悟空，与揭阳人林大眉等人结拜双刀会，就是为了"躲避命案"逃来揭阳，希望借助于结会得到同会的帮助。道光二十四年八 悟空与当地人林大眉、黄阿隆等首伙八人结拜天地会。'道光二十四年 东香山县人周佩居邀人结拜天地会，也是为了得到帮助。是月二十六日，周佩居来到当地高名远家中，谈及孤单无依，恐人欺侮，商议欲纠人结拜，以期遇事互相帮助。 道光二十七年 正月，江西赣州府长宁县凌成荣与谢嗣封等人结拜关爷会。谢嗣封对众人说，天地会同会之人彼此帮助，可以免人欺凌，众人遂一同结拜。 道光二十七年 湖南临武、常宁二县有唐国通等人结拜添弟会。原因是结拜天地会可以互相帮助。 道光二十七年 广西平乐县罗三风、何崧等人结拜天地会。罗三风等人均系外省来广西谋生的移民，因异地谋生"恐人欺侮"，商议结拜弟兄，以期彼此得有帮助。 咸丰三年 广东清远县李北社等结拜尚弟会。结会原因是，“彼此孤单，虑人欺侮”。 咸丰四年，被发遣的添弟会首领段光前、吴六等人，在伊犁抚民县"潜谋聚会，聚众多人，刻期举事"。原因也是因为"穷苦难度，内地军需久不平定，莫若趁此聚集多人，抢劫仓库、富户，大家得财可以回家。”

　　总结来说，会党组织早期是清朝劳动人民的自发斗争组织，其成分多为贫下中农及各行业的“苦力”、游民，但同时也有破产的富农、中小地主（也就是运动中的投机分子）。这种自发斗争组织的主要职能是经济互助与自卫抗暴，其通过这种形式扩大圈子甚至成为清廷管控之外的“独立王国”。但是这种组织又体现出松散的特征，如：天地会组织广布全国但各地方组织联系松散，漕运水手帮则是完全的行会组织主要集中于漕运地带。这种组织上的“缺陷”反应了其政治上自发性的局限，自给自足的小生产将自发斗争自发组织限制在狭隘的行会、地域之中，使农民只能看到行业的、地域的贪官污吏看不到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根本的对立，同时也不能用科学的理论去指导斗争。

　　白莲教教义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互相斗争的势力，叫作明暗两宗。明就是光明，它代表善良和真理，暗就是黑暗，它代表罪恶与不合理。这两方面，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不断地进行斗争。弥勒佛降世后，光明就将最终战胜黑暗。这就是所谓“青阳”、“红阳”、“白阳”的“三际”。教徒们侍奉“无生老母”，信奉“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的八字真言。无生老母先后派燃灯佛、释迦摩尼佛、弥勒佛下去。教首们宣传，人们如果信奉白莲教，就可以在弥勒佛的庇佑下，在大劫之年化险为夷进入云城，免遭劫难。待彻底摧毁旧制度，破坏旧秩序后，即可建立新的千年福的境界，那时人们就可以过安居乐业的好日子了。

　　白莲教认为现阶段（即中际），虽然黑暗势力占优势，但弥勒佛最后一定要降生，光明最后一定要战胜黑暗。它主张打破现状，鼓励人斗争。这一点吸引了大量贫苦百姓。使他们得到启发和鼓舞。加上教首们平日的传授经文、符咒、拳术、静坐、气功为人治病等方式吸收百姓昄依，借师徒关系建立纵横联系。

　　我们已经知道东大那时的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只有认清东大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东大革命的对象、东大革命的任务、东大革命的动力、东大革命的性质、东大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东大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东大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东大那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那末，东大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究竟是谁呢？

　　不是别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

　　正像欧美国家的工会组织一样，沿着所谓自发性的现实的阻力最小道路的结果就是走向反面。欧美国家的工会等无不成为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与帮衬。下一节中我们将从历史中看见在自发性的局限下，小刀会起义等“单点突破”是怎样被清政府剿灭的，漕运水手帮组织是怎样走向自身反面成为反动的青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