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行动焦虑?

2025-12-02 新闻

批判性的行动，必然要包含反思与分析的成分

咱们先从“行动”聊起——到底什么样的才算行动?大家平时说“行动”的时候，肯定不是说我抬个手、喝口水，这就算行动了，更是偏向于变革性、批判性的行为。这一点刚好和我的博士研究有点关联——我的博士研究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对话框架是受弗雷勒启发的批判意识理论。这个理论建构，主要是在心理学、社区心理学，以及社会运动与社会行动相关的心理学研究领域展开的讨论。

这个框架对批判意识的界定，是把它进一步拆分为“批判反思”(也有人把这部分称为“社会文化分析”)还有“批判行动”。后来有人在此基础上补充了“批判动机”，形成了这三部分组成的框架。至于“批判行动”的界定，虽然受一些理论框架影响，但更多是我自己的理解：它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反思与批判之上。反思往往直接源于个人经验——很多人关注的议题，往往与自身经历或亲眼见证的事紧密相关。比如有人投身性别平权行动，或是参与环保、动物保护工作，都和他自己的经历脱不开干系。这些反思，来自你关注到、目睹甚至亲身经历的事，让你觉得“有些事必须去做”，然后才会付诸行动。

你之前提到的那种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但就是被社会氛围或对周遭的不满驱动着，想做点什么的状态，可能一个本土概念——“无明”，用在这里非常贴切。这种原始的冲动和动力特别宝贵，完全不该被否定。但往深了说，“为了什么而行动”，也许需要一定的纲领、目标和策略了。这往往基于理性分析，比如很多反资本主义行动，不管具体落地到哪个领域，核心思路都是在某个范畴里逐步拆解、侵蚀资本主义逻辑。这套逻辑也适用于父权制、能力中心主义等概念——本质上，都是基于特定路径或视角去开展行动。

我们可以先这么说：“批判行动”和广义上的“行动”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是否包含反思与分析的成分。要是没有这部分，很可能就会陷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状态。

许多人认同左翼，是需要一套理论为自己的选择背书

我特意把反思和分析放在一起说，是因为很多人都有“理论焦虑”，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这样：总想着把自己做的事框进某个既定路径里。就像你提到的——哦，是关于“左翼青年”这个概念，我对“左翼”这个词其实一直保持着距离。有时候和人开玩笑，会自嘲说“我们这群‘左狗’之类的”，基本也是带着点身份认同的调侃。

但除此之外，我很少刻意强调自己的左翼属性。虽然我对左翼的部分思想传统有了解，但总觉得还没到能清晰定位自己的程度——说不清自己具体站什么立场，和哪个理论家、哪派学说更贴近。这种模糊感特别容易让人焦虑，总在想“我到底在做什么”。但或许不必如此，行动可以更依赖反思和实践智慧：先去做事，在实践中慢慢形成逻辑;和人交流时不断核对、修正;再用理论或经验类的读物与自身经历相互印证、碰撞。这样就足够支撑你校准方向，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了。

说回来，批判行动确实离不开思维支撑，可要是思维过重，觉得“必须先把理论吃透才能行动”，反而会让人裹足不前。这种时候，理论有点像对行动的“背书”——要是不选这种典型的社会行动道路，多数人就会遵循主流路径。主流道路有明确的奖励机制和叙事体系，能给人很强的安定感。但行动本身往往是不安定的——你不知道怎么做才对，也不确定该付出怎样的行动。所以有些人会把能量花在找一个学说、一个流派来支撑自己。

其实很多人认同自己左翼青年的标签，同时也会与左翼的一些理论或争论产生很多对话，也是这个原因。因为如果不采取这样的路径，好像只剩偏自由派的方式去理解这件事，但与此同时，社会上似乎没有太多其他话语能支撑我们行动，所以左翼就成了很重要的资源，让大家能够通过它展开对话，或者用它来界定彼此。

当然有些人会喜欢用“行动者”或者“实践者”这类词，来处理和“左翼”这个概念的关系。但是无论如何，这么做会带来一个新问题：理论又成了新的权威，反而让我们没法为自己的经验发声、做主。我觉得这就是行动与反思之间的张力所在。

行动本身就是我们的一种生存需要

当然，每一条路径、每一种策略，都会遭到很多批判。我自己做的偏个体、偏心理的工作，也处在这种张力之中。我最近做过一个分享，标题就叫《关怀与控制之间》。很多人会觉得，这类心理工作本质上是控制性的，是在再生产现有社会秩序，顶多只能缓和矛盾，没法真正解决结构性问题。这种看法特别容易让人却步——既然做这些事的结局似乎已经注定，要么没效果，要么无济于事，那大家肯定没法再有足够的动机去行动了，这是很现实的情况。

不过听到这个问题，我就想到弗莱雷的一句话，大意是“希望是存有的需要”。人没有希望是活不下去的，放到“行动”这件事上也是如此。先别谈行动有没有效、是不是最佳选择、合不合适，不管用什么词来限定它，核心是：不行动，你就没法在这条路上坚持下去。甚至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人是必须行动的。不然看到眼前的一切那么糟糕、灰暗，我们能做什么呢?就算“逃走”本身也可以算是一种行动。

我记得赖特提过五种与资本主义工作的方式——大概是“对抗”、“拆解”之类的表述，其中一种就是“逃离”：主动离开既定环境，去创造新的空间、构建新的社群。这本质上也是行动，因为你在壮大另一种可能性。要是连这种行动都没有，那我们不就只能陷入悲观绝望，等着“枯死”吗?那种状态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破局的关键首先在于：行动本身就是我们的一种生存需要。不行动的话，人很难在这样的立场上支撑下去。要么，你就得放弃之前的反思、分析和感知，退回到所谓“虚假意识”的状态里;要么，就是勉强活着，甚至从心理层面来说，会产生一种被动的自杀意念——盼着国家、社会发生什么，或者就干脆地球直接毁灭，又或者自己遭遇意外。除此之外好像没别的路了。所以说，行动首先是一种生存必需。

行动焦虑的背后，究竟是怎样的焦虑?

我之所以提“批判意识”这个框架，核心就是我觉得行动和反思绝对不能拆分开。这个概念可能不是最完美的，但我用着顺手——你的行动要是没有反思，确实很难持续。不过我不太想用之前那种偏“病理学分析”的视角，比如去定义“盲目行动的人是什么样的”。我们在这里就把叙事换成“需求视角”：那种“不断投身行动、连反思的空间都没有，甚至想裹挟别人一起做”的状态是怎么形成的?这背后未被满足的需求又是什么?我觉得可以往这个方向转一转。

就像我最开始提的，这种行动背后肯定藏着焦虑——我们看到了一些问题，需要处理这份焦虑，所以才会不停做事。那么，这种焦虑归根到底和环境有关。现在的环境里，很难看到太多渠道和出口，能让我们用“稳当”、“按部就班”的方式去行动。没人给我们提供几条路径、让我们投身其中，也缺少可以参照的榜样。

我们聊到说，90后这一代行动者，所处的生态真的挺特殊的。零几年的时候，“公民社会”这种概念还很流行，和港台、国外的交流也比现在频繁，能看到各种各样的组织和行动者。虽然那时候也有“追随某个人”的情况，但整体上我们有更多选择和参照，能看到更多可能性。所以在那个阶段，那种“必须自己摸索才能找到路”的焦虑感，其实会弱很多。所以说到今天环境就不一样，要理解这种需求为什么没办法被满足，得回到社会分析的层面来看。近十几年的环境收缩，和我们“疯狂行动”的状态有很大关系，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如果我们标定一种更理想的状态——比如行动和反思能良性循环，没有那么多裹挟、社群内的压迫甚至撕裂。但是这种理想状态眼下往往正是我们现在缺失的东西。正因为缺失，我们才会陷入那些不够理想的处境里。所以我们得想办法去创造这样的场域。

在“关系性空间”里，我们不用匆忙地去行动

我现在做的是和精神健康从业者合作的参与式行动研究，会组织一系列工作坊。这些工作坊主要是一起做反思和分析，也会鼓励大家尝试行动，但行动这部分目前没太强调。核心是通过参与式行动研究和工作坊，打造一个“关系性空间”——大家能在这里聊反思、聊分析，畅想行动，而且是在集体环境里进行。

当然很多社群也有类似空间，但结合我的专业训练和经验，我会更侧重“身体”和“关系”的维度。我们会用一些身体性的表达，分析的时候不光用语言，还会用小卡片摆弄、画系统图，再用身体去感受、拆解。这些方式能把一些情感流动的东西呈现出来，总之就是在传统、主流的依赖路径之外，引入更多维度和创造性方式来对话。整个过程不是奔着“立刻找到行动路径”“敲定行动方案”去的，而是让想法自然涌现。这其实和“关注每个人的状态”息息相关。

有时候你急着做成一件事，就会被目标牵着走。我以前组织工作坊，要是场地要付固定费用，就会一门心思想“得招够多少人”;但如果场地免费、没那么强的目标，就觉得来六七个也行。一旦有强烈目标或者要马上落地具体行动，大家就容易被拉扯，进而产生紧张感——“你怎么没及时回消息?”、“你怎么没做好?”，很多没法关照彼此状态和节奏的问题就会冒出来。

所以我虽然没法给“关系性空间”下明确定义，但它和那种“目标优先”的状态肯定是不一样的。在这种空间里，我们不用那么匆忙地去行动，彼此的“存在本身”就很重要。不管是工作团队还是参与者的状态，其重要性和实现目标是等同的，甚至还要更高一点。但也不用抛弃目标——要是大家都太安逸，反而可能什么都做不成。

但是我想说的是，焦虑的根源，一方面是大环境带来的问题，另一方面是缺少“疏解焦虑的途径”和“能安心行动的支持基地”。我看一些组织发展的书里提到过“家园(home)”这个概念——不管是反思复盘、锐意进取还是组织变革，都需要一个基底。这个基底在谈行动时很容易被忽略，但近几年越来越多人关注了，比如社群暴力、行动者自身的可持续性、集体社群关怀这些话题，都在往这个方向靠。这也是目前行动背后缺失的重要部分。

不是所有行动都需要形成社群组织

我和一些被大家认为“有希望感”的朋友交流时，发现我们有个共同点：其实都不是那种会过于认同社群和团体里的人。反而受伤时，会特别投入到社群组织中去。这点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之前读论文时看到“三两成群”这个词，特别有共鸣，我觉得这才是更理想的状态。记得上野千鹤子在《女性运动论》这篇文章里也聊到过类似的观点。或许我们不必事事都要设定什么最低纲领、最高纲领，再沿着纲领逐步实现战略目标。这种方式可能有它的合理性，但落到实处，就像我刚才说的，特别容易裹挟人。

尤其是当我们一旦形成社群组织，哪怕只是开个公众号，大家就会开始有各种“任务感”：至少每月发一篇文章、每月办一次活动，有些社群还会盯着寒暑假，要搞线下活动就得按时运转——这时候就得开始招人、写推文，一堆事等着做。我不是否定这些事，但必须承认，一旦形成组织、明确了战略目标甚至年度计划，就难免要让人做出一些牺牲。有时候或许能平衡好，但我觉得很难。

所以很多时候，行动必然伴随着张力，这有点像韦伯说的“科层制”——现代社会的运行离不开科层制，它确实是个很有竞争力的选项，甚至在很多时候成了最优解，但选择它就得承受相应的代价。行动也是一样，不可能是一片净土，行政事务、组织工作都是避不开的。这时候就需要反思：有些事真的必须通过有结构的组织来完成吗?

其实不一定。更松散、更去中心化的连接或许是更好的选择——比如我们两三个人最近正好想做某件事，就一起动手;做完之后，没必要因为“做得成功”就想着开公众号、建小组，继续运营下去。当然可以这么做，但这不是必需的。可很多时候我们会陷入一种惯性：要么觉得“这样合作挺好，得延续下去”，要么是在两三个人的协作中感受到了久违的融洽和动力，就特别贪恋这种感觉，想着“能不能再一起搞点事”。

我们可以更“流动”一点：想想自己接下来想做什么，看看之前的合作伙伴是否也有意愿，会不会有更合适的新伙伴，或者这段时间就是想休息一下，先去完成主流社会期待的一些事——这些都可以。我自己就更倾向这种状态：和一些人做完一件事，就告一段落，没必要强行绑定。

“行动研究所”这个公众号刚开的时候，我确实想组建个小团队长期做事，之前还发起过“被压迫者剧场推广计划”这种系统性、连续性的行动。但现在我觉得，没必要让它这么体系化、稳定地运营。比如我有机会在奥克兰，就和当地组织合作推点事。这些行动都和我自己的计划安排契合，而不是被“组织目标”推着走。说简单点，就是多了点“随性”的感觉吧。

当你落实关怀行动时，本身就是在做一件有批判意义的事

有研究探讨过批判意识的生成，其中一个框架就提到，很多人是经历或目睹了一些创伤事件后，才会生出批判意识。从这个角度看，就像“创伤”的话题——好像大家都是受了伤，甚至受了很多伤，才开始思考“行动”，才会产生对左翼的认同。这确实是个关键问题。而“关系技能”或者说“关系能力”，其实很依赖于“关系空间”的存在，这就有点吊诡了：没有关系空间，就没法发展关系能力;可没有关系能力，又很难建立起关系空间，这是个挺突出的矛盾。

从这一点来说，大家首先需要的，是弥合冲突、化解矛盾的能力——这很重要。现在很多人已经身处社群中，面临着各种关系张力，怎么应对这些冲突是核心。如果做个区分，我觉得可以把这类行为称为“关怀性行动”，对应之前说的“批判行动”。但关怀行动本身也有批判意涵，因为当下社会恰恰缺少真正的关怀。当你落实关怀行动，学着和别人相处、协作时，本身就是在做一件有批判意义的事，所以两者是有机结合的。

至于具体怎么做，我没有标准答案。但我自己要说的第一点，是先从自身入手：试着理解自己的经历，或许可以稍微跳出宏大叙事。比如同志群体的一些经验，像喜欢上直男这件事，固然和异性恋霸权有关，但在当下那个具体场景里，它和你喜欢的人、身边的朋友、与父母的关系都紧密相关——我们要先去理解作为个体的、有情感的自己。这种个体层面的理解，和社会分析并不冲突。

但我发现，大家有时候会排斥往这个方向看。比如有人觉得“原生家庭”是现代心理学的话语，会把人“心理化”，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可“原生家庭”这个概念所指向的那些经历，对我们真的没影响吗?肯定有，而且影响很大。我们没必要排斥它，所以确实要给自己空间去处理这些个人经验，首先得允许自己去看见、去承认这些经历。

第二点，我觉得得有点运气，还要带着希望去尝试——去寻找那些“安全且能滋养你的空间”。它不一定是行动社群，可能是你喜欢的攀岩社群，可能是氛围很好的游戏公会，也可能是其他兴趣圈子。毕竟行动社群本身比较小众，还常受挤压，很难在里面找到理想的滋养空间。但在其他兴趣领域找到的滋养空间，能帮我们培养“滋养他人的能力”和“经营关系的能力”，这些能力又能带回行动社群和组织里，这点特别重要。

甚至现在有人开始讨论，把这些兴趣爱好当作一种抵抗方式、一种实践方法。这有点“格物致知”的味道——不管是正念、瑜伽、徒步还是攀岩，深入钻研下去，都能从中获得滋养，甚至提炼出一些智慧。

这个方向挺容易被忽略，但真的值得探索。当然，这些领域背后难免有主流叙事的影子，比如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的渗透——可什么东西能完全避开呢?我觉得不用太担心，投身左翼的人，本身反思性就比较强，哪怕没刻意去想，也会有本能的警惕。这份警惕足够让我们从中汲取能量，又不至于被新的话语裹挟，我对这一点还挺有信心的。

我记得2020年有一段时间，大家情绪都挺应激的，我当时写文章就特别想强调：真的要允许自己——有时候忍不住想要全力投入、奋力去做，这没问题;但也要允许自己“行动不起来”。大家对自己的包容实在太少了。甚至探索正念、瑜伽这些东西，有些人也会自我苛责，觉得“不该这样”，咨询也不允许，这也不允许，那也不允许——这种心态本身就很有压迫感。

前面是个人层面的两点，第三点可以落到组织和社群层面：组织或社群确实需要专门留出时间和空间，去做一些“感受性、关系性”的社群工作。比如有人参加过有趣的工作坊，就可以带着大家一起玩;或者搞个简单的团建，只是一起出去玩——这些小事就能创造价值，不一定需要多精巧的设计。有人能慢慢把这种氛围建立起来很好，但不用追求“专业主义”，没必要搞得太复杂。核心就是：除了讨论事情、学习、做事，我们能不能一起做点别的?就这么简单。

状态好的人，可以主动试着创造一个有温度的空间

当然像很多人会反馈的，即便这么说，可能在同温层里还是会有很多不包容的声音，觉得这个事情不允许、那个事情也不允许，好像做了就是和某种主流意识形态妥协，被收编之类的……说真的，我觉得左翼话语里其实藏着不少父权制的东西，这和一些关系主义、女权主义的理念其实挺抵触的。如果大家喜欢读书，我觉得可以多看看偏关系性的文献，用这些内容来抵消左翼话语里的这种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有些道理光说没用，还是要靠体验。有时候我们会陷入一种自我苛责：“我怎么对自己这么多不允许?怎么把自己逼得这么紧?” 越想越容易钻进死胡同。所以你说靠讲道理、靠自我暗示来改变，其实挺难的。关键是要去“经验更多的允许”——人就是这样，被别人允许过，才会慢慢学会允许自己。

这又回到了之前那个吊诡的问题：得有滋养性的空间，才能培养出这种“允许”的能力。从策略层面说，我觉得状态好的人，可以主动站出来做一些滋养性的事，创造一个有温度的关系空间。每个人的耐受度不一样，比如有人对冲突特别敏感，有人却能承受冲突——后者在矛盾发生时，或许可以多站出来一些。每个人的“触发点”不同，擅长的领域也不同，我们其实可以相互支持。

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得了解自己、也了解彼此，就像调配资源一样。这让我想到中医配药的“君臣佐使”概念：不同的事情上，有人主导、有人辅助;面对不同的问题和场景，需要站出来引领的人也不一样。人多的时候，我们更要建立起这种相互认知。比如分配任务时，大家自然会知道谁擅长写文章、谁擅长联络沟通，这些都很清晰，但其他方面的特质我们可能没太关注——其实这些也一样能发挥作用，我们有能力做好的。

面对行动和希望，我们有时需要相信这种“未经检验的可行性”

我觉得“要行动”不是一种强迫，而是我们的本能需要。你自己都对现状满是不满了，怎么可能不行动?什么都不做的话，根本没法和自己自洽，会陷入认知失调。所以路径只有两条：要么别想了，放弃这些思考，屈从于现实;要么你真有这份信念，就必须行动。但行动不一定得带着强迫感和高压——我以前很喜欢用战争隐喻，现在不太用了，但核心意思是：有人在一线冲锋，有人在后方支援，有人做情报工作，每个人的位置本来就不同，你要允许自己站在舒服的位置上。也要允许自己有不同的行动强度。

你看马克思能做那么多事，是有人资助他啊。你有人资助吗?你是不是得自己挣钱?挣钱是不是要花时间?有的人有社会文化资本，能轻松赚更多钱;你没那么多资本，赚得少，就得花更多时间甚至更辛苦才能养活自己，哪还有精力搞各种行动?还有人就是对生活条件比较敏感，没法完全放弃便利的生活，做不到一个人窝在村子里还乐呵呵的。我想说的是，至少你要允许自己：“我现在就是没办法克服这些，我目前能做到的就是这个程度。”

换句话说，有批判意识的人，总会有不安、不适和行动的冲动，行动就是这些情绪的出口，是我们的需要，没行动就没法排解。但行动不一定得时刻拼尽全力，也不一定得在特定位置、用特定形式去做。现在没有标准路径可遵循，也没有“最佳实践”让所有人把资源都投过去，所以需要不同的人在不同位置探索，这样才能慢慢创造新的可能性。

弗雷勒有个概念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没细读他的上下文，是读论文时看到的，叫“未经检验的可行性”。面对行动和希望，我们有时需要相信这种“未经检验的可行性”：有些事没人做过，在当下的条件下也没人试过行不行，我们面对的始终是这种未知。这时候就需要抱着热切的希望去尝试：“我来看看它到底可不可行。” 这个过程确实磨人，但如果有一群人说“这事儿好像不错，我们一起试试，做不成再换路”，就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