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0万人的怒吼丨3月28日：当战争的巨兽露出獠牙，世界该选择抵抗

900万人的怒吼丨3月28日：当战争的巨兽露出獠牙，世界选择了抵抗

从美国圣保罗到纽约，从芝加哥到伦敦，从雅典到巴黎——一条看不见的红线正在穿越西方诸国国境线，将全球反抗的力量联结在一起。

这不是孤立的抗议，这是全球劳动人民与进步力量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机器的联合怒吼。

2026年3月28日，这个日子也许将像一道闪电，劈开历史的阴云。

从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州议会大厦，到纽约曼哈顿的街头;从芝加哥格兰特公园的草坪，到洛杉矶的阳光大道;从伦敦的白厅到希腊雅典的美国大使馆门前——一场代号为“No Kings”的全球性抗议浪潮，以900万人的规模，向这个世界最强大的战争机器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回答：

不要国王，不要战争，不要用我们的血肉去喂养资本的巨兽。

全美的NO KINGS与250周年公民动员

为什么是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市(St. Paul)?为什么这座中西部城市成了全美3200多场示威的“主场”?答案浸在血里。

今年1月，两名美国公民——亚历克斯·普雷蒂(Alex Pretti)和蕾妮·妮可·古德(Renee Nicole Good)——在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的一次军事化执法行动中丧生。这不是误伤，这是国家机器对本国公民的当街行刑。他们的死，成为这场运动的导火索，也成为抗议者手中最沉重的标语牌。

3月28日这一天，圣保罗成了全美国的焦点。据明尼苏达州巡警队的官方估算，约10万人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而活动组织方则表示，实际到场人数超过20万人。无论采用哪个数字，这都是明尼苏达州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政治集会之一。

84岁的演员、社会活动家简·方达(Jane Fonda)拄着拐杖站在寒风中。她不是作为好莱坞明星站在那里，而是作为帝国主义战争的活化石——半个世纪前她目睹越南战场的残酷与美国人民的反抗，如今她站在伊朗战争的前夜。她的出现是一种隐喻：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机器从越南开到了伊朗，从伊拉克开到了叙利亚，变换的是武器，不变的是掠夺的本质。

83岁的独立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站在她身旁。他一生奋斗的“全民医保”、“免费大学”，正在被伊朗战争和对亿万富翁的减税撕得粉碎。他的出现是一种象征：当社会财富向顶层0.1%集中时，统治精英唯一的手段就是制造外部敌人，发动战争，镇压国内异议。

摇滚乐人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唱起了他为两位死者创作的《明尼阿波利斯街头》(Streets of Minneapolis)。这首歌是对普雷蒂和古德的悼念，也是对成千上万在寒冬中走上街头的明尼苏达人的致敬。他的“希望之地与梦想之国”巡演本身就带有“No Kings”的主题。

歌声飘过10万人的头顶。这10万人来自各行各业，从双子城的工人到郊区的家庭主妇，从大学生到退休老人。他们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No Kings, No ICE, No War”。- 不要国王们、不要移民及海关执法局、不要战争。

3月28日当天，纽约曼哈顿的街道同样被抗议者填满。从中央公园西南侧出发，沿着第七大道，人群一直延伸到时代广场，最终汇聚在34街。

“人群高喊‘No Kings’时，我听到的是——我们都知道——‘No Trump’。”

直白说出这句话，并得到群众欢呼的，是两届奥斯卡奖得主罗伯特·德尼罗(Robert De Niro)。这位82岁的影坛传奇站在纽约集会的讲台上，向人群发表了近年来最激烈的政治演讲。

德尼罗的愤怒是有原因的。他一一列举了对特朗普的指控：

“他必须被制止，而且必须现在就制止。他不能做那些他正在做的所有那些该死的事情，而没有国会和他政府中的暴徒们的合谋。这是恶魔般的行径。”

他抨击特朗普发动了“不必要的伊朗战争”，指责他“从最脆弱的邻居那里夺走了医疗保健”，让汽油和食品“变得负担不起”，还称特朗普是“腐败的领导人”，更专注于“在爱泼斯坦阶层中为自己和 buddies 敛财”。

“看看‘No Kings’全国起义的力量吧。害怕特朗普?得了吧!他们应该害怕我们——因为我们仍然相信正义、平等、正派和善良这些美国核心价值观。”

与德尼罗并肩站在一起的，是纽约州总检察长利蒂希娅·詹姆斯(Letitia James)和民权领袖阿尔·夏普顿(Rev. Al Sharpton)。三人共同举起一条浅绿色的横幅，上面写着“我们捍卫民主”(We Protect Our Democracy)。

纽约公民自由联盟的唐娜·利伯曼(Donna Lieberman)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他们希望我们都害怕抗议。他们希望我们害怕自己无能为力。但他们错了，大错特错。”她将特朗普称为国家的“头号恶霸”(Bully in Chief)。

据《纽约每日新闻》报道，数万人挤满了曼哈顿中城的街道，抗议者从59街一直延伸到42街，同时填满了第七大道和百老汇。一位来自布朗克斯的66岁女性佩珀坐在助行器上看着人群流过，她说：“他不是为我们服务的。他不是为人民服务的。他反对我和我的人民……他只关心富人。”

纽约警方部署了“充足的警力”维持秩序——这次抗议距离格雷西大厦(Gracie Mansion)附近发生的爆炸事件不到一个月。幸运的是，当天没有逮捕任何人。正如纽约警察局在去年10月的NO KINGS抗议后所说：“超过10万人跨越五个行政区和平地行使第一修正案权利，NYPD没有逮捕任何人。”

在中西部的芝加哥，抗议同样声势浩大。

据NBC Chicago报道，数千人聚集在市中心格兰特公园(Grant Park)的巴特勒球场(Butler Field)，参加“Hands Off Rally”集会和随后的游行。

芝加哥市长布兰登·约翰逊(Brandon Johnson)亲临现场并发表讲话。他说：“看看周围，我们的运动更大了，我们的决心也更强了。我们正在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我们要结束对劳动人民的攻击，我们要结束对移民的攻击，我们要结束这些战争，捍卫民主。”

抗议者的标语牌五花八门，但核心信息是一致的：“ICE out of Chicago”、“Stop the Chaos”、“Fund cancer research, not war”。一位名叫玛丽亚·维特的抗议者对媒体说：“我们已经受够了。他们从我们每个人身上夺走了太多东西……亚历克斯·普雷蒂的死让我彻底忍无可忍。”

芝加哥地区的抗议不仅限于芝加哥市区。在郊区，从巴灵顿、埃文斯顿到埃尔金、乔利埃特、奥罗拉，甚至远至克朗波因特，都举行了“No Kings”活动。在西塞罗——一个受特朗普移民政策严重影响的主要拉丁裔社区——抗议者聚集在市政厅外。在伦巴第，数十人举着标语牌站在人行道上。在帕克里奇，人群聚集在图伊大道上。

芝加哥的抗议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它发生在中西部，发生在“红州”和“蓝州”的交界地带。

正如全国组织者所说：“这个政府的行动不仅激怒了民主党选民或大城市中心的人们——它们正在跨越红州和农村地区人们的底线。”

在爱达荷州、怀俄明州、蒙大拿州、犹他州、南达科他州和路易斯安那州，三分之二的报名者来自主要城市中心以外。

从西尔瓦到基蒂霍克，北卡罗来纳州全境计划了76场抗议活动。这不是一场局限于蓝州自由派的运动。组织方“我们的革命”(Our Revolution)——从桑德斯2016年竞选活动中诞生的组织——首次将抗议活动扩展到了红州和农村社区，那些从未举行过“No Kings”集会的地方。

为什么?因为经济的疼痛不分党派。油价在涨，食品价格在涨，房租在涨，而一场新的战争正在吞噬美国的年轻人。当你的账单堆积如山，当你的孩子可能被送上战场，当你看到ICE在你家附近巡逻——你不再在乎你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你只在乎：这个系统到底在为谁服务?

在美国建国250周年倒计时100之际，全美50个州总共发生了超过3000场抗议游行与示威集会，超过800万参与相关活动，比去年10月的第二次全国性NO KINGS活动又增加百余万。

欧洲的呼应：百万反法西斯洪流

大西洋彼岸，英国正在上演另一场大戏。

伦敦(London)，3月28日。据组织方“共同联盟”(Together Alliance)称，约50万人涌上伦敦街头，参加“反极右翼”大游行。这是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右翼示威之一。抗议者从大理石拱门出发，一路行进至白厅——英国政府的所在地。

为什么伦敦的游行聚焦“反极右翼”?因为在英国，极右翼不是抽象的概念。2025年9月，极右翼活动家汤米·罗宾逊(Tommy Robinson)组织的集会吸引了超过10万人参加。反移民骚乱席卷了多个城市，清真寺遭到袭击，酒店里的难民被围攻。而特朗普，正成为这场全球极右翼浪潮的总头目。

游行的组织方是一个广泛的联盟：包括英国最大工会之一Unite、以及反种族主义组织“站起来反种族主义”(Stand Up to Racism)。

站在游行队伍最前排的，是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这位被英国建制派媒体妖魔化了十年的前工党领袖。与他并肩的，是黛安·阿博特(Diane Abbott)——英国第一位黑人女性议员，长期遭受极右翼种族主义攻击的政治家。还有扎拉·苏尔塔纳(Zarah Sultana)，这位年轻的左翼工党议员，以及绿党领袖扎克·波兰斯基(Zack Polanski)等左翼社会运动与组织的核心领导成员。

参加游行的23岁的学生艾米丽·罗斯对媒体说：“全球都有一种有毒的政治气候，英国并没有在对抗它。”

48岁的罗伯特·加德威克从巴斯专程赶来。他说他“担心”改革党(Reform UK)的崛起——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领导的这个极右翼政党已经在民调中领先超过一年。“我们经历过脱欧——那都是同样的谎言，但有些人就是选择相信。投票给改革党，就是投票给更多的混乱和不确定性。”

退休教师罗斯·巴特菲尔德表达了对工党右转的失望：“我不太认识现在的工党了……用实施极右翼政策来阻止极右翼，这是胡说八道。”

当主流政党向右转、试图通过收紧移民政策来“抢回”极右翼的选民时，真正的反法西斯力量只能走上街头。**

不仅是伦敦。在曼彻斯特(Manchester)、伯明翰(Birmingham)、布里斯托尔(Bristol)、格拉斯哥(Glasgow)——这些工业城市的工会大厅和街头，工人们举着反对战争、反对种族主义的旗帜。英国的工会运动有着深厚的反战传统。从煤矿工人到运输工人，从护士到教师，他们知道：每一分钱花在炸弹上，就是从学校和医院里偷走的钱。

在希腊雅典(Athens)，数千名抗议者包围了美国驻希腊大使馆。他们举着伊朗、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国旗，高喊“不要干涉伊朗事务”、“不要战争，还和平于人民”。希腊警方用大型警车将大使馆围得水泄不通，仿佛在守卫一座被围困的堡垒。

希腊的反战运动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从军政府时期到债务危机，希腊人民对“帝国干预”有着切肤之痛。当美国威胁对伊朗动武，希腊人知道：战争意味着更多的难民涌向爱琴海，意味着能源价格继续飙升，意味着他们已经承受了十年的紧缩政策会更加残酷。

在罗马(Rome)，数千人举行了反对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Giorgia Meloni)的游行，同时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呼吁“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梅洛尼——这位后法西斯主义政党“意大利兄弟党”出身的总理——是欧洲极右翼执政的标杆性人物。

罗马的抗议者举着标语：“不要战争，不要梅洛尼”、“意大利不应该是战争的发射台”。**他们把国内的反极右翼斗争与国际的反战斗争联系在了一起——因为在资本的逻辑里，法西斯主义和战争是一对双胞胎。

在巴黎(Paris)，数百名美国人、法国工会成员和人权活动家聚集在巴士底狱广场(Bastille)——这座象征着法国大革命反抗君主专制的历史地标。

巴黎“No Kings”组织者对媒体说：“我抗议特朗普所有非法、不道德、鲁莽和无能的、无休止的战争。很明显他没有真正的计划。滥用权力本身就是目的。很明显他是一个强人，正在滥用美国人民作为我们民选总统赋予他的权力。”

巴黎的抗议者高喊：“自由、平等、博爱——不是给资本的，是给人民的!”他们把特朗普的“国王梦”与法国大革命砍掉国王头颅的历史并置在一起。这不是偶然的符号选择——**当特朗普试图把自己塑造成凯撒，巴黎的巴士底狱提醒世界：人民曾经砍下过国王的头。**

在柏林(Berlin)，数千人聚集在勃兰登堡门前，反对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威胁，反对北约的军事扩张。在西班牙马德里(Madrid)，抗议者举着“不要战争，要和平”的横幅，走过太阳门广场。在布鲁塞尔(Brussels)——欧盟的“首都”——抗议者包围了欧盟总部，要求欧洲不要成为美国战争的附庸。

这一波抗议浪潮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再是简单的“反美”，而是“反特朗普式的美国”。它是一种全球性的阶级觉醒初期：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军国主义、对古巴的封锁、对委内瑞拉的干涉，以及对伊朗的战争威胁，不仅威胁了西亚人民的生存，也直接推高了欧洲的能源价格和生活成本。

当资本需要危机，它就会制造战争

战争不是疯狂的产物。战争是理性的产物——是资本的理性。

当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危机——当过剩资本找不到可盈利的投资场所，当工业增长率持续下降，当失业率居高不下、工资停滞不前——统治阶级面临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何转嫁危机?

答案很残酷而简单：制造敌人，发动战争。

特朗普政府正在伊朗投下炸弹，在委内瑞拉策划政变，威胁入侵古巴，扬言购买格陵兰岛。这些不是孤立的“外交政策”，而是同一个逻辑的延伸：当国内矛盾无法解决，就把矛头指向国外。

战争是转嫁资本主义危机的手段。 这是历史反复证明的真理。20世纪初，当欧洲列强陷入资本过剩的困境，它们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20世纪30年代，当大萧条席卷全球，法西斯主义上台，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今天，当全球过剩资本达到数十万亿美元，当金融资本的寄生性越来越强，当工业投资持续萎缩——战争可能越来越频繁成为“解决方案”。

但是，战争解决的是谁的“问题”?是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的股东们的问题。战争给他们带来的是：国防合同、股价上涨、超额利润。而战争给普通人带来的是：高油价、高物价、孩子被送上战场、难民潮涌向边境。

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本质不是某个阴谋家的秘密计划，而是一个制度性的利益循环：国防部需要武器，国会批准预算，军工企业获得合同，然后它们用利润的一部分去游说国会批准更多的国防预算。这个循环自我强化，自我繁殖，像一头巨兽吞噬着社会的财富。

抗议者保罗·纳格尔(Paul Nagle)，一位67岁的布鲁克林居民，在纽约的游行中说得一针见血：“这一切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贫富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我们必须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这必须成为斗争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对富人和企业征税。”

反对战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全球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2026年3月28日的意义，只是一个起步，但它超越了任何一个国家的边界。

在伦敦，反法西斯主义者与巴勒斯坦团结运动的旗帜交织在一起。在雅典，伊朗国旗与希腊反战标语并肩飘扬。在巴黎，美国人、法国工人、人权活动家在巴士底狱前高喊同一句口号。在圣保罗，一个84岁的反战老奶奶与一个83岁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和一个唱着抗议歌曲的摇滚歌手，面对着超过10万人。

这不是孤立的示威。为什么要把“反战”和“反极右翼”联系在一起?因为在今天的全球政治版图里，战争与极右翼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特朗普在美国推行“美国优先”，梅洛尼在意大利推行“意大利优先”，法拉奇在英国推行“英国优先”——这个“优先”的意思是：我们的利益高于你们的利益，我们的民族高于你们的民族，我们的炸弹可以落在你们的土地上。

极右翼需要战争来凝聚“民族认同”。战争需要极右翼来制造“敌人形象”。它们是共生关系，是同一套资本逻辑的不同面孔。**

反对战争，就是反对极右翼;反对极右翼，就是反对战争，反对这对资本主义的孪生子，不是两个运动，这是一个运动。

白宫发言人阿比盖尔·杰克逊(Abigail Jackson)试图用轻蔑的语气回应这场运动：“唯一关心这些‘特朗普妄想治疗会’的人，就是那些拿钱报道它们的记者。”但白宫的回应本身，恰恰证明了这场运动的威力——当一个政权开始嘲笑抗议者，它已经暴露了自己的恐惧。

美利坚250周年国庆——“国王的生日”还是人民的审判?

为什么这一波“No Kings”的规模能突破900万?因为它恰逢一个极其敏感的时间节点——**美国250周年国庆(Semiquincentennial)倒计时100天。

特朗普对这个“250岁生日”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组建了“白宫庆祝美国250周年生日工作组”，自任主席。他想在华盛顿建一座“凯旋门”(Arc de Trump)，在白宫草坪上搞UFC格斗，搞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阅兵式。

他想把美国的建国纪念日，变成他个人的“登基大典”。这是历史的讽刺：250年前，美国革命者高喊“无代表，不纳税”，‘推翻了英国的国王。250年后，一个美国总统试图拥有比国王更大的权力-自己加冕。

但人民给出了回答。900万人的“No Kings”示威，就是对这场“国王生日宴”最响亮的耳光。示威者用脚投票，告诉世界：美国的250岁生日，如果是由一个试图加冕的国王来主持，那它就不是庆典，而是葬礼——是美利坚共和国制度的葬礼。**

德尼罗在抗议前几天发布的视频中，特意提到了“250年前”这个时间节点。他说：“250年前，另一个精神错乱的暴君——乔治三世国王——威胁我们的自由时，我们走上街头，我们的国家诞生了。现在，另一个精神错乱的暴君出现了。”

瑞安·布朗牧师说得对：“我们的祖先难道战斗得那么辛苦，是为了让我们现在下跪吗?不，他们没有。现在没有国王，今天没有国王，永远没有国王。我们不会向权力下跪。我们不会向恐惧下跪。我们不会向不公正下跪。因为权力属于人民。”

当900万人说“不”，历史的方向盘开始转动

2026年3月28日，全球900万人走上街头。他们不是同一种肤色，不讲同一种语言，不信同一种宗教。但他们高喊着同一句口号：“不要国王，不要战争!”

这一天的意义，可能要过很多年才能被历史完全理解。但我们至少可以确定一件事：当900万人同时说“不”——对战争说“不”，对极右翼说“不”，对国王说“不”——历史的方向盘就开始从资本的手中滑落，滑向人民的手掌。

在呈现了3月28日全球抗议的壮阔图景之后，我们有必要停下脚步，以更冷静的目光审视这场运动的内部结构，不应止步于歌颂群众的力量，而必须直面运动内部的矛盾与局限。

“No Kings”运动最令人振奋的特征，是其空前的广度——从伯尼·桑德斯到罗伯特·德尼罗，从简·方达到阿尔·夏普顿，从工党左翼到绿党，从工会到反种族主义组织，一个横跨民主党左翼、自由派精英、工会运动和社会正义团体的庞大统一战线在3月28日成型。

但广度不等于深度，这场运动的内部结构存在一个根本性的断裂：它更像是一场“临时拼凑的节日”，而非“持久组织的阵地”，而且这种庞大的发散的集合本身就可能成为危险。

在纽约，德尼罗的演讲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但当这位奥斯卡影帝将“No Kings”翻译为“No Trump”时，他无意中暴露了这场运动的第一个内在矛盾——对“个人”的愤怒，正在取代对“制度”的批判。

特朗普当然是目标，但当运动将全部火力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时，它无意中认可了一个危险的假设：只要换掉这个“坏国王”，制度就会恢复正常。

资本主义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军工复合体不是特朗普发明的，它在艾森豪威尔时代就已成型;ICE的大规模驱逐政策不是特朗普首创，它在奥巴马时代就已全面运作;对伊朗的战争威胁不是特朗普的“疯狂”，而是美国中东政策的延续。

“反个人化”的倾向，导致了运动在组织层面上的脆弱。在圣保罗，10万人散去后，下一个动员节点在哪里?在芝加哥，数千人回家后，谁来组织下一场斗争?当德尼罗的明星光环褪去，当斯普林斯汀的歌声停止，剩下的必须依靠的只有日常的基层的最朴实的社区组织和工会的日常动员——只有真正动员这些力量才足以对抗一个拥有万亿预算和全球军事基地的帝国。

群众运动的力量不仅在于它某一天能动员多少人上街，而更在于它能否将街头的力量转化为持久的组织、明确的纲领和阶级的自觉。 没有这些，再大的示威也只是一次性的“情绪宣泄”。

3月28日的抗议者举着各种各样的标语牌：有人反对伊朗战争，有人反对ICE，有人反对极右翼，有人反对医疗私有化，有人要求解放巴勒斯坦，有人呼吁“不要国王”。这些诉求在道德上是正当的，在情感上是真实的，但它们也分散了运动的力量。**

这些不同的压迫——战争的暴力、移民的驱逐、医疗的剥夺、教育的商品化——不是孤立的，它们是同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多种面孔。

但运动的参与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当“No Kings”的标语旁边是“Free Palestine”，当“No ICE”的呼喊与“Fund Healthcare”的标语并置，它们之间是否建立了有机的联系，还是仅仅在物理上共处一地?

在伦敦，这个问题尤为突出。50万人的反极右翼游行是壮观的，但“反极右翼”本身是一个防御性的目标。它告诉人们“不要什么”，却没有告诉人们“要什么”。当科尔宾站在队伍前排，他当然知道要什么——他要的是公共所有、Union Power、反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但这些内容并没有成为游行的核心叙事。没有明确“替代方案”的反对运动，最终只能沦为对现有秩序的“道德抗议”，而非对现有秩序的“政治挑战”。

芝加哥的抗议活动中，有明确提出“停止战争、阻止ICE、5月1日总罢工”的口号，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但正如抗议者自己坦言——“靠薪水过日子的人没法请几天假”——这句话道出了另一个深层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的日常压迫下，工人阶级往往没有罢工的“经济资本”。一个无法STRIKE的工人阶级，如何对统治阶级构成真正的威胁?

如果“No Kings”要成为真正改变历史的力量，它需要完成几个关键转型：从“反个人”转向“反制度”、从“一次性动员”转向“持久组织”、从“多元诉求”转向“统一纲领”。

3月28日，900万人向世界展示了反抗的可能。但历史从不奖励“可能””。接下来的100天——直到特朗普试图加冕的250周年国庆——将是这场运动从“愤怒”走向“组织”、从“反对”走向“建设”、从“街头”走向“权力”的关键窗口。

如果“No Kings”只是一天的节日，它将被历史遗忘。如果它成为一场持久战的起点，它才值得被被历史铭记。选择权不在德尼罗手中，不在桑德斯手中，不在科尔宾手中。选择权在每一个回家后仍然愤怒、仍然思考、仍然斗争的普通人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