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盛夏至初冬，江苏大剧院原创话剧《红高粱家族》在全国12座城市巡演18场，收获掌声无数。

然而，在这片赞誉声中，一个微妙却深刻的变化正在发生：舞台上那个曾经充满复杂人性的余占鳌，正在被重新塑造。

当南京市话剧团演员刘政凯以山东汉子的身份演绎这个角色时，他塑造的已不再是莫言笔下那个集土匪、英雄、情人于一身的复杂人物，而是一个更符合当代审美期待的"民间英雄"。

这不仅是普通的艺术改编，更是对莫言文学的"净化手术"，它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了那些以研究莫言《红高粱》为生的学者脸上。

从"杀人越货"到"清白之身"：余占鳌的身份蜕变

在莫言的原著中，余占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

他是"高密东北乡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又是精忠报国的英雄"，他杀人越货，与戴凤莲在高粱地里纵情野合，所有类似于土匪的行径"几乎都合乎最善良而单纯的人性之美"。

这种复杂性正是《红高粱》所谓的文学价值核心：在一个最美丽最丑陋、最圣洁最龌龊的高密东北乡，人性以最原始、最真实的状态呈现。

这样的文学在今天能够发表吗?莫言当初为什么能够发表?值得深思。然而在话剧改编中，这种复杂性被悄然抹平。

莫言本人在《高粱酒》改编后记中明确承认："原小说中尽管没有明写余占鳌是杀害单家父子的凶手，但在作者的预定中，人，就是他杀的。改编成舞台剧，这个问题必须回避。"

于是，舞台上的人"不是余占鳌杀的，他也根本没有想去杀人，他只是想去把九儿抢走"。

这一改动实则颠覆了人物的本质，余占鳌从一个在伦理边缘游走、兼具善恶的复杂个体，变成了一个为爱情而行动的"合理"人物。土匪的匪性被淡化，英雄的光环被加强，那个在血与火中挣扎求存的原始生命力，被置换为更符合主流价值观的"民间英雄"形象。

研究者的尴尬：当学术对象被"修正"

对于那些以研究莫言《红高粱》为生的学者而言，这种改编无异于一场学术地震。数十年来，他们深入剖析余占鳌这一人物的复杂性，探讨莫言如何通过这个"土匪英雄"解构传统英雄叙事，如何在野蛮与文明、个体与集体、欲望与道德的张力中构建现代中国的民族寓言。

舞台上的余占鳌却以另一种面目出现，话剧导演牟森将这部剧定位为"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强调"人民的史诗"与"人类的图景"。在这种宏大叙事下，余占鳌的个体复杂性被纳入集体叙事的框架，他的土匪身份被弱化，抗日英雄的身份被强化，这本身就是无耻的辩解!

更让研究者难堪的是，这种改编得到了莫言本人的认可。莫言观看话剧后表示："我在看这个剧的过程中流了很多的眼泪，尽管我是原著作者，尽管我知道几乎所有的台词和所有的情节，但是还是被演员们的这种再创造，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灵。"

当原作者都为改编喝彩时，那些坚持原著复杂性的研究者，似乎成了不合时宜的"原教旨主义者"。

为什么会如此?大概莫言已经嗅到了风声，人民群众早已看清了他的嘴脸，而他现在要赶着在被审判之前“绣红旗”。

改编背后的深意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编?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这样的改编，无疑是在美化原著，并且是在为莫言洗白，本质是在粉饰非正义行为，混淆历史正邪，其用意到底在哪里，时间终究会给出答案。但也有可能无人批判这种行径，无人发出反对的声音，最终历史也被篡改。

如今艺术背后都有资本的身影，因为寻常百姓根本没有这个资本来运作，而这些资本正在通过艺术来为其代理人洗白，通过代理人的作品给年轻人洗脑，而缺乏话语权的人民群众束手无策。

这相当于只能听任其洗白和洗脑，却无能为力。

当年领袖为什么要发动那场革命?或许他早已洞察会有今天历史虚无主义的诞生，会有今天颠倒是非混淆视听的作品出现。可惜那场运动不彻底，让当年那些牛鬼蛇神及其后代又死灰复燃。

今天更可怕之处在于，莫言及其腿子们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案，一部小说污蔑领袖领导的党和军队，一部话剧为这部小说洗地，让它们具备了应对不同形势采取不同语境的方式。

中国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已不关心，话语权不在人民群众的手里，年轻人选择信什么，我们也无权干预。

我们只坚守自己的原则，做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如果我们今天的一切努力都不能改变这个民族令人失望的未来，那么这个民族变色或是灭亡都在情理之中，这个民族也该注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