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既有的研究中，《资本论》第二卷常被当作‘乏味’‘枯燥’‘艰涩’的文本而远未获得与其他各卷相称的关注度。”(埃德·乔治，2025)对一般的读者而言，阅读第二卷的困难在于如何理解“劳动异化矛盾”向“新陈代谢矛盾”的运动过渡。一般人总看不到矛盾的秩序这一层，对《资本论》结构方法既看不懂，也读不透。个中缘由：一是对马克思所言呈现在面前的《资本论》整体结构“好像是先验的”做唯知的建构解读，二是缺乏对“价值形式之旅”的深层领悟，乃至根本忽略矛盾读法的构境艺术。价值形式既是处在历史中和作为道路规定的“幽灵的对象性”(价值关系)，也是“系统肉身”(处在商品体内的价值实体)，同时还是“物象的社会形式”(处于交换场域和作为交换价值的价格形式)。

只有矛盾读法才能抓住“主体辩证法”，才能真正贯彻唯物辩证法的总读法规定。那么，何谓矛盾读法呢?以历史为根基、为依据，读出“矛盾”，读出“规律”，乃是与知识读法相对而言的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工作方法。说到底，这一读法旨在解决历史观、辩证法乃至历史和逻辑的“如何统一”的根本议题。

(二)

《商品》整体揭示了品形式矛盾(物统治)的普遍规定与特殊规定，据此揭示出“异化劳动的普遍秩序性”(见图1)。为此作为独立写作的历史条目，《商品》必定是《资本论》结构伸展的地基。其四节内容的设计依据是对象思维学，从而具有“绝句艺术”。在工具表征意义上，商品起点被直接视为“逻辑起点”，因其内在关联着全部的隐身活动及“隐”和“显”的内部关系结构。但是，如果将原始积累过程作为一部完整的“资本前史”看待，那么，商品对象的矛盾两因素必定是它所影射的主体矛盾规定性——劳动异化矛盾，从封建宗法母体中孕育产生并得到历史发展的整体过程。以此观之，劳动价值论必定是唯物史观的工具：既影射“史路”(作为历史道路连线)，也作为对“矛盾廻環之路”(隐者—显者)的工具表征。一言以蔽之，《资本论》与《商品》乃是“矛盾学的同构”。

“《资本论》第二卷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犹如一只‘丑小鸭’。恩格斯在为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做最后润色时，对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Friedrich Adolph Sorge)说道，‘这一卷定会使人大失所望’，因为它‘是纯学术性的，很少鼓动性的材料’。如果说《资本论》第一卷的阅读量是最广泛的，那么《资本论》第二卷即便在专家眼中也始终保持着某种神秘性。”“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将其定性为：不仅是一部‘天书’，更是一部被遗忘的著作。“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更是直言：其‘相当乏味(或许这已经是保守的说法)’。”(埃德·乔治，2025)这些说法显然支持了知识读法，而非矛盾读法。运用《矛盾论》解析“《资本论》原理”，则矛盾原理向知识原理的转化和落实之谜不过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路线斗争在经济领域的具体化。这样需要恰当地引入建立在图2中的归纳和分析。

(三)

离开价值实体，价值形态难以自动实现自我本质的历史演化，难以有结构的运动进阶：例如从货币转为资本——尽管价值形式运动本身酝酿着矛盾的生成性。就像在雇佣工资作为价值形式，是不能独自存在和运转的，它的矛盾根是算法工资。只有在算法工资完成了向“阶级工资”的运动转化之后，雇佣工资才作为劳动力价值的一定转化形态而社会实存。这表明：在思维形式上，单单是抽象，无法实现矛盾与知识的思维学合璧，无法解决价值过程、新陈代谢过程、镜像过程、认识过程之间的运动衔接问题，反而引发价值形态“知识之谜”。

“第二卷的最终结论奠基于‘社会总资本’这一范畴或概念之上，它是第一部分中呈现的单个资本循环交互集合的表现形式。如果说《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确立了资本自身从‘个别’到‘特殊’的逻辑转换，那么社会总资本(即‘普遍’范畴)的出现是如何在这一运动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就让人难以理解了。”(埃德·乔治，2025)人们不了解：“第二卷不局限于‘供求一致’的假设，而是对资本内在矛盾开展‘纯粹化分析’。在这当中，循环、流通、再生产、总资本毋宁说是同一组的结构失序概念，用以甄别危机范畴的各个不同运动侧面，统一资本危机运动秩序。”(许光伟，2025)

再者，“需要明确的是，《资本论》第二卷的核心并非如经常被误解的那样，是将第一卷分析的‘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运动’与第二卷‘资本在流通领域(市场)中的运动’对立起来。事实上，马克思所说的‘流通过程’指的是资本先后经历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的整体且连续的运动。在这个意义上，第二卷不仅不与第一卷形成对立，反而将第一卷的内容纳入了其分析框架。”继而，“至于学界有时未能正确认识到第二卷是对资本整体运动的阐述，这种误解在某种程度上源于恩格斯对马克思为《资本论》第三卷拟定的副标题的改动——马克思原稿中第三卷的副标题是‘总过程的各种形态’，而恩格斯将其改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恩格斯的修改欠妥，因为它强化了人们对三卷本结构的错误认知：第一卷讨论‘生产’，第二卷讨论‘(市场层面的)流通’，第三卷则是对第一卷和第二卷的综合。”“因此，《资本论》第二卷的理论运动轨迹——用现代术语可被理解为从‘微观经济’向‘宏观经济’的‘加总’——似乎与第一、三卷的理论线索平行展开，而未被有机整合在一起。”(埃德·乔治，2025)毋庸置疑，人们同样不了解：“总资本是结构秩序的‘化身’;于是在第二卷，资本积累认识定格为危机主体范畴，锁住‘价值论’向‘危机论’结构进阶的历史秩序……‘价值形式统治场’这一统治工具应用于描述价值形式作为结构性力量，在代谢—循环—流通的运动链条中据以支配和中介资本主义生产循环的内在矛盾。”“可见，对社会总资本决不能满足于知识读法，而必须对其执行矛盾读法。”“为澄清‘总资本’这个危机秩序事实，需要将‘资本循环’引入体系危机的考察对象域，予以重新定义。‘总资本’实则也是‘资本循环’：社会资本的新陈代谢秩序及全体资本的循环运动(秩序)总和。”(许光伟，2025)

(四)

理解的重要节点还是在于：需要及时澄清《资本论》体系学的矛盾论性质。《资本论》结构的方法在于“历史构境法与科学抽象法的统一”。科学抽象法本身是历史构境法的艺术落成：一者从矛盾出发，一者从认识出发;两者内在呼应——实现行的辩证法向知的辩证法的规定性过渡，严格锁定矛盾→认识→知识→概念的唯物史观认知程序。这样，《资本论》所把握的对象既是历史对象，也是实践对象，同时还是思维和逻辑上的“批判的认识对象”，从中产生革命的范畴学。

从锁定物质生产的矛盾对象到锁定物质生产的认识对象：历史构境法(矛盾普遍性→矛盾特殊性的运动之旅)针对矛盾“一辟到底”工作路线，组装对象是唯物史观的主体范畴(矛盾一般=规律的方法)。在《资本论》中，与之契合的科学抽象法——作为政治经济学特殊的学科方法——直接指向经济范畴(矛盾特殊=范畴的方法)，依照马克思的说法，组装对象乃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从物质生产之经济的社会形态固有认知属性看，唯物史观知识生产的路径必定是“历史构境法→科学抽象法”。

一方面，构境总是历史的、主体的——这是形成范畴的决定性方面，另一方面，科学抽象总是基于矛盾特殊这一具象的历史具体前提进行，于是“构境—抽象”成为唯物史观范畴的总根据。有了历史构境法，于是可以彰明《资本论》的这一体系特征：各种资本的矛盾规定性集于“产业资本”一身，汇总为第二卷的矛盾特殊性系统(如图3所示)。

总之，《资本论》矛盾的读法是普遍规定与特殊规定的统一，是矛盾论、实践论与认识论的统一。因应劳动矛盾向资本矛盾的历史展开，《资本的生产过程》以“历史形态的生产资本”为书写对象。为此，商品生产形式被确定为生产资本的历史书写前提，在这个基础上才引出对“生产资本(资本的生产形式)→产业资本(资本的流通形式)→社会资本(资本的分配形式)”运动链条的系统书写和经济书写。据此引出全体资本的矛盾特殊性系统构造。产业资本成为“系统占有者”，相应引出危机的隐秘结构。《资本论》第二卷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不是一只丑小鸭，而是关于危机秩序原理历史构境的重要一环——甚至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这样有了对价值形态“知识之谜”的破解，有了对《资本的流通过程》“结构之谜”的唯物史观方案解决。

【附录：文章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