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一经提出，首个理论难题便随之显现。每当翟教授论及财富的源泉时，他总会陷入一个惯常的理论误区：将“价值”与“财富”这两个基本范畴混淆乃至等同起来。从这个角度看，关于“财富”的源泉，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的开篇便已阐述得极为明确。翟教授对马克思的论述置若罔闻，为一个本就极其模糊的“经济过程”披上了超自然的外衣，而作为其主体的“人”却比这过程本身更为模糊。然而，马克思所谈论的并非历史上抽象的、非历史的“人”，而是由个体构成的社会有机体在自然之中，并通过自然所进行的具体而历史特定的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形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自然与劳动过程的特定社会形式共同构成使用价值(从而也是物质财富)的源泉。

最终，在翟教授的构想中，“人”归根结底是一个抽象概念，因其完全回避了对财富生产所依赖条件的分析，从而被剥离了任何具体的历史性。此外，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反复论证的那样，“消费”并不创造价值。消费至多只能消耗使用价值;而交换则使价值得以实现——在交换之前，价值仅处于潜在状态。因此，翟教授在此处的论证，实质上已退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同层面及其过程混为一谈。

从价值生产的角度来看，遗憾的是，这位学者追随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观点，将“非物质劳动”置于主导地位。翟教授所提出的“民本主义”范式，似乎忽略了马克思理论中一个相对显然的重点：被逐出直接生产过程的并不仅仅是工厂工人，还包括所谓的创新者、营销人员、知识分子等——他们统统作为领薪劳动者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并由此以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参与者的身份作出贡献。问题在于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亦即资本价值增殖过程——中的特定形式作用，而这与商品是否为物质的“物”并无关联。

另一个根本性问题体现在政治层面：当我们审视“起点平等”或“初始条件平等”从而“机会平等”时，会发现这些概念在此被不加批判地直接援用，却未追问其历史由来与真实含义。众所周知，“初始条件平等”恰恰是现代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构件之一。这一口号本质上是对资产阶级“平等权利”的辩护，它所主张的是：人们在简单的商品流通过程中是彼此平等的。究其实质，支撑这一观念的依旧是典型资产阶级式的“人”或“个体”概念。相反，社会主义社会应当致力于培育一种全新的“人”。

因此，若继续沿袭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概念与理论，我们将一无所获——至多只能建成一个专为“优胜者”服务的社会形态。翟教授在中国语境下兜售这些主张，显然具有反动性：这不仅意味着他在危险地向自由主义及其背后的资产阶级“个体”意识形态靠拢，更使其主张本身带上了浓厚的精英主义色彩。我们在此必须追问：这些精英主义的观念，难道不是与“实现一切人的普遍解放”的社会主义目标背道而驰吗?

此外，这种观念掩盖了一个事实：无论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中国(当前仍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社会)，人们的客观初始物质条件在实践中并不平等，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依然显著。事实上，一位在偏远乡村接受教育的普通孩子，与一位在大城市顶尖学校就读的富豪之子，他们所享有的初始条件既不平等，也不可能平等。在我们所身处的现实世界中，既不存在所谓初始条件的自动平等，自然也无所谓“机会平等”。

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依托于更发达、更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致力于建设一个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而非那种披着“国家进步”外衣(往往还掺杂着民族主义情绪)、同时又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并将最弱势、最不幸者抛在身后的社会。问题的关键在于，翟教授这种以极端竞争为核心逻辑的观点，最终只会让那些本就掌握更多资源、从而占据更优越初始条件的人进一步受益。

有必要指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指出：既然人们之间存在差异(例如体力、智力等，并因此体现于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就必须将这些差异纳入考量。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由主义所设想的那种绝对抽象的“初始条件平等”，在现实面前反复地遭到无情的否定。倘若我们对此视而不见，仍一味主张“起点平等”或“机会平等”，那便会忘记：一切权利归根结底都不过是不平等的权利。差别恰恰在于此：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存在的差异，应当体现为让“普遍利益”压倒那些诞生于所谓“经济”领域的特殊性利益。

这里的“普遍利益”，便包含一种不平等的权利——其目的在于保护那些在现实、具体而物质的生存境遇中，根本不可能赢得所谓“机会赛跑”的人。事实上，马克思早已指出，为了将人与人之间具体的、现实的差异纳入考量，权利就应当是不平等的。唯有如此——且必须在每一历史关头，于政治层面加以具体界定——我们才能避免以抽象的方式来处理平等与自由之间的关系问题。

归根结底，这位中国学者所宣扬的是一种精英主义视角：只有所谓“最优秀”的人，才对中国的进步真正“有用”;仿佛存在某种在基因层面就先天优于“普通”乃至“平庸”大众的“天选精英”。事实上，这种精英主义凸显了一个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内核：初始条件的用处，恰恰在于它们能够维系并巩固“竞争”作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唯一源泉。

翟教授的提议背后，贯穿着一条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理念：只要投资并推动“天才”——即那些在现实物质条件上最富有的精英——彼此竞争，最终(且自动地)就会通过“涓滴效应”让整个社会受益。显而易见，我们在此非但没有回归到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理论立场，反倒是径直退回到了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那里。

打着“机会平等”的旗号去偏袒所谓“天才”，实则是一种倒退，并在意识形态上掩盖了对不平等的正当化：它所鼓吹的公共政策，实际上只服务于这些精英的利益，因为将他们视为唯一能推动社会发展的群体。但这必然以无视大众处境为代价——在翟教授的视角下，这些大众显然是由“平庸、保守或懒惰之人”构成的(而其援引的所谓“均值回归规律”，不过是一个抽象且模糊的理论烟幕弹)。这一点进一步被下列事实所证实：这位学者并未提出任何具体机制，以将“机会平等”真正落到实处;至于如何保障那些在竞争中落败者仍能作为人获得体面的生存与发展，则更是只字未提。

翟教授对“非天才”所流露出的轻蔑与漠视，似乎暗示着他已将自身划入了前述的精英行列。然而，从意识形态角度看，这无疑是一个令人警醒的现象。若以此为前提，则中国社会在与资本主义社会之区别中将处于何种位置?诚然，依照翟教授的“配方”，实难言中国会有何不同。但我们应当追问：这位学者究竟在鼓吹一种什么样的社会?而他的这些言论，又究竟代表着谁的利益?

总体而言，翟教授的论述是反历史的、过度简化的，并且带有浓厚的精英主义色彩。他打着“推进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国化与时代化”的旗号，所兜售的不过是对马克思的又一次庸俗化。在抛出任何自诩能“完善”乃至“改造”马克思理论的观点之前，倘若他能先对《资本论》乃至马克思的主要著述，进行一次基于扎实文献学的深入研读，或许才有可能得出靠谱的结论。否则，这些观点只会徒增理论混乱，对实现一种旨在人类解放的全新社会形态毫无助益。

——赵磊点评：

Gaia(郭米然)和Giulio(朱里奥)，是来自意大利的两位留学生。这里我借用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的话：你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

二位合作提供的发言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Gaia(郭米然)的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作为她的指导教师，我深知这个题目的挑战性。我感到欣慰的是，历经几个寒暑，她最终完成了博士论文，并以较好成绩得到了匿名审稿专家的一致认可。从上面的发言稿中，我们也不难看到，二位对马克思主义文献下了很深的功夫。而与此形成反差的是，翟东升教授“改造马克思”的呼吁又是多么的随意和肤浅。

我以为，Gaia和Giulio的发言带给我们的启示就在于：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我们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现在各种小视频满天飞，信息爆炸，良莠不齐，我们应当对哪些说OK，对哪些说NO?只要掌握了唯物史观，我们就能够给出科学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