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餐饮“集体断网”：餐饮商家与外卖平台的利益拉锯战

一份30元的外卖中，近8元被平台作为佣金抽走，商家在支付打包、配送和食材成本后，实际利润微薄甚至亏损。这组简单的数字，是宁波餐饮商家集体从外卖平台“离线”的直接导火索，也是数字化浪潮下实体商业生存空间被挤压的尖锐缩影。

近期，宁波一批堂食商家集体从美团、饿了么等主流外卖平台下架商品，成为业内反抗高抽佣的标志性事件。据商家反馈，平台抽佣比例普遍在25%至30%之间，叠加强制参与的满减活动和流量推广费用后，综合成本常突破30%，外卖业务已无利可图。这场集体行动远非简单的商业纠纷，而是平台经济模式与实体经济根本利益之间多重深层矛盾的集中爆发，其影响和启示辐射至整个数字商业生态。

一、商家生存的三重困境：利润、依赖与自救

当外卖从便利生活的创新服务，演变为吞噬商家利润的成本中心，一场生存反击便不可避免。宁波商家的集体行动，揭示了餐饮行业在深度绑定平台后所陷入的系统性困局。最初拥抱平台寻求流量增量的商家们发现，自己正被困在一个由算法和佣金构筑的系统中：订单增长并未带来利润的同步提升，反而使经营自主性不断丧失，陷入了一种“数字化生存陷阱”。这种困境不仅关乎短期利润，更关乎在数字经济时代，实体经营者能否保有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和合理的价值分配。

1.利润空间被系统性压缩，外卖业务从增量变为负担。根据宁波商家的普遍反馈，一份30元的外卖订单，平台佣金约为7.5元(按25%计算)。此外，商家还需承担约1-2元的打包材料费和潜在的配送补贴。实际收入在20元左右，在扣除食材成本(通常占售价的30%-40%，即9-12元)、房租及人工摊销后，利润已所剩无几甚至为负。这导致外卖业务从曾经的利润增长点，异化为仅维持流水和曝光的“负利润”板块，其存在价值被严重质疑。

2.陷入“流量依赖”的恶性循环，营销成本持续攀升。平台的流量分配机制高度依赖算法，商家为获得订单必须购买平台的推广服务(如“点金推广”、“揽客宝”等)，即“投流”。这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不投流则排名靠后、订单稀少;投流则成本激增，进一步侵蚀利润。商家被迫将大量精力和资金用于适应平台规则和购买流量，而非提升产品与服务本身，扭曲了正常的经营逻辑。

3.自救策略呈现分化，长期效果面临考验。面对困境，商家采取了不同策略。以宁波为代表的堂食商家选择“壮士断腕”，集体下线外卖业务，并将原本支付给平台的佣金作为线下优惠，试图将消费者引流回实体店，重振堂食。另一些商家则试图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如提高外卖价格、减少分量或降低食材标准，但这可能损害品牌声誉，并不可持续。还有部分商家开始探索私域流量运营，如建立客户微信群、使用小程序接单，以摆脱平台控制，但这对商家的数字运营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平台运营的三维挑战：盈利、控制与平衡

作为市场的组织者与规则的制定者，外卖平台自身也并非高枕无忧，而是深陷于盈利诉求、生态控制与多方平衡的三重挑战之中。在资本驱动下经历“烧钱”扩张阶段后，平台面临着来自投资者要求实现稳定盈利的巨大压力。然而，其采取的提佣、推广等变现策略，正不断激化与生态伙伴的矛盾。平台需要维系一个涵盖数亿消费者、数百万商家和数百万骑手的复杂生态系统，任何一方的利益遭到过度挤压，都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甚至动摇其商业模式的根基。

1.盈利压力催生高佣金模式，成本结构面临审视。在完成市场跑马圈地后，主流外卖平台均面临从“增长优先”向“盈利优先”的转型压力。提高商户佣金是最直接的变现手段。平台方认为，其收取的佣金不仅用于订单匹配和支付处理，更覆盖了庞大的技术研发、服务器运维、全城即时配送网络建设与维护、骑手管理与补贴，以及全国性的品牌市场投入。然而，这种“打包”式的高比例抽成是否合理，其成本结构是否足够透明和高效，正受到商家和监管部门的日益严格的审视。

2.

算法规则的“黑箱”与控制权，引发公平性质疑。平台的算法掌握着商家的曝光量、排序和推荐，以及骑手的派单和路线规划。这种不透明的“黑箱”操作赋予了平台绝对的支配权。商家抱怨平台强制其参与各种满减、折扣活动，否则就会降低店铺权重;骑手则在算法的追赶下疲于奔命。这种单向的、缺乏协商的控制机制，引发了关于公平性、合理性的广泛争议，并激化了生态内的对立情绪。

3.平衡多方利益的复杂难题日益凸显。平台运营如同走钢丝，需要在矛盾中寻求平衡：既要提升佣金满足盈利目标，又要防止商家大规模流失;既要通过算法最大化效率和营收，又要避免过度压榨骑手和商家引发反弹;既要通过活动补贴吸引消费者，又要将成本控制在合理范围。宁波事件表明，当前平台在商家端的利益平衡已然失效，如何重构一个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的利益分配机制，是其必须解决的长期课题。

三、行业生态的三层扩散：地域、领域与分化

宁波的抗议绝非孤立的星火，而是平台经济与传统行业矛盾在全国范围内、跨行业领域持续蔓延和深化的一个清晰信号。高抽佣、强控制、重流量等平台运营特征，已成为一种具有共性的商业模式，其引发的冲突正呈现出规律性的扩散路径。这种扩散不仅考验着平台企业的治理智慧，也促使社会各界从更宏观的视角审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以及不同市场参与者在此进程中的差异化命运。

1.地域上呈现从点到面的扩散趋势，集体行动能力增强。类似宁波的商家集体抗议行动，已在湖北、四川、云南、广东等多个省份的局部地区出现。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使得不同地区的商家能够迅速联动、交流经验、相互声援，地方性事件极易升级为全国性的行业议题。这表明商家群体的权利意识和集体博弈能力正在提升，平台以往“分而治之”的策略可能面临更大挑战。

2.领域上跨越餐饮，成为多行业的普遍痛点。高抽佣模式普遍存在于依赖平台的线上服务业。在网约车领域，司机对平台抽成比例过高(部分时段或订单超过25%)的抱怨持续不断。在线旅游(OTA)领域，酒店和旅行社需支付高达15%-25%的佣金。在本地生活服务、电商等领域，推广费、佣金也构成了商家的主要成本。这说明“平台-供给方”的利益矛盾是结构性的，而非外卖行业独有。

3.不同商家的处境和选择出现显著分化。拥有稳定线下客源和品牌的堂食餐饮商家，对平台的依赖度相对较低，议价能力和“离线”勇气更强(如宁波参与者)。反之，纯外卖店铺、新品牌或小微商家则几乎完全依赖平台流量，议价能力弱，更难脱离。此外，大型连锁品牌往往能与平台达成更优惠的专属合作协议，而中小商家则被迫承受通用高费率。这种分化揭示了平台经济可能加剧市场不平等的一面。

四、根本出路：强化国家调控，重构利益分配格局

要化解平台与实体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无法寄望于单方的让步或市场的自发调节，而必须从根本上重构利益分配机制。当前平台经济模式暴露出的深层问题，在于其过度资本化运作，实质上形成了对商户利润的挤压和对社会公共资源的变相占用，导致国家税收基础与实体经济活力同步受损。根本性的解决之道，在于强化国家在关键数字基础设施中的调控作用，探索符合公共利益的新型治理模式。

1.强化监管与引导，明确平台公共属性。平台企业已具备关键市场基础设施的特征，其运营具有显著的公共影响。未来监管应超越反垄断和费率限制，进一步推动平台运营规则透明化、算法公平化，并强制建立包含商户、骑手代表在内的常态化协商机制。对于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可研究将其核心服务(如流量分配、支付结算、基础配送网络)纳入更严格的公共监管范畴，防止其利用垄断地位进行不合理抽成与压榨。

2.

探索国有资本参与，保障利益全民共享。为解决平台利润私有化与成本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可考虑在保持市场活力的前提下，引入国有资本对关键平台型企业进行战略性参与或组建国家主导的公共服务平台。通过国家持股、利润调节、定向降费等机制，确保平台产生的超额利润能够回馈社会，支持中小商户发展、骑手权益保障与行业技术创新，实现国有资产增值、商户合理利润与消费者福利的同步提升。

3.支持多元生态建设，打破平台垄断依赖。在加强顶层调控的同时，应大力扶持去中心化的数字商业生态。鼓励商家自建小程序、私域流量池，支持区域性、行业性垂直平台发展，并为数据互操作、跨平台接单提供技术标准与政策便利。通过培育多元竞争主体，降低商户对单一超级平台的绝对依赖，推动形成以公共服务平台为枢纽、多元商业平台充分竞争的健康生态格局。

结语

宁波餐饮商家集体退出外卖平台的事件，看似一场关于佣金高低的商业纠纷，实则是中国平台经济发展进入深水区后，一次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压力测试和关系调整。它预示着，平台与生态伙伴的关系正从过去的“依附与掌控”，逐渐转向更为复杂的“博弈与共生”。根本而言，要构建一个健康、可持续的数字商业生态，必须超越零和博弈思维，通过增强国家调控能力、重构利益分配格局，确保数字经济的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参与者。

展望未来，一个理想的数字商业体系，应是在有效国家治理下的共建共享共同体。这需要监管的理性规范与战略引领，需要平台企业承担起更广泛的社会责任，也需要商户不断提升数字化生存能力。宁波的“离线”行动不仅是一次反抗，更是一声警钟，呼唤着对平台经济本质的深刻反思与系统性重构。其引发的思考与变革，将深远地影响中国平台经济乃至整个实体商业的未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