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著名社会学家、国际社会学会前会长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于当地时间2025年2月4日在美国奥克兰市遭遇一起肇事逃逸交通事故，经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享年78岁。

　　无须多言，布洛维对劳工研究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从《制造同意》、《生产的政治》到《光辉过去》(The Radiant Past)，布洛维和他的学生们，足迹遍布了五大洲的工厂。在《生产的政治》中文序言中，布洛维提到他与清华大学的退休教授沈原老师是朋友，沈原老师多次邀请他到中国，却极力避免他接触中国的工厂。（沈爷是很不错的学者，希望大家不要因此误解他）

　　与此同时，“公共社会学”的理念时常被提及。通过这一理念，布洛维试图凸显社会学的政治面向。当他不再年轻，身体不再支持他进入制造业工厂之后，他将“工厂政治”的锋芒转向了他自己的工作场所——公立大学。在研究生罢工与巴勒斯坦团结运动当中，他也一直没有停止自己的发声与支持。这篇文章，便是一例。

　　本文原稿曾刊发于微信公众号“零号笔记本”。今天与本文译者之一联系时，还得知了另一个小故事。文章发出之后，布洛维立刻打来了电话，询问中国朋友为何会关心巴勒斯坦问题与美国社会学的关系。这篇文章发布尚不足一年，但是我们所处的世界正在进一步滑向深渊。巴勒斯坦的停火并未让当地民众摆脱杀戮的阴云，而特朗普掌控下的新一届美国已经在国内开始了针对巴勒斯坦团结运动的镇压。而在大洋另一端的我们，不必多说，冷暖自知。今天看来，布洛维留给我们的遗产，如今似乎已经显得无比沉重，要肩负起它，我们需要比过去更多的勇气。

　　文|  麦克·布洛维

　　译| もも, Yufeng

　　按| 丸久须

　　前言

　　对社会学感兴趣的同学，想必都听说过布洛维。作为现代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之一），他前两天发表了一个关于为什么社会学需要支持巴以冲突的永久停火的演讲。这个演讲掷地有声，由浅入深，从批判社会学的本源出发，讨论了社会学应该如何回应巴勒斯坦问题。

　　社会学本身在北美最近陷入了一场学科的危机。极端保守派在对美国大学的左派发起一场攻击，比如弗罗里达将社会学移除了基础教育必修课，Critical Race Theory在很多大学被禁止讨论。所以很多社会学学者认为，为了“正当化”社会学，社会学家应该避免左倾，少参与政治表态。而布洛维这个演讲，恰恰反对了这种论点。他提出：我们不应再躲在学术的“高墙”后面，现在是社会学家站出来捍卫道德正义的时候。

　　一点额外的八卦：布洛维的父母也是犹太人。他们出生于俄罗斯，在二战期间逃离到了英国。

　　我尝试着将布洛维的演讲稿翻译成了中文，并且对他的观点进行了一些简化。

　　正文

　　巴勒斯坦问题一直在造成美国社会学协会（ASA）的内部分歧，也是我们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决议屡屡无果的原因。今天，一群名为支持巴勒斯坦的社会学家 (Sociologist for Palestine) 成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决议，主张（a）保障批评以色列的学术自由，（b）呼吁ASA撤资参与加沙军事活动的公司（此条被ASA理事会删除），和（c）支持对加沙的停火。本文将分五个部分探讨这一决议的历史重要性。

　　第一，ASA一直都有对于美国和国际政治事件决议的传统。据我所知，第一个决议在1967年，是关于反越战。这个决议被理事会拒绝，随后也被会员拒绝。2003年，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决议被提出，最初被理事拒绝，但后来获得三分之二多数会员的支持而通过。ASA在1986年支持从南非撤资，2022年公开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表明ASA长期对政治问题进行投票，而理事会和会员之间经常存在观点冲突。

　　这引出了我的第二点。ASA明确支持它所称的“公众参与”的理念。比如，ASA准备给最高法院发友情状，反对弗罗里达州威胁学术自由的立法。ASA总是为平权而发声，支持社区建设。简而言之，作为一个组织，ASA承诺过，不仅捍卫社会学，还要有广泛的政治参与。这说明，社会学家本身也是社会中的一员，我们不可能躲在所谓冷静客观的学术的高墙里。在当今美国，政客可以解雇大学领导，取消社会学的基础教育地位，禁止社会学书籍，废除多样性招生政策，单靠“科学”来自我标榜只是无力的抵抗。

　　我们不应再躲在学术的“高墙”后面。我们正在目睹大学自治和公民社会的危机。现在是社会学家站出来捍卫道德正义的时候。社会学是一个基于道德原则的学科—— 马克思(Marx)想要推动的平等和自由；涂尔干(Durkheim)想要推动的团结和平等；韦伯(Weber)想要推动自由民主和个人自治；杜波依斯(Du Bois)想要推动的种族正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想要推动女权和生育正义。

　　正是如此，我们才会被社会学深深的吸引。正是对正义深深的承诺，社会学的研究才不断前进。正是这般正义感，我们追寻的真相才有了重量，我们对正义的承诺才有了深度。道德和正义不仅不是科学的敌人，而是让我们对身处的世界进行科学审视的武器。而只有学术自由，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韦伯说过，正因为科学与政治在逻辑上紧密相连，他们才需要在体系上被分离。

　　基于社会正义的批判社会学源起于1960年代。始于反越战的思潮，美国社会学开始思考：社会学是否可以真的去政治化。贝克在(Howard Becekr)在1966年的著名演讲中问“我们站在谁的一边？” 他的答案是：无论为了政治还是为了实践，社会学家必然持有政治立场，大多数时候，我们站在弱者一边。即使研究强者，我们也是从弱者的视角出发，探究弱者如何抵抗压迫。比如，我们研究巴勒斯坦人如何回应一个世纪的暴力、剥夺、驱逐和捂嘴？

　　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挑战了贝克的观点。他说，我们往往不知道谁是弱者，弱者创造自己的弱者，就像强者也有着自己的内部等级制度。他说贝克太专注于指责那些近在咫尺的强者，而错过了真正的罪魁祸首 —— 雇佣这这些人来监视穷人的国家。而且，国家还经常以资金和工作的形式，来诱导社会学家来控制弱者。所以，现在很多社会学家选择的立场，是“夹带私货”的。比如说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很多社会学家已经成为了以色列国的共犯（因为以色列给他们提供了大量的研究基金和工作岗位）。而因为美国持续向以色列提供武器，让加沙战争无休无止的进行，并且让加沙人民饥饿的同谋，我们也都成为了这场战争的共犯。为此发声，是解除我们共犯身份的第一步。

　　古尔德纳和贝克的假设是一样的：社会学家必须用专业知识来决定立场，但他们俩关于如何执行有着不同的见解。古尔德纳把弱者看作对于强权的抵抗者，而不是适应者。这种对强权的抵抗成为了弱者的一种“历史能动性”。当然，有时候弱者的挣扎，可能和强权的压迫，一样残酷。因此，我们不应该太纠结于支持哪一方，而应该思考我们支持哪种道德原则。对于古尔德纳来说，我们的原则就是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痛苦。

　　

　　可这也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们可以比较以色列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痛苦吗？1200名犹太人被杀害了，200多人被劫持了。这种痛苦，和35000名巴勒斯坦人被无差别屠杀，在加沙的监禁，和从1917年（或1948年）开始的剥削相比，是更多还是更少呢？犹太人对大屠杀的回忆和对第二次大屠杀的恐惧，能够正当化他们对另一个种族的灭绝吗？如果我们谴责纳粹的大屠杀，我们又怎能不谴责以色列过去75年对巴勒斯坦的殖民行为？还是说，大屠杀的痛苦程度已经超过了任何其他的苦难？

　　我的第四点是，社会学是一门基于道德的科学，这也是ASA理事会用来反对决议的理由。理事会用一个抽象的“学术自由”概念来反对这个决议，这种行为不仅是空洞且无情的，也背离了社会学的根本。巴勒斯坦的学生和教师的学术自由早已被侵犯，现在以色列更是在破坏巴勒斯坦的大学，杀害其教师，这不是对学术自由的进一步侵犯吗？如果社会学是研究不平等的学问，理事会怎能对巴勒斯坦的学术自由之被蚀无动于衷？而且，以色列自身的学术自由也在不断侵蚀，因为以色列的大学正在被他们的国家武装化。

　　最后，关于停火问题。

　　W.E.B. 杜波依斯说过，自由的代价远小于镇压的成本。激进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在1859年被处决，但他的死却成为了南北战争两年后的催化剂。今天的巴以冲突，会不会和约翰·布朗将有一样的历史重要性呢？

　　比较历史社会学证明，只有停火，战斗的双方才可能实现和解。例如，1980年代的南非曾在极端暴力的边缘，但最后通过谈判避免了流血事件。作为社会学家，我们必须思考：这是怎么发生的？当时南非的大型罢工造成了很大的经济影响，苏联也没有为南非提供武装支持。最关键的是，美国国会在1986年通过了反种族隔离法案（虽然里根用了总统否决权）。

　　最开始，美国觉得南非的反隔离运动是一个恐怖组织。但后来，又觉得这是一个解放运动。但这种转变既不是凭空出现的，也不是因为国会的顿悟，而是民间社会动员的产物，最重要的是大学校园的动员。而在当年，社会学家冲在校园运动的第一线。环顾今天的校园，我们不难发现相似之处。而结果是否会相同，历史还没有做出决定。

　　让我们不要忘记，美国在1967年和1973年的战争中曾经告诉以色列提前结束战争。但是今天的美国却和其他西方大国一起，迟迟不对以色列实施制裁。美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对自己的利益视而不见、被自己的傲慢而困住的国家。今天的美国宁愿放弃一切，也要在中东以及远东地区展示自己的优越感。皮埃尔·布迪厄会说：统治者也被他们的统治所统治。

　　社会学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停火。不仅为了保护巴勒斯坦人的生命，也是为了拯救以色列，还是为了世界的犹太人。因为这些借用了犹太人的名义而犯下的暴力，让反犹主义在全世界冉冉升起。南非很清楚，想要停止狂妄自大的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互相厮杀，外部干涉是唯一方法。所以南非才会在国际法院控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以色列非常清楚这些外部压力的能力，所以它寻求通过更多的暴力来去镇压，来提高自由的代价，从而威慑所有的反对者。

　　比起国际法院上对以色列种族灭绝的指控，ASA决议可能看起来微不足道。有些人会愤世嫉俗地说“谁在乎社会学家怎么想，怎么做？”。我要告诉他们，社会学家在乎；我们在乎我们站在谁的一边；我们在乎尽量减少人类不必要的痛苦。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如果社会学关心世界，世界也会关心社会学。毕竟，社会学的黄金年代，也是我们批判性参与的年代。这个年代是否即将回归？有的社会学家可能只想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但我们不能够只顾自省。呼吁加沙停火的呼声正在日益高涨，我们怎能不加入他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