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献研究室版《毛泽东传》的春秋笔法(二)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

这段内容，感觉没什么问题，尤其是引用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原文“斗争时，发生了在脸上抹黑、戴高帽子、罚跪、少数人被扭打的现象”。

给人的感觉这次事件是荒唐的。

笔者找到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全文：

这份简报看上去似乎也没有问题。

综合起来看，《毛泽东传》引用的资料没有问题啊，6月18日的事件竟然有人耍流氓，肯定是错误的，必须要打击，怎么就“春秋笔法”了呢?

问题就在引用资料上。《毛泽东传》引用了部分的资料，没有引用全部资料，也就是说选择性地引用了支持其观点(结论)的资料，而不是通过全面地资料来得出观点(结论)。

《毛泽东传》“遗漏”了简报中最重要的、可以对6.18事件定性的“关键词”：

“今天发生的问题，同北大革命运动刚开始时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性质根本不同。......还很有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

关键语句有两个：性质根本不同;很有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

这两个关键语句，可以直接将6.18定性为反党、反革命。

我们看看《毛泽东传》没有引用的其他资料，但绝对会影响《毛泽东传》的结论的资料。

根据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所著的《聂元梓回忆录》：

工作组的简报中所说的那几个耍流氓的“一小撮”坏人应该受到处理，这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工作组却“把‘六一八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对参加当天批斗活动的学生和职工进行清查和批判”，就是说，以打击“一小撮”的名义将6.18事件整体定性为反革命，将其他参加批斗的“学生和职工进行清查和批判”。

既然是“一小撮人”使坏，能代表所有参加批斗的广大师生都使坏吗?“一小撮”能代表全部吗?正如《毛泽东传》引用的资料能代表全部的资料吗?

根据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月写的《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9——1967.10)》：

读者朋友们请注意《毛泽东传》所记载的：

在工作组将北大师生定性为“反革命”之际，刘少奇的批语“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答案只有一个：全国的工作组都会效仿，也就是说都会将反对工作组的师生打成“反革命”。

根据朱元石等访谈、整理，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记载：

根据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所著《清华文革五十天》：

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谭厚兰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也有类似的经历。根据《师劫——北京师范大学文革亲历者文集》中的《北京师范大学“文革”大事记》：

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谭厚兰所在的北京地质学院是什么样的呢?

根据张运钧、李颖所著《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上)》：

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在他的《韩爱晶回忆录》记述：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地质学院是红卫兵五大领袖诞生地，这五所高校反对工作组的师生的遭遇在全国极具代表性。

根据《戚本禹回忆录》：

刘少奇在1966年10月23日在中央做了检讨，其中就提到了“六一八事件”。根据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摘录该检讨：

将这些材料都看完，读者朋友们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