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伟：超越经济学的“西方中心论”——马克思主义策略与《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研究》解读

2026-05-05 新闻

一、中国经济学的学科特质

文化向来是中国原创理论研究的切入视角和讲述路径。尽管如此，依照马克思主义固有工作路径：科学乃是文化整理之基础，学科则为科学本身立基。这一工作规范仍然为《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研究》所内在遵循。其突出的中华学科书写特征为：

1、人学·国学。唯学不证，这是中华学科工作地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华学科系于道，由人弘扬。粗略阅读，即可发现：“中国人”“中国人的资格”是该著的高频词。所谓中国人，即中华生产方式的人格化范畴，曰“中国人创造的经济学理论”“中国人创造的经济制度”“中国人提出的经济命题和经济发展原则”“中国人发明创造的财政货币理论、制度、原则”“中国人提出的理想社会与生活标准”“中国人发展出来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作者极为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要超越以西方为中心的经济学认识论……经济学的发展是渐进累积的……我国在五千年发展与治理历史中形成了系统的经济学理论。”

2、经史子集。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下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凤池。在《中国人创造的经济学理论》章中，作者充分展示了中国经济学本土化探究承前继后之“子经”时代路径。“子学理论”如老子、孔子、管子、墨子、孟子、荀子、孙子、韩非子等一大批理论家的经济著述，“经学理论”(汉至清末)如司马迁—王莽经济学说、贾思勰的地主家庭经济学、李觏的谷贱伤农论，等等;“新子学”如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张培刚的《农业国的工业化》、许涤新的生态经济学、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新经学”如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3、经济实学。在《中国人创造的经济学理论》章中，作者提出中国的政府专营专卖以及人口的理论实践;在《中国人创造的经济制度》章中，作者继而提出政府盐铁专营制度、两税法、漕运法、青苗法、一条鞭法、首长负责制等诸多中国制度实践;在《中国人提出的经济命题和经济发展原则》章中，作者提出四民分工职业规划;在《中国人发明创造的财政货币理论、制度、原则》章中，作者大篇幅列举了中国特色的理财学及租税、货币等管理制度措施。

4、经济虚学。在《中国人创造的经济学理论》章中，作者创造性地提出：“《管子》一书的问世标志着世界政治经济学的诞生……管仲的‘天时人心论’最早用最少文字揭示了经济学研究的本质，‘轻重论’已经总结抽象出了社会分工论、价格理论、供求理论、市场理论、货币理论、税收理论、财政经济综合平衡论等经济学分支理论”;在《中国人创造的经济制度》章中，作者突出了中国在土地制度领域的持续理论创新;在《中国人提出的经济命题和经济发展原则》章中，作者围绕“桑弘羊之问”，认真梳理了本土路径的市场命题;在《中国人发明创造的财政货币理论、制度、原则》章中，作者分明重视的是大国的“财局”与“政局”，二者相互塑造、协同演化‌的过程恰恰构成国家治理的基础架构。

二、中国经济学的科学特质

中国学科“润物细无声”。从《孔门理财学》到《论十大关系》，中国人发展出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是整体性思维、实事求是与辩证分析。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集中起来，此中华行动科学之谓!核心要义，在于以下两种。

1、以“共同体”为统一对象。在《中国人提出的理想社会与生活标准》章中，作者较为系统地提出中国特色的共同体价值生活标准，包括：(1)“大同与小康”社会，(2)小康标准，(3)富民标准，(4)“耕者有其田”思想，(5)理想市场经济状态的思想，等等。说到底，这是共同体的历史分析范式。

2、以“事和通史”为研究对象。所谓历史，言事史、物史、当代史。设若共同体的统一对象为通史，则其必定以“死亡—重生”为线索，强调断裂性变革和秩序重建(如宗法解体、资本统治、国家重塑生产秩序、人民主体重建)。这导致作者强调：“重释中国经济学的话语体系需要结合中国经济赖以生效的历史—政治结构，分析约束条件下中国古今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经济概念、分析方法、思想理论、制度政策、经济伦理与文化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中华优秀经济思想文化结合起来，逻辑自洽地阐释中国古今经济之治。”

三、中国经济学的文化特质

——共同体经济学贵在写人。诗云：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魂默默无情绪，鸟梦痴痴何处惊!关于文化与学科、科学的关系，笔者在《文化版〈资本论〉研究刍议——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一文中，是这样界定的：“通过研究比较可以发现，马克思发动相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而言的‘学科革命’，着力点在于将‘文化’作为实体的要素植入对事物的关系的理解中，以形成具象的范畴和语言，文化乃至作为了‘实践态的辩证法’的工作构件。据之看来，为了达成理解的澄明化、鲜活化，文化版本的工作模式必然是合乎中国人阅读与运用要求的《资本论》形态;概言之，这是对《资本论》研究的‘蔽而新成’，亦是对《资本论》文本内涵的深层发掘。”

——陈东林主编在《〈红楼梦〉与〈资本论〉：意象革命的跨界映射》一文中，则这样讲道：尽管道路不同，《红楼梦》与《资本论》两部作品却在本质层面达成共识!其一，“阶级对抗的必然性：《资本论》中‘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与《红楼梦》中‘贾府与佃户、主子与奴才’的矛盾，均源于‘生产资料占有不均’(前者是财产占有，后者是身份赋予的特权)。”其二，“人的解放的方向性：《资本论》指向‘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共产主义，《红楼梦》则以‘宝黛叛逆’暗示对‘身份枷锁’的挣脱，虽因时代局限未能提出明确方案，但‘反压迫’的精神内核完全一致。”然则，“这种‘异中有同’的解读，避免了‘西方中心论’或‘文化特殊论’的极端，为理解人类文明提供了‘和而不同’的理论框架。”据此可见，文化在特质上便是批判路径的学科方法和科学方法。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中华本土的经济学在性质上是“经世济物之学”。在本土路径中，其书写者和书写对象始终是人和处于一定共同体形态中的人的关系。于是有关于“文化版《资本论》”之研究倡议：(1)“新时代规定的‘中国人资格’可以细分成‘中国人的研究资格’和‘中国人的阅读资格’两个工作组成。前一资格强调‘行动规范’和‘批判规范’的融合，后一资格强调中国范畴必须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方法的组成构件乃至领导中心。”(2)“辩证法源起于中华的历史与文化统一规定，从广义态的科学逻辑发生看，它融合于文化学科。此发生学之本根。古希腊自然科学的崛起使之走上科学与文化逐渐分离的道路，黑格尔的辩证法实现科学和文化的再度融合。然则，《资本论》可视作对历史、科学、文化统一的寻求。”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在这一情势下，中国经济学必定作为“国计民生之学”，乃至是以事系人的政治经济学科学。所谓“以事系人”，实则是虚实一体的矛盾手法。以作者提及的“孟子的有恒产者有恒心命题”为例：这个恒产之物归于恒心之事，系于民。民者，共同体的生产主体也。而有所谓：“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复云：“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总之，文化是完整规定的历史的学科工作规定。它拓宽了逻辑和经验的狭隘基础，极大增强了知识的理解弹性与批判性的生长向度;对中国而言，以此为契机，实现经济思维与语言的“回家、回历史与回中国”便成为中国经济学建设事业中的一项持久性的日常工作。

四、一点总结

知识并非考古学。在《〈资本论〉矛盾读法释义》一文中，笔者的结论是：“文科研究向来受制于它所使用的术语，文科之争实则是术语之争——历史、思维和语言。中华术语的学术特征是具象化和革命化。具象化是行，革命化是知。然则，中国有本真版的矛盾学说，即辟阖学。其主要是在易经和周易学的路径上进行发展。”知识为矛盾所廻環，通过调查中华工作系统的客观矛盾(宗法制的主奴矛盾)及其理论知识，从中能够发现中国之路的马克思主义范畴学。

所谓自主知识，“中国”二字便是自主的知识体系。周绍东教授将《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研究》的研究体例界定为：从“取经”到“创制”，所言不虚!然所谓“取经”——取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恒产者，生活资料也，人的生存、发展所依凭的物质资料也。身统治，治于产，此封建私有制之道。从“宗法剥削”转入“算法剥削”，经济的社会形态统治秩序终成。中华之物统治始终未脱离身统治规定，使得价值形式及其资本矛盾在中国历史上的活动轨迹整体上时隐时现，于是形成中国特色的士农工商多元市场主体的复合经济形态，出现共同体生产的轻重论、本末论、综合平衡论、国家分配论。

【马克思主义策略·总识】七大讲义以“文化讲义”(人文的“人”)居首，在这里，各种学科的边界消融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对峙被取消。此劳动过程文明规划之唯物史观通义，目的在于突出历史科学的三重成长境界。对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而论，文化绝非单一学科，而是“学科类集”;同样，文化学指示的“真正的科学”绝非理性科学，而是对它的工作走出，乃是人的科学(人的全面发展)或“人化科学”。在历史科学的整体语境中，事史为主体批判路径的阶级斗争策略，物史为客体批判路径的阶级斗争策略;事史(经)、物史(纬)两个侧面的工作统一，即革命幽灵学之道。是为唯物史观的道学。在这个意义项下，才有“革命的认识论”及研究对象的认识策略启发。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物统治的“矛盾—知识”运动廻環（I类廻環秩序），而“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则是物统治的“矛盾—知识”构造廻環（II类廻環秩序）。在革命幽灵学下所寻求的“物统治的幽灵知识(政治经济学批判知识)”，即革命知识理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报君我心深深处，玉龙中有千千结。所谓物统治，在历史写意上，即：商道资本路(元)，劳人二重身(亨);生产总行处(利)，幽灵理性根(贞)。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将之命名为“资本逻辑”。总起来看，资本逻辑是经济学通史之路的“幽灵知识”，或者说是《资本论》的知识策略。以此为对应，中国经济学在学科建设上搜提供的便是“主体知识”(人的发展)，它是经济知识(物的发展)的“另一面”(即理论知识的谜底)。如此能够统一阶级社会与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各类知识”，乃至统一知识(物的对象性)和矛盾本身(事的秩序性)。是为《资本论》“周易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