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租作为地租已经被推翻了，因为现代的国民经济学——与断言土地所有者是唯一真正的生产者的重农学派相反——证明土地所有者本身无宁是唯一完全不事生产的食利者。按照现代的国民经济学的看法，农业是资本家的事情;资本家只要能够指望从农业得到通常的盈利，他就会把自己的资本用到这方面去。因此，重农学派的这样一个论点，即土地所有者，作为唯一从事生产的所有者，应该独自支付国税，从而也只有他们才有权表决国税并参与国家大事，——就转化为相反的论断，即地租税是对非生产性收入的唯一课税，因而也是无损于国民生产的唯一课税。显然，在对事物做这样理解的情况下，土地所有者的政治特权也不再来源于他们是主要纳税人这一事实了。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以前重农学派觉得，种地的地主才是真干活、真创造价值的人，其他人都没他们重要;但现在经济学打脸了——地主其实啥生产活都不用干，就靠手里有地，收农民/资本家的租金过日子，纯纯“躺赚”的食利者。

现在农业是谁在管?是资本家。资本家觉得种地能赚钱，就把钱投进去(买农具、雇人)，农业本质是资本家的“赚钱生意”，不是地主在搞生产。

既然地主没干活还赚钱(地租是“不劳而获的收入”)，那向地租征税就很合理——既没影响真正搞生产的资本家和农民，又能收上税;以前地主说“我是主要纳税人，该有政治特权”，现在这理由也站不住脚了，因为他们的收入根本不是靠生产来的。

重农学派的逻辑是：地主是主要生产者 → 应承担主要税负 → 因此应享有政治特权;现代经济学倒转的逻辑则是：地主是非生产性食利者 → 地租税不会损害生产(因为不影响资本积累与劳动过程) → 地租税成为最合理的税种 → 地主“因纳税而享有特权”的理由丧失合法性。

马克思在此揭示了政治权力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联：当社会对某一阶级的经济角色认知发生根本变化时，其政治特权也随之失去依据。

这也为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系统批判“三位一体公式”(土地—地租、资本—利润、劳动—工资)埋下伏笔，进一步揭示所有非劳动收入都源于对剩余价值的剥削。

这一分析框架可用于理解现代经济中的租金剥削现象(如房地产食利、知识产权垄断、金融套利等)，即那些不直接参与生产却通过垄断某种权利获取收入的行为。

要特别注意关注经济结构与政治权力的动态关系：当某个社会群体的收入来源被视为“非生产性”时，其政治地位也可能面临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