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罗刹国教育部对外发布《关于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的通知》。这份文件以"负面清单"的形式，罗列了二十条禁令，其矛头直指多年来盘踞在基础教育领域的沉疴痼疾：严禁以升学率或考试成绩对学校进行考核排名，禁止对教师进行排名奖惩，取缔"中考状元","名校率","升学率"等宣传炒作，甚至连校园内悬挂的"高校生源基地"牌匾也被划为禁区。从表面看，这无疑是主管部门对民众日益增长的教育焦虑与内卷压力的回应，试图以行政命令为过度功利化的教育生态降温。然而这份"负面清单"不过是在教育制度的钢铁架构上进行的一次徒劳的粉饰。

该国的教育自改开以来不再是单纯的知识传递，而是被深度嵌入资本流通的产业链条。资本家通过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技术资本对学校进行资源掠夺和利益榨取，把学校变成了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高素质劳动力”的加工车间。学校里每一次升学考试、每一分文凭的发放，都在无声地服务于资本对劳动力的分层和垄断。于是教育的价值被重新定义为“可交易的资本”，而学生、家长和教师也被迫在这套逻辑下自证其功。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分数成为了一种无所不在的价值衡量标尺。中考、高考等全国性考试被包装成社会的“价值机器”，在传统的语境里，它们被视作选拔人才的中立工具。实际上，考试成绩已经不再是学生学习水平的客观反映，而是成为衡量个人、甚至整个家庭社会地位的唯一标准。所谓的“中考状元”“高考状元”“名校率”“升学率”等词汇，在社交媒体上被无限放大，成为学校与地方官员争夺荣誉、资本炫耀实力的工具。学校在宣传册里大量出现“98%升学率”“百名状元带走金榜”等炫目数字，学生和家长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被迫为这一标准而奔波。学校把校训、标语挂在墙上，甚至在入口处挂上“高校生源基地”牌匾，实际上把校园变成了资本的展示厅，把学生的前途当成了可卖的商品。

这场分数与升学的竞争，已经成为界集固化的机制。该国的社会层级在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滚动中被不断重新划分，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再是公平的公共服务，而是被市场化的手段所左右。所谓的“精英教育”并非是对优秀学生的公平发现，而是一种对拥有更好教育资源的家庭进行系统性的倾斜。中产家庭通过高额的教育投入、私人导师、补习班和国际学校等渠道，把孩子培养成“高分考生”，而底层劳动家庭的孩子则被迫在资源匮乏的公立学校里，竞争一个有限的名额。在这一过程里，教育从“发展个体潜能”的公共事业，逐步转变为“维持资本统治”的工具。

在这样一种结构性压迫下，所谓的负面清单显得相当苍白。官方的禁令并未削弱资本对教育资源的垄断，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分数导向的评价制度。学校仍旧会在内部设立各种 “榜单”，以升学率、考试排名为导向，对老师进行绩效考核，对学生实行按分录取的“竞争机制”。教师的职称晋升、奖金发放、甚至调动安排，都与学生的考试成绩直接挂钩。这样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得不把“提分”当作首要目标，学生则在学习之余被迫投入到应试训练，缺乏审美、思考与创造的空间。学生在校园里看到的唯一光环，是挂满分数的“状元榜”，而非对社会、对生活本真的兴趣探索。

在这种氛围的渲染下，学生的价值被压缩到单一的“知识量”和“分数高低”。学习的目的从“探索世界、提升自我”转变为“拿到高分、实现升学”，学生的个人理想、情感表达与社会责任感被系统性地压制。与此同时，社会的大众意识形态也在潜移默化中被侵蚀：成功的标准不再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贡献，而是对权力、金钱和美色的占有。该国的大众在一次次的考试压迫中，逐渐接受并内化了一种唯分数论的行为准则，甚至把自己的社会上升通道看作是唯一的“人口资源”，而忽视了对劳动、技能以及非计量化能力的重视。

当官方文件试图以“负面清单”来净化教育环境时，其力量的局限性立即显露出来。禁令只针对外在的标语、排名和评比，却无法动摇教育评价体系的内在结构即以分数为唯一价值标准的逻辑。官方的语言固然可以在短期内抑制一些最直接的形式表现，但它们并不触及资本对教育资源的占有、对教师职业的压迫以及对学生价值的单维度认同。换句话说，所谓的“负面清单”更像是对症下药的止痛剂，无法根治那条根深蒂固的资本教育之河。

面对如此的形势，要认识在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下，教育的分层与界层固化是不可避免的。分数体系本身即是资本统治的有力工具，它通过量化的标准把社会的资源分配、个人的社会上行、以及界层的世代传递全部压缩在一个分数的数字里。即便政策层面不断出台“减压”“去商业化”等口号，只要资本对教育的控制未被根本性削弱，教育必然仍旧沦为资本扩张的前哨，学生仍旧被迫在分数的牢笸里争夺有限的升学名额。

综上所述，在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下，教育的分层与不平等并非偶然的弊病，而是其内在逻辑的必然展现。中考，高考等分数化的选拔机制，正是实现这种界集再生产的关键技术装置。任何试图通过行政禁令在表层限制"炒作"与排名的行为，都无法触及深层的社会结构与资本逻辑。二十条负面清单，在本质上不过是国家为缓解自身合法性危机而采取的"管理术"，它注定无法根除由其自身制度催生的界集固化机制，最终只能沦为维护现有不平等教育结构的，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点缀。真正的出路，不在于对旧体系的修修补补，而在于根本性的制度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