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探索中，干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巩固新政权，刷新旧国风，通俗地讲，就是通过社会改造，塑造不同于旧中国的新的社会关系和文明价值取向。

就像人们预料的那样，新中国一成立，便开始向过去告别。首先是中国大陆从此告别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分裂局面，让中国大陆实现了完全统一。在国家统一的基础上，还实现了56个民族的团结。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从没有过的。

紧接着，是进行社会动员，让人们发自内心地热爱自己的国家。1950年开始的抗美援朝战争，事实上把所有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奇迹般地调动起来了。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成为家喻户晓的口号。人们加班加点地工作，把增产增收的东西捐献成飞机大炮，送往前线。比如，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职工通过增加产量、捡废铁、捐奖金等办法，捐献了一架“石景山钢铁厂号”飞机;四川简阳县种棉花的农民发起“一斤棉捐献运动”，在两个月内捐献了两架“棉农号”飞机。中小学生们也通过放学后捡粮食、打柴禾换来的零钱，捐献了“儿童号”飞机和“中国少年先锋号”飞机。许多民族资本家也不甘落后，最多的是上海著名的荣氏家族，捐出了7架飞机。连青海塔尔寺的僧人也出现在爱国捐款的队伍里。据抗美援朝总会的数据，一年的时间里，全国各界人士组织的捐款就达到55656多亿元(旧币)，折合战斗机3710架。

赶赴前线采访的作家魏巍发表的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至今还被选进一些中学语文课本中。新中国的几代人都把自己对朝鲜战争的感受、把一个民族的尊严、把一个民族的和平愿望，浓缩进了这篇报告文学，浓缩进了电影《英雄儿女》和《上甘岭》，浓缩进了“风烟滚滚唱英雄”和“一条大河波浪宽”这样的歌声……

经历大变局后，普通人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日子怎么过。渐渐地，对那些渴望改变现状的人来说，他们的日子果然开始向过去的模样告别。

流离失所的游民和乞丐开始被政府收容安置，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对居住在北京天桥附近龙须沟旁边的贫民来说，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大感受是告别了臭气熏天、蚊蝇丛生的居住环境。作家老舍在《龙须沟》中借用大杂院里市民的话说：人民政府真是咱们穷人自个儿的政府，王府井大街不修，西单牌楼不修，先给咱们来修这条几十年没人管过的臭沟。

新政权在清理旧社会顽疾方面更是雷厉风行。中国人民解放军投入150万兵力，进入各地边远乡村、深山老林剿匪，遗祸中国人民的匪患很快就肃清了;在北方，则取缔了各种封建迷信的会道门组织，仅山西一省就有8万多群众退出各种会道门，北京则逮捕了100多个一贯道骨干;那些吸食鸦片烟毒的瘾君子日子也不好过了，因为政府通令严禁鸦片**，坚决收缴烟土**，禁绝鸦片种植，制贩烟毒者从严治罪。妓女曾是司空见惯的职业，也被挡在了新社会门槛的外面，全国各大城市下令封闭妓院，政府还专门成立妇女生产教养院，让她们获得新生。

对中国妇女来说，1950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使她们获得了真正的解放。这部新中国的第一部法律，废除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包办婚姻和一夫多妻制，推行自由恋爱和男女平等。恩格斯说过，妇女解放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妇女地位的空前转变使“解放”的内涵延伸到社会细胞之中。不少妇女因为对婚姻不满受到虐待，要求离婚。那些还没有结婚的青年男女最喜欢看的小说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最喜欢看的戏曲是评剧《刘巧儿》。

新的社会价值观和文明风尚渐渐树立起来。比如，移风易俗，反对愚昧迷信;强调社会平等，人民当家作主;倡导识字运动，推进义务教育;推崇艰苦奋斗、劳动至上的价值观;等等。这些事实上都属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前提和文化准备。

探索中做的第二件大事，是按既定目标让新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从而为中华民族赶上时代潮流、为国家的未来发展构筑制度基础，提供政治前提。

新中国的成立，不是进入社会主义的标志。那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是像苏联那样，改变生产关系，让生产资料所有制基本都成为公有制，搞计划经济，大家一起按劳分配。而1949年的现实国情还不允许这样搞。

到1952年，国家经济以没有预料到的速度得以全面恢复，社会的经济运行体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国营经济占据了市场的主动权。于是，在1953年到1956年间，中国盛行一个政治名词，叫“一化三改”。“一化”，就是工业化，这是目标，是主体;“三改，”就是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一化三改”被称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的背后蕴含了当时中国对现代化进程的新构想———通过经济制度的变革和生产关系的提高，来加速工业化的进程，从而进入社会主义。

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办法，就是在农村搞农业合作化。1952年，河北燕山山脉的村落里传出个有趣的故事，故事主角是一个叫王国藩的农民。他把村里最穷的23户农民联合起来，办起了一个初级社，社里唯一的一头驴还有四分之一的使用权属于没有入社的村民，人们就称他们是“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正是靠这三条驴腿，这个初级合作社第二年就发展到了83户，粮食亩产量从120多斤增长到了300多斤。

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在1955年亲自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书里说：“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

就在毛泽东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本书时，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了高潮。看到几亿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对人说，他现在很高兴，甚至比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还高兴。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使中国的情况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到1956年底，全国已有96.3%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

与此同时，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很顺利。比较复杂的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政府采取的办法不是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那样，也不像苏联实际搞的那样，进行无偿的没收和剥夺，而是搞公私合营，和平赎买。这种办法可以减少社会震动。

当然，一些经营得还不错的，特别是资产规模比较大的工商业者，对搞公私合营，心里难免忐忑和犹豫。为此，毛泽东亲自出面做工作，两次邀请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谈，希望大家能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还说，国家富强是“共同的富，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被誉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表示：“当然我们很珍视我们的企业，但如果我们只看到自己的企业，抱住私有制不放，未免目光太小。我们还要不断地进行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使我们的国家更发展，生活更好。”

公私合营后，私方除参与企业管理外，政府还按资产付给资本家利息。究竟付多少利息合适呢?大多数资本家都抱着“争三望四”的心态。用他们的话讲，是“三厘稍低，四厘不好讲，五厘不敢想”。结果政府一律定息为5%，从1956年1月算起，拿定息期限为7年。1962年到期后，又决定延长到10年。最后，1966年9月定息取消。这是出乎多数资本家意料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地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这种方法确实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巨大创造。

从1953年到1956年底，用了4年左右的时间，全国基本完成了三大改造的任务。从那时起，中国迈进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门槛。

怎样看这件大事?今天人们的认识有两点：一是在保证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情况下，以和平赎买的温和方式，实现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确实是件了不起的事。二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也有缺点。主要是在1955年夏季后，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遗留下诸如社会层面的经济创造不活跃的问题。

此外，在政治制度方面，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则是今天的中国也在坚持和发展的政治制度。

在奠定的制度基础中，特别重要的是，把中国**确立为推动现代化进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领导力量。还有“一杆子插到底”的上下互动和执政效率，促进“全国一盘棋”的工作布局和各个地区的有机配合，逐步累进，朝着既定目标“一张蓝图”绘到底、干到底的战略定力;等等。可以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形成的“一杆子”“一盘棋”“一张图”这样一些体制机制，在某种程度体现了中国的制度优势。

探索中做的第三件大事，是促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提高社会生产力，基本上形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条件，用当时的话来说，叫“一穷二白”。所谓“穷”，是指生活水平低、生产力水平低，具体表现为粮食少、钢铁少、机器少;“白”是指人民接受教育的程度低，存在大量不识字的文盲，全社会科学文化水平不高。

一个没有现代工业的国家，是永远强大不起来的。1953年第一天到来的时候，新中国前行的脚步出现了新的音符。《人民日报》这天的社论里出现了一个新名词：“第一个五年计划”，还说，“工业化——这是我国人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从1953年到1957年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有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包括钢铁、煤炭、炼油、机械、飞机、汽车、发电等各工业领域。

鞍山钢铁公司是新中国成立前最大的钢铁厂，当时是一片废墟，日本人走的时候断言，今后的鞍钢只有种高粱了，要恢复生产，必须要20年的时间。然而，江山易手，情况便是两样。鞍钢不仅很快恢复了生产，1953年还新建了无缝钢管厂和大型轧钢厂，生产出中国历史上第一根无缝钢管。

还有新建的长春第一汽车厂，1956年便生产出第一批解放牌汽车，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

生产出第一批解放牌汽车后，人们专门编了一首歌曲《老司机》来表达当时的心情：“五十岁的老司机，我笑脸扬，拉起了手风琴，我们唠唠家常，想当年我十八岁学会了开汽车呀，摆弄那外国车呀，我是个老内行啊，可就是呀没见过呀，中国车呀，啥模样啊，盼星星盼月亮，盼的那国产汽车真地出了厂……”

关于发展中国的战略目标，在1950年代前期，讲得比较多的是实现工业化。从1950年代中期起，中国**逐步形成了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为此，在实践中，围绕这四大领域的现代化，建成了许多项目，取得了不少成就。粉碎“四人帮”以后，当时最凝聚人心的口号就是“大干四化”。至今，这“四个现代化”目标依然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序言当中。

值得一说的还有，为了应对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预防战争，同时解决历史上造成的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中国从1965年起，把一些重工业产业逐步向西部延伸，在过去比较落后的西南和西北建设了一大批具有战略意义的工矿企业和交通设施。比如，四川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甘肃酒泉钢铁厂、成昆铁路、重庆兵器工业基地、成都航空工业基地、西北航空航天工业基地、核工业新基地、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等，同时，还形成了攀枝花、绵阳、六盘水、宝鸡、酒泉等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大大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最让中国人引以为豪的成就要属于“两弹一星”的制造成果了。从1964年起，中国先后发射成功原子弹、运载火箭、氢弹、人造地球卫星。邓小平后来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以上这些建设成就，构成了中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后来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