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挥舞它，要使用它！”：毛主义的批评/自我批评与美国新左派

2025-12-05 新闻

正文长度约为11100余字

作者：高媛(Cynthia Gao)

译者：Moriori

译者按：无论是在境内外或是左右翼的讨论语境里，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与激进性似乎总是与“暴力”或是“清洗”相伴相随。同样地，当我们想象左翼的讨论时，想象力也总无法超越“无限可分”与“开除左籍”。这种往往是有毒的氛围似乎是对温迪布朗所说的“左派忧郁症”的反应——它指的是左派对于历史失败之沉重伤悲与对社会化(往往意味着资本主义化)的无意识反对。

但激进政治与对乌托邦未来的追求是否一定只能以这种形式展现呢?经常以政治景观存在的毛主义，在它“日常生活”的一面又能起到什么作用，能让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超越批判性，继而是塑造新的社会运动，以及社会主义主体呢?通过从美国毛主义的支流重新审视这一理论-实践传统，高媛向我们展示了历史的另一面庞，而我希望这种对历史的重审也能成为我们以新方式积极塑造当下左翼运动与组织工作的起点。

作者介绍：高媛是纽约大学美国研究专业的博士候选人，并将于不久后出任Middlebury College性别、性与女性主义研究系的助理教授。她当前的研究项目考察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亚洲革命思想与实践对美国社会运动的影响，特别聚焦于左翼对于身份政治的理论化。

正如黎慧義(Colleen Lye)近期指出的那样，“目前关于全球毛主义的许多研究，往往将各个六十年代的毛主义运动置于民族国家框架中加以考察，并倾向于强调美国第三世界主义与第三世界革命现实之间的断裂。1”这种断裂不仅是由学术知识，也是由档案资料的物质限制所导致的。大量文献并未保存在大学档案馆中，而是零散地散落于个人那里——如果它们还被保存下来的话。相比于老左派的记录，新左派及其先驱的口述史仍然是稀缺的。迄今为止，关于美国新共产主义运动2最丰富的资源是“反修正主义百科全书在线(Encyclopedia of Anti-Revisionism Online)”，这是一批反修正主义、倾向毛主义的左翼组织在1970年代运动达到高潮时所留下的资料库，由新共产主义运动资深成员保罗·萨巴(Paul Saba)多年来持续维护3。然而，当人们浏览这份涵盖了新共产主义运动中种种充满了难以理解的首字母缩写组织名的一手资料清单时，可能会产生一种印象：美国的毛派似乎只是写了一堆大多僵硬怪异的论战文章。

(1978年6月，出自美国革命**(RCP)机关报《革命》的一篇示范性文章)

然而，这些印刷材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美国的毛主义浪潮在阅读《实践论》之余并非未曾参与任何群众工作——这一代人确实进行了实际的群众实践，只是对我们当下而言，要重建这些实践的具体样貌极为困难。原因在于：一方面，这些实践活动往往出于对国家镇压的警觉以及对列宁主义组织原则的忠诚而蛰伏在地下;另一方面，许多新共产主义运动骨干成员的早逝也使得记忆传承中断。此外，(后冷战)认识论结构与物质条件的变迁也进一步抹除了全球各地毛主义所作出的历史贡献。

不过，我要提出一个相反的观点：恰恰是在实践层面，毛主义在美国的影响最为深远。像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样的实践，即便是在自称奉行“马列毛思想科学”的组织——如美国革命**4——之外被也广泛采纳着。毛主义理论在解放运动中被阅读、改造与重新诠释——从妇女解放、同性恋解放、美国第三世界主义到更广泛的非正式政治团体之中，甚至包括激进的精神分析学者与戏剧团体等领域5。在这样的背景下，“实践”一词所指的不仅仅是“群众工作”——这是毛主义语境下对“社区组织”或“草根动员”的称谓——也更是一种对学习与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个体转变与集体革命之间的互动、以及个人与政治在主体具身层面上交织的强调。那末，我们究竟该如何阅读这些印刷文本才能去理解这在实践中才存在的毛主义?

安·汤普金斯(Ann Tompkins)于1974年撰写的一本鲜少被研究的小册子：《建设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一种预防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作为这种毛主义表现的一个例证。1965年，汤普金斯移居北京，担任英语教师。作为亲历者与观察者，她在WG发源地度过了最初几年的时间，既自行见证，也参与其中。她曾主张取消对外籍教师的特殊待遇，并积极参与所在教育机构内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1970年返回美国后，她开始进行巡回演讲和工作坊，分享她作为极少数近距离经历WG的美国人之一的见闻与体会。(与欧洲人相比，在当初美国人更难以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多人直到1970年代中期中美关系缓和开始后才得以访问。)《建设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初稿正是为旧金山解放学校(San Francisco Liberation School)为期十二周的女性工作坊而准备的。

2021年，我从Bolerium Books购入了这本小册子的重印版，因为当时在网上几乎找不到有关汤普金斯的更多资料(此后，这本小册子已被扫描，并通过哈佛大学图书馆向公众开放)6。《建设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部超过一百页的厚重说明书，系统性地讲述毛主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其内容源于汤普金斯多年在美国主持培训工作坊的经验，以及她在WG期间于中国集体农场劳动时直接参与这一实践的经历。我手中的草稿是第二版，其中吸收了第一版读者的反馈，使文本读起来更像是对话式的，仿佛再现了组织生活会中多声部的讨论场景。

批评与自我批评本身并非中国的发明。这一实践(критика и самокритика)最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斯大林时期苏联被正式制度化，用作党内集体会议上党员之间相互批评的一种机制7。然而，毛主义形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与苏联模式有关键性的不同：毛泽东将其设想为一种在官僚密室之外发生的群众活动。此外，苏联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种相对制度化、遵循特定官僚理性规范的过程，;而毛主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则为主观情感的介入保留空间，甚至鼓励在批评过程中表达情绪的力量。

在汤普金斯回到美国之前，批评与自我批评已经被新左派的两个重要支流——妇女运动与反修左派——所采纳。第二波女权主义者，无论是基进女权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甚至是自由派女权主义者，在建立新的女性自主集体时，都普遍采用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形式。由凯西·萨拉奇尔德8与纽约激进女权组织9发展出来的“提高意识(consciousness raising)”实践，便著名地借鉴了威廉·韩丁10根据亲身经历所生动描写了的“诉苦”——这种在中国土地改革过程中用以唤起女性政治主体性的做法。“诉苦”鼓励农民，尤其是女性，在集体场合中讲述自己所受地主阶级压迫的苦难并直面曾经的压迫者。这种身体化的叙述、对抗与政治激活过程，为美国的第二波女权主义提供了灵感，她们从中汲取了“个人即政治”辩证法中对新主体性的想象，并将其与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在这一过程中，批评与自我批评确实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由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女权主义者中广泛传播，其原初与政治经济革命之间的联系并不总能得以保留。在许多女性集体中，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实践有时沦为例行公事的环节——例如会议中一轮“十分钟发言”，更像是今日常见的“会议签到与总结”仪式。

在性别混合的左翼组织中，批评与自我批评有时也会呈现出更加恶性的一面。大卫·吉尔伯特11曾将“地下气象员”12内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描述为“骇人听闻的……这些会议常常沦为(成员)互相拉踩以在占领主导地位的斗争场所”。地下气象员成员“深受主流文化中个人主义竞争的渗透”;在这样的背景下，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实施往往演变为冗长、情绪对立的批斗式会议13。在其他组织中，批评与自我批评有时甚至被用作内部派系之间进行身体暴力的借口。

汤普金斯的《建设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一种轻松通俗的风格写就，其开头更像是一本食谱，或是一套桌游说明书，而非一篇激进的论战文本。小册子以“如何使用本书”为开篇，作者贴心地列出了所需材料：“一支铅笔或钢笔……笔记本或纸……[以及]同伴……一起讨论、共同面对斗争，并尝试实践14。”另一个章节则围绕汤普金斯在工作坊及早期手册草稿中收到的问题展开，作者引用《毛主席语录》中的语句并加以注释，作为回应。在册子后部，还附有“学习辅助材料”——包括书目、推荐阅读与关键词定义等内容——以及一个“后续部分”，其中收录了第一版发行后的反馈，以及一张供读者填写的回应表格，读者可将评论寄回给汤普金斯，以供其日后修订参考。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汤普金斯在形式与美学上的选择，恰恰反映了她对毛主义及其批评与自我批评辩证过程的独特理解。在翻译“实践”的重要性时，汤普金斯并没有直接照搬毛的格言式语言，而是创造性地将美国本土的习语与大众文化表达重新编排和运用，保留了一种朴素生动的语言气质14。因此，汤普金斯的写作风格与当时许多自称为“马列毛主义”组织所产生的文本风格相去甚远，后者的语言往往刻意模仿北京外文出版社的翻译腔调，僵硬又死板15。

譬如说，在《番茄》这一章节中，一位农场领导批评一位女青年在修剪番茄藤蔓时不够仔细。当这位青年试图辩解时，另一排的一位年长女性回应道：“无论是什么人都有权批评我们，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16。”因为这句话，这场小小的冲突没有再进一步发展，而是自然平息了。在对这个故事的分析中，汤普金斯指出，这位老年农妇的引语并不是出于洗脑或机械背诵。相反，这句话的引用是一种提醒，旨在使那位年轻人意识到，批评的目的并不是伤害她的自我，而是为了提高农场产量、增进集体利益。“有趣的是，在意识到错误后，只要你及时改正，它就消失了，这一点竟是如此重要。”汤普金斯总结道，“一旦你改正了问题，它就不再是你的罪过了17。”

在《黄瓜》一章中，一群高中生来到公社参与生产劳动。他们渴望通过再教育的成果来证明自己，因此在锄黄瓜藤时拼命赶工，试图跟上其他工人的节奏。然而，由于缺乏经验，这些学生将许多尚未成熟的果实也一并锄掉，造成了大量的浪费。一场群众会议随即在田间就地召开，愤怒的农民们当场组织了一次批评会。学生们因自己的草率被严厉批评，汤普金斯将这种行为向美国读者译为一种“跟王家比拼”18的心态。汤普金斯告诉我们，这种态度——

“这种心态来自资本主义社会…它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因为它试图表现出一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如果你没有经验，就不要掩饰。学习!花时间去学。但同时要牢记公社和全体人民的利益19。”

对美国新左派来说，这里或许包含着一个间接的教训——毕竟，这一群体主要由渴望证明自己革命决心的年轻学生组成。正是由于毛主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新思想被迅速内化并付诸实践，这才导致了后来吉尔伯特与其他“地下气象员”成员所描述的权力博弈现象的发生。在那个时期，要被视为“真正革命者”所需承担的情感与身体负荷，使得相当多的参与者最终退出了社会运动。借用汤普金斯的比喻，我们也许可以将这些人视作一次过早收割的牺牲品。然而，尽管“黄瓜”的故事借学生的狂热来作出更广泛的批评，它却并没有否定那份热情本身的正当性。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汤普金斯的小册子中潜藏着一种对美国毛主义实践中过度激进主义的内在批判——但这种批判并不否认其理论信仰的正义性。

寸寸来，不难捱! “Inch by inch, it’s a cinch!”

汤普金斯的小册子也充当了《毛主席语录》的一本导读手册。册子中的许多章节在结尾处都会附上一些读者可能觉得有用的语录，并配有讨论问题，以帮助深化理解。她还常常用美国本土的习语与民间智慧来补充毛的语句，使毛的号召对美国读者来说更具亲切感和可操作性。例如，为了鼓励那些刚开始练习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读者，汤普金斯引述了1957年毛泽东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文中的一段话，并将其重新包装、呈现如下：

“……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口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

在小册子的后半部分，汤普金斯讨论了批评/自我批评所体现的“个人”与“政治”之间的矛盾关系——即，这一实践形式一方面标示了两者之间亲密而复杂的关联(乃至于它们作为两个独立范畴的界限可能被瓦解的潜能)，另一方面又暴露出一个现实难题：一端的转化是否真的能够带动另一端的改变，其间可能存在一道深不可测的鸿沟。在一些密度极高的论述段落之间，汤普金斯穿插了一幅图像式的内容，将一句美式的日常陈词滥调重新创造性地挪用进了她的理论结构中，为文本增添了一种图像化的讽刺与思辨的张力。

单独来看，这句格言本身或许并无太大意义——事实上，汤普金斯并不认为这类俗语原本就具有任何共产主义内容。但放在她关于通过与他人共同劳动与学习来逐步培养群众意识的叙事中，这句话便开始具有一种群众运动口号的气质。更进一步说，她对美式习语的重新挪用，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毛主义”的举动——将既有的民俗形式加以转化，使之服务于社会主义的政治项目，不仅是中国**实践中的一个标志性特征，也是一种辩证的语言与文化操作。通过将一种熟悉的、已有的语言结构重新编码为服务于新政治语言的工具，汤普金斯展示了一种实践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毛主义并不是一台从天而降、立刻拯救人们脱离资本主义的救世机器，而是一个历史性的机制，使人们能够在自身世界的内在矛盾中，通过不断斗争、反复学习，逐步向未来迈进。

不要挥舞它，要用它!Don't Wave It, Use It!

确实，汤普金斯本人就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而整个毛主义——唯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被理解与掌握。在一节题为“不要挥舞它，要用它!”的章节中，汤普金斯批评了WG中诸如挥舞《毛主席语录》与收集徽章等做法，认为这类形式不过是“缺乏有价值内容的展演”。尽管她坚持必须抵抗美国方面将WG简单贬斥为“个人崇拜”甚至“希特勒青年团”的指控，汤普金斯仍然指出，那些形式主义的做法“缺乏真正的革命内容”。当然，这种批评也有其限度——汤普金斯将责任归咎于此时已经被清算、成为“安全靶子”的林彪。但与此同时，她对美国毛主义现场提出了一个极为关键的介入性观点：

“《毛主席语录》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它曾是中国许多年轻人的入门读物，而对我们这些在美国尚未熟悉这些基本原理的人来说，它依然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它不是一本‘圣经’，而是一个实用的工具。它并不提供针对具体问题的‘答案’，而是提出了一种方法论的建议。”20

然而，除了林彪的反GM操纵之外，更深层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促使人们——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选择去挥舞《毛主席语录》，而不是去真正使用它?在汤普金斯的小册子中，一个核心的张力正是：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中，主观感受与情绪究竟应当处于怎样的位置?从这个问题出发，也就牵动了她对整个革命转化理论的构想与再思。

汤普金斯描述了一场WG初期的事件，当时她所在学校的工人与学生联合起来，对校方的管理层展开批判。群众将这些官僚下放去做清扫街道、打扫厕所等体力劳动。而对于一些特别令人愤怒的对象，人群会给他们戴上高帽，挂上写着“我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之类标语的牌子。在一个题为“高帽与标语;复仇”的章节中，汤普金斯指出：斗争一开始所激发出的那种激情，也在后来促使人们进行自我反思。

“仅仅几周之后，我们……就开始讨论我们的行为与态度：‘给人戴高帽、挂标语牌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那些对此感到忍俊不禁的人，我劝你们三思。我在这里设了一个陷阱。因为你们，就像我们当时一样，也享受过这种/你们的复仇。”21

这段文字被用来解释那场针对校方管理者的斗争中的一个转折点：汤普金斯指出，许多高帽与标语的“革命景观”背后，其实是数周乃至数月的反思与改正过程，最终才达到更高一层次的团结与统一。但关键在于，汤普金斯并没有否认是情绪推动着批评与斗争。如果要更客观地反映现实，就必须正视主观情绪的存在。斗争之中往往交织着强烈的情感——它们驱使我们复仇，驱使我们嘲笑他人的不幸与情绪。正是在这一点上，汤普金斯坚持认为，没有人能置身事外：不仅是那些中国的“狂热分子”，也包括那些在太平洋彼岸轻笑不语的美国人。尽管中国WG时期与1970年代美国旧金山湾区的历史情境截然不同，但主观情感与人类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对这两者都要进行无情批判的必要性，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汤普金斯在其他地方也告诫读者，要密切关注每一条毛语录在自身内部激起的主观反应。她几乎像一位精神分析师那样，引导读者停下来反思，仿佛在问：“这让你感觉如何?”

我认为，汤普金斯的方法之所以不同于滑向“集体心理治疗”式的退化(尽管毛主义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这一治疗形式)，关键在于她始终坚持：个体意识的发展必须始终嵌入于某种更大规模的、朝向集体统一的斗争之中。这种集体的统一性，虽然是通过小组成员之间的主观关系构成与生成的，但正是它为WG那种具有广阔社会视野的想象提供了基础。与此同时，汤普金斯将批评与自我批评牢牢扎根于实践之中，这也使她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个被设定为通往更理性决策的“科学过程”之中，主观的、个体的情感依旧顽固地占据着核心位置。

主观与客观、个体与集体、情感与理性之间的这些辩证张力，正是美国新左派政治关注的核心所在。在这一背景下，WG的理念与实践之所以具有吸引力，也就不难理解了。对一些人而言，转向毛主义象征着“六十年代之恶”的全部——即那个时代的混乱、狂热与宗派主义。而我所理解的美国毛主义，则不是某种异化或偏离，而是美国左翼根本矛盾的一种表达与延伸：在其极具张力的反帝反权威的宏大愿景之中，常常夹杂着狭隘的宗派主义倾向。在这个过程中，一切都可以被批评，但与此同时，新的批评形式又常常被用来抵挡其他类型的批评。正是在这种循环中，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界限，以及二者与“正当批评”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

例如，许多新共产主义运动组织对妇女解放抱有强烈敌意，并将同性恋视为堕落的资产阶级脱轨行为——即使在艾滋大流行的那些灾难性的年间也是如此。他们无法在自身内部解决这一矛盾：一方面，他们因WG所承诺的政治可能性而被吸引投入政治斗争，另一方面，他们却又无法接受这场革命在自身政治文化内部所延展出的要求与挑战。毛主义肯定了情感在政治中的推动力，然而当“情感”真正以对爱情与欲望的实验性实践出现时，许多新共产主义运动组织却选择以论战的僵化姿态来压制这一挑战，转而退回教条主义的封闭壳中。

汤普金斯的小册子并未解决这一矛盾，但她确实代表了一种更为异色的路径，将矛盾本身置于显要位置。有一位读者来信，对汤普金斯所提出的观点提出质疑：即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否真的适用于生活的所有层面，乃至那些并不显然属于政治范畴的主观情境。汤普金斯的回应以一种温和又开放的语气开始：“谢谢你如此坦率地表达你的观点，塔米，也感谢你那样真切而生动地分享了你的感受!”在此之后，她开始为自己的立场辩护。

“我认为你会发现，‘请客吃饭’其实就是一种‘政治实践’!没错，它不是一场革命，但从微观的角度，它也确实是政治实践的一部分，或是一种形式。

现在我们强调个人即政治，政治也即个人。然而，它们通常又不是同义的。但对我而言，我的目标是让二者要么变得同义，要么让政治居于主导地位，而个人层面若偏离了‘为人民服务式的政治’，就应当服从于政治!”22

“请客吃饭”与“革命”这两个术语，可以说分别代表了那个时代受毛主义影响的两种运动政治路径的典型化形象：一是女性自主运动中的“提高意识”小组，二是列宁主义左翼的游击战式激进主义。这两种典型同时也对应着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张力——即将女性主体性或物质阶级矛盾作为政治出发点的分歧。诚然，这两个极端在现实中往往并非始终彼此对立，而且彼此之间的共通性，往往比当时各自阵营所愿承认的还要更多。但在汤普金斯的愿景中，她提出了一种共同地平线的构想：在这个地平线上，“个人即政治，政治也即个人”，她试图通过重新定义“个人”的含义，来实现两极之间的某种综合。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个人”通常意味着“个体”，而汤普金斯所提出的‘个人’概念，是指一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维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主观性就此消失。恰恰相反，延续WG的精神，主观性始终在起作用——它正是我们开始理解历史的集体运动之起点。

"向爱敞开自己，也向绝望敞开自己" I Open Myself to Love, I Open Myself to Despair

在《建设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一书中穿插着许多小图像与漫画，既起到调剂气氛的作用，也承担了一定的教学功能。其中一则取自《华盛顿星报》的报纸连环画，被安排在一则关于阶级意识形态的练习旁边，该练习基于《毛主席语录》中的摘句展开。此外，册中还包含了诸如剪纸、木刻版画等中国民间艺术的图像范例——这些在毛时代构成了极为重要的美学语言与教育实践的一部分。

通过这两种图像形式的运用，汤普金斯的小册子再次体现出她对毛主义方法的转译，并非拘泥于形式性的部分，而是传达其实质。剪纸艺术并不是被新左派艺术家所工具化的民间样式，但漫画却确实是。漫画是美国反文化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治小册子中也发挥着类似的教育功能：将政治思想与审美快感结合起来，使更广泛的读者能够接受并参与其中23。对新左派而言，在那个大众摄影尚未普及、印刷成本仍有限的年代，漫画与插图是一种廉价、便捷的为印刷材料增加视觉吸引力的方式。

在上文提到的费弗(Feiffer)漫画中所呈现的，正是汤普金斯对于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即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它是一种具体地被感受和体验的过程，植根于主观层面。尽管漫画的主体聚焦于一个“我”，但我们也许可以将新左派整体描述为一种集体性地穿行于这些情绪之中的旅程——一种在群众层面、在全球尺度上的“向爱敞开”。正如乔治·卡齐亚菲卡斯(George Katsiaficas)在继承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基础上所提出的那样，那个时代的“爱欲效应”催生了一种超越了正式政治革命与经济结构的革命观——它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胞层面，渗透至人们日常思维与意识的习惯。简而言之：它是一场文化革命。

但当一个人向爱敞开自己，也就同时向爱之失败或被拒的现实可能性敞开了自己——去经历“被重击”、“被摧毁”，去承受自己的情感如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f)长波般起伏波动。而这，正是20世纪所发生的事情：不仅体现在性革命中种种实验性形式的复杂后果上，更体现在反殖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未能兑现那深受热爱与信仰所托付的激进梦想。(事实上，汤普金斯本人后来也曾表达她对“GGKF”后中国的不满，常说：“美国讨厌中国，是因为中国的ZBZY搞得比它还好。”)从“历史终结”的另一侧来阅读《建设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在那场全球性的“向绝望敞开”之后的停滞阶段来阅读它。而正是在这种绝望的视角下，正如科琳·赖伊所指出的，我们今天也更倾向于对“主体性政治的解放承诺”抱持怀疑态度。24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或许会不由自主地试图寻找那些真正“物质的”与“客观的”东西，想从情绪的泥沼中爬向更高、更干燥的地势。但我想强调的是，毛主义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处理方式之所以具有穿透力，正是在于它承认：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不仅无法与那混乱难驯的主观性分离，反而正是从那里出发的。正是这个关键洞见，点燃了一整代人的激进梦想与恶梦;它也是我们今天所经验的主观绝望的根本前提。那末，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我们当下所处的这种情感位置——怀疑与停滞——理解为一种矛盾的形式，而非简单地把它当作“马克思主义主体性政治失败”的终点式表达。我们应当把它看作是开启新的对话循环的起点。我恨我自己!我爱我自己!重新开始。

Endnotes

1. Lye, “Identity Politics,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2. 译者注：新共产主义运动(英语：New Communist movement)是指1970-1980年代美国的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运动。这一运动专指美国新左翼的一个分支，独立于当时现有的美国**和其传统共产主义运动。

3. 出生于一个老左派家庭的Saba，从美国**逐渐转向毛主义政治。他曾是图森马克思列宁主义集体的成员，并担任《理论评论》的编辑之一——这是新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具思想创新性的刊物之一。

4. 译者注：美革共(英语：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 USA)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新左派的毛主义政治组织。20世纪90年代，其政治意识形态是马列毛主义。今天, 其政治意识形态的框架是阿瓦基安的“新综合”(或“新共产主义”)，它认为这是革命理论的进步;毛派人士对此展开了争论。美革共成员是无神论者并声称强调科学方法。

4. 这一情况的例外，是汤普金斯在 2015 年进行的一次网络论坛公开问答访谈，以及她个人的网站。汤普金斯曾发起众筹，希望出版她的回忆录;但在她去世后，相关工作的进度停滞，尽管她的朋友们仍在缓慢整理她那庞杂丰厚的文稿。

5. 在《从毛到“感受圈”》(“From Mao to the Feeling Circle”) 中，戏剧表演者维多利亚·刘易斯(Victoria Lewis)写道：“批评与自我批评被西方的文化团体热情地采纳，因为它似乎提供了一种技术，能够将剧团内部的运作机制塑造成与他们向公众宣扬的反资本主义与反个人主义政治信息相一致的形式。”然而，她对 C/SC 实践的回顾大多是负面的。

6. Getty, “Samokritika Rituals in the Stalinist Central Committee, 1933-38.”

7. Gilbert, Love and Struggle.

8. 译者注：凯西·萨拉奇尔德(Kathie Sarachild，原名凯西·阿马特尼克，Kathie Amatniek，1943年7月生)是一位美国作家和激进女权主义者。 1968年，她以母亲萨拉(Sara)的名字改姓为“萨拉奇尔德”(Sarachild)。凯西在为纽约激进女性组织(New York Radical Women)首次公开行动撰写的宣传单中创造了“姊妹情谊就是力量”(Sisterhood is Powerful)这一口号，并在那次活动的主旨演讲中使用了它。这句口号后来成为激进女权主义运动的代名词。

9. 译者注：纽约激进女性组织(New York Radical Women，简称 NYRW)是第二波激进女权主义早期的重要团体，活动时间为1967年至1969年。1968年，她们在“美国小姐”选美比赛现场展开写有“女性解放”(Women's Liberation)字样的横幅，此举引发了全国媒体的广泛关注。

10. 译者注：韩丁(1919年2月2日—2004年5月5日)，原名威廉·霍华德·辛顿(英语：William Howard Hinton)，美国农民和记者。1947年，韩丁应联合国召来到中国农村担任拖拉机技师，项目结束后，韩丁接受了山西省长治市附近的北方大学(后与华北联大合并为华北大学，后发展为中国人民大学)英语教师的职位。1948年，他要求加入长治市郊张庄的土改工作小组，并在那里工作了八个月。著有记录张庄村(今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土地改革的作品《翻身》。

11. 译者注：大卫·吉尔伯特(David Gilbert，1944年10月6日生)是一位美国激进左翼分子，曾参与1981年一起致命的布林克斯运钞车抢劫案。吉尔伯特是哥伦比亚大学民主社会学生组织(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分会的创始人之一，后来成为地下气象组织(Weather Underground)的成员。在这起抢劫案中，吉尔伯特担任驾车接应的角色，并根据纽约州的重罪谋杀法被定罪，罪名涉及其同案被告在抢劫过程中杀害了两名位于纽约奈亚克(Nyack)的警察和一名布林克斯安保人员。

12. 译者注：地下气象组织(英语：Weather Underground Organization，缩写WUO)，简称地下气象员(英语：Weather Underground)，通常被大众俗称为气象员(英语：Weathermen)，是美国的一个极左派组织，1969年由反越战组织学生争取民主社会中的激进派分裂出来，目标是以秘密暴力革命推翻美国政府。该组织在1970年代进行过一系列针对美国政府的炸弹袭击，但主要是以毁坏财产为目的，每次袭击前都会事先放出明确的警告以避免人员伤亡。该组织并曾策划暴动和劫狱等事件。

13. Tompkins, 3.

14. 有趣的是，美国许多毛派文本往往写得极为严肃、机械，但毛主席本人的语言却远没有这么拘谨。这个在庐山会议上回应大跃进批评的人，曾说过这样的话：“有屎拉出来，有皮翻出来，肚子就舒服了。”——1957 年《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15. 我最喜欢的仍然是鲍勃·阿瓦基安的《鸟无法生出鳄鱼，但人类却能飞越地平线》。

16. Tompkins, 24.

17. Ibid.

18. 译者注：与王家比拼(Keeping Up with the Wangs)是对美国俗语Keeping Up with the Joneses的效仿，后者常被用来指代攀比心理，指一个人不断努力在经济、社会地位、消费等方面与邻居或同龄人“看齐”甚至“超越”。它讽刺了人们为了面子或虚荣，不顾实际能力盲目竞争的行为。

19. Tompkins, 25.

20. Tompkins, 10.

21. Tompkins, 27.

22. Tompkins, 80A.

23. 见 Buhle 的Comics in Wisconsin以及Carol的“The Chicago Women’s Graphics Collective: An Introduction.”

24. Lye, “Identity Politics,” 707.

吴衢注：

本文提到的小册子的链接：

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45655160$1i

本文的英文原文：

https://positionspolitics.org/dont-wave-it-use-it-maoist-criticism-self-criticism-and-the-us-new-le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