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A.J.A. Woods

翻译：赵丁琪

2021年12月，“文化马克思主义”一词被收录进《牛津英语词典》。牛津词典称，这一说法有着阴暗且充满争议的过往。其词源据称可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纳粹宣传话语，有记载的首个英文用例出现在1938年英国法西斯联盟的一本杂志上。尽管出身污名化的语境，这一概念近年来却热度暴涨。大学校园、城市街头随处可见各式贴纸，呼吁路人“粉碎文化马克思主义”。美国政界共和党要人，如得克萨斯州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纷纷著书立说，将美国社会的衰落归咎于文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等拉美国家领导人，誓言要清除政府内部这一左翼祸源。英国保守党议员宣称，文化马克思主义者正在“摧残”儿童心灵、“扼杀”言论自由。就连全球首富、科技大亨且立场亲近特朗普的埃隆・马斯克，也公开对维基百科词条将“文化马克思主义”定性为“阴谋论”表示不满。如今，这个流行标签已然成为当代右翼话语体系中的固定表述——但它究竟意指什么?

所谓“文化马克思主义”，或称“文化马克思主义阴谋论”，是政治右翼用以解释过去六十年西方社会文化剧变的一套说辞。该理论声称，以法兰克福学派(社会研究所)为代表的一批德国思想家，炮制出多元文化主义、女性主义、环保主义等意识形态，蓄意瓦解西方文明。西奥多・阿多诺、赫伯特・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逃离纳粹德国后移居美国，将自身思想成功渗透进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20世纪后期，受其思想熏陶的追随者践行“漫长的制度长征”(该表述由德国新左翼活动家鲁迪・杜施克创造)，在教育、媒体、政府、宗教机构中大肆宣扬文化马克思主义。近年来，右翼活动人士与保守派评论员又借这套理论，解读“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兴起、性少数群体社会可见度的提升以及全球气候治理行动等社会现象。即便是在美国之外，保守势力也掀起“文化战争”，试图守护本土社会免受这一所谓威胁的侵蚀。

这套文化马克思主义，究竟何为“文化”?文化变迁又何以被贴上“马克思主义”标签?保守派批评者臆断，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制定了一套全新的共产主义颠覆策略：不再组建先锋政党、夺取工厂生产资料，转而渗透资产阶级社会的文化机器，从内部瓦解西方资本主义。一旦掌控文化权力枢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便一味迎合黑人群体、性少数群体、女性主义者等少数群体的激进诉求，拆解白人主流族群积淀的文明传统。在他们的叙事里，法兰克福学派妄图借这套策略，让马克思主义平等主义乌托邦从西方文明的废墟中应运而生。艺术史学家斯文・吕蒂肯指出，这套另类思想史依托的文化理论，混杂了保守本质主义与刻板的上层建筑决定论。

在右翼的认知框架中，文化天然承载着本土民众的固有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凝聚国民、构建和谐共同体，消解社会对立与身份差异。但这种文化本质主义根本无法解释20世纪60年代以来剧烈的社会变革，因为它将少数群体的从属地位视作天经地义，甚至赋予道德正当性。于是保守派只能得出结论：一股外部势力掌控了文化生产机制，蓄意摧毁西方文明。为求自保，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主张通过立法改革、生活方式重塑乃至极端暴力手段，清除公共生活中所有“政治正确”与“觉醒思潮”的痕迹。在这套全球叙事版本中，法兰克福学派及其追随者被赋予近乎魔幻的行动能力，足以冲破一切社会矛盾与制衡力量。

诚然，无人能否认法兰克福学派真实的历史存在与学术价值。1923年，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成立，成为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重要阵地。该学派思想家融合黑格尔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创立了一套名为批判理论的社会批判范式。其研究深刻剖析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特质、法西斯宣传运作逻辑，以及艺术与文化的商品化进程。20世纪30年代，大批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逃离纳粹政权，远赴美国获得教职与研究席位。60年代，马尔库塞积极声援学生抗议运动，被美国媒体冠以“新左翼精神导师”之名。学派后辈中，不少人跻身主流学界，亦有安杰拉・戴维斯、艾比・霍夫曼等成长为左翼核心活动家。直至202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仍在不断再版、被持续研读。

但本书并非社会研究所的学术史梳理，也不探讨特伦特・施罗耶、丹尼斯・德沃金、道格拉斯・凯尔纳等学者在学术语境下对“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用，更不涉及保罗・戈特弗里德、克里斯托弗・拉奇、罗杰・斯克鲁顿等保守派学者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学术批判。本书聚焦另一类话语：那些将西方文明衰落全然归咎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论调，并试图破解一系列关键理论谜题：为何这套文化衰败叙事死死绑定一众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它何以持续蛊惑、煽动右翼反动势力?所谓“文化马克思主义阴谋论”，其思想谱系究竟如何演变生成?

已有不少学者尝试解答上述问题，他们认为“文化马克思主义”不过是犹太布尔什维主义“文化布尔什维主义”等传统反犹阴谋论的现代变体。“犹太布尔什维主义”鼓吹共产主义本质是犹太人的阴谋算计，信奉此说者援引《锡安长老议定书》这份伪造阴谋文本，将俄国及其他地区的共产主义革命，描绘成犹太人密谋摧毁基督教文明的开局之举。与犹太布尔什维主义一脉相承，两次世界大战间期纳粹宣传炮制的“文化布尔什维主义”，同样指控犹太人蓄意破坏欧洲文明。这一概念源自希特勒《我的奋斗》中的种族与文化论述，以及纳粹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种族美学”思想，将现代主义文艺、所谓“堕落艺术”定性为犹太共产主义颠覆的工具。

不得不承认，这些旧式阴谋论调与当代“文化马克思主义”存在令人不安的相似关联。1938年英国法西斯联盟直接将德语“文化布尔什维主义”译作“文化马克思主义”，只是这一早期用法在90年代该词被重新炮制时，早已被世人遗忘。当代极右翼活动人士与作家刻意强调法兰克福学派多名学者拥有犹太血统，暗示其天生带有败坏主流文化的思想基因。更具佐证意味的是，法西斯网络百科“元百科”曾设立文化马克思主义词条，直接将其与文化布尔什维主义视作同义概念。

但若就此断言“文化马克思主义”只是旧式阴谋论的换皮复刻，则有违历史事实。这种论调预设犹太布尔什维主义、文化布尔什维主义与文化马克思主义本质完全同质，仿佛三者拥有一种先于历史具象形态的超验内核，无视各思潮独特的演变轨迹，进而笼统将所有右翼政治思潮混为一谈。早在被新纳粹话语收编、沦为文化布尔什维主义同义词之前，“文化马克思主义”及其关联的法兰克福学派阴谋叙事，就已拥有自身曲折独特的发展脉络。简单将新旧阴谋论做类比，根本无法厘清这一复杂话语的完整历史。唯有跳出这种刻板类比，才能真正理解所谓文化马克思主义阴谋论的独特生成史。

切入这段历史之前，我们必须先对自身使用的术语展开批判性反思。从诸多层面来看，“文化马克思主义阴谋论”这一表述本身充满误导性，是毫无助益的抽象概括。媒介理论家杰克・布拉蒂奇在其2008年著作《阴谋恐慌：政治理性与大众文化》中，探究了特定思想被贴上“阴谋论”标签的底层逻辑。他依托米歇尔・福柯的理论指出：阴谋论的界定，不只取决于文本字面的固有属性，更由其在“真理体制”中的话语位置所决定。

所谓真理体制，主导着话语规则、社会建制与权力机构，垄断“真理话语”的生产与传播。福柯提出这一概念，初衷是为了剖析围绕“真理地位”及其经济、政治功能展开的权力博弈。福柯式研究路径并不执着于求证或驳斥某一阴谋论的具体事实，而是引导我们追问：是何种规范与机制，划定了正统学术研究与阴谋荒诞言论的边界?

布拉蒂奇提出阴谋恐慌话语概念，用以指代将某种思想刻意定性为阴谋论的整套话语操作模式。这套话语刻意割裂正统知识生产与偏执叙事建构的边界，其践行者多为具备公信力的知识精英——专业记者、高校学者等，身处当下真理体制的权力高位。他们负责甄别各类“阴谋论”，将其定义为侵蚀主流社会共识的思想毒瘤。布拉蒂奇指出，这套定性操作并非独立于阴谋论之外，反而建构了阴谋论本身。

换言之，在被阴谋恐慌话语抓取、归类定性之前，所谓“阴谋论”根本无法成为一个清晰可辨的认知对象。“阴谋论”从来不是自带固定内在结构的客观实体，而是真理体制赋予的一种话语标签与身份定位。

对于有志梳理所谓“阴谋论”思想史的研究者而言，布拉蒂奇的观点抛出了严峻的理论难题。阴谋恐慌话语如同一套筛选机制，将形形色色的观点与叙事剥离原生历史语境，笼统归入某一阴谋论名下;同时预设所有持论者都是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偏执阴谋论信徒，无视其作为政治行动者拥有不同权力地位、社会合法性与现实影响力的客观事实。倘若跳出阴谋恐慌话语的惯性思维，我们该如何重新审视那些被草率贴上阴谋论标签的思想?现有关于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叙事，又遗漏了哪些关键维度?

本书将论证：根本不存在单一固化的“文化马克思主义阴谋论”。正如学者约翰・E.理查森所言，文化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话语幻境，其内涵会随修辞语境、政治立场与使用场景不断流变。因此，更恰当的研究视角是复数形态的诸种文化马克思主义。

阴谋恐慌话语习惯于从外部视角居高临下地判定何为阴谋论，而本书则以拼接式历史叙事，将不同形态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置于具体历史语境中深度还原。笔者认为，诸种文化马克思主义并非千篇一律的通用阴谋论，而是一套不断流变的叙事要素组合，在不同政治语境中承载着迥异内涵与现实功能。这一研究视角，有助于厘清右翼学者与活动人士如何改造早期文化马克思主义叙事，适配新兴受众、应对全新政治挑战。

本书采用局势分析法作为语境化研究方法。局势分析法源自对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的理论阐释，英国文化研究先驱斯图亚特・霍尔等人借葛兰西思想，构建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用以剖析特定历史时刻政治、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复杂关联。马克思诸多核心概念(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偏向高度抽象层面，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运行规律;而局势分析法立足具体历史具象维度，考察资本主义发展特定阶段的社会现实条件。

所谓“局势”，既不等同于某一历史时期(如维多利亚时代)，也非宏大历史纪元(如封建时代)，而是不同社会力量、政治派系汇聚博弈，重塑意识形态斗争场域的关键历史节点。局势分析法的核心根基，是葛兰西对有机性与局势性的二元区分。

有机性指向社会形态中相对稳固、长期存续的结构性特征：维系社会日常运转的既定关系与固有秩序，包括劳资关系、经济基础、政治建制、文化规范、法律体系等。这类要素稳定性极强，不会因短期政治风波、市场波动而消解。简言之，有机性即既定社会现状与稳态秩序。

局势性则是既定秩序遭遇危机时开启的斗争场域。有机危机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与危机本性的集中爆发，它打破社会常态运行逻辑，冲击既有行为范式与传统认知观念。霸权势力介入局势场域，力图维系现有秩序、化解体系危机：或是出台政策缓解社会矛盾，或是强化治安管控平息动荡，或是推行公共财政紧缩平衡预算，甚至通过妥协让步、组建政治联盟重构社会力量平衡。而边缘反对派、左翼进步运动亦可借局势危机窗口，提出自身的危机解决方案。正如葛兰西所言，这类抗争行动的成效，取决于其思想说服力，以及能否重构原有社会力量格局。

局势性维度，涵盖所有重构力量平衡、重塑霸权秩序、稳定动荡社会格局的各类政治尝试与话语实践。

如何运用局势分析法解读诸种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生成史?首先必须明确：这类阴谋叙事绝非凭空臆造，而是诞生于具体局势斗争的现实熔炉，为特定政治势力承担意识形态功能——向民众阐释危机成因，游说大众认同其构想的理想社会图景。局势分析法能够还原这类思想兴起与社会动员的历史场域，厘清特定政治势力的理念建构逻辑，及其聚焦社会议题、发起思想论战的深层动因，同时提供过往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欠缺的具象化分析维度。

诚然，本书无法开展全景式的完备局势分析。文化理论家约翰・克拉克曾指出，局势研究需要集体协作的思辨与书写，单一研究者难以穷尽构成某一历史局势的多元力量、社会压力、思想趋向、利益张力、阶层对立与内在矛盾。尽管本书深度承袭局势分析的经典理论传统，但对具体历史局势的解读仍难免片面、留有探讨空间。笔者仅借局势分析的思维范式，阐释诸种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得以生成、传播的历史可能性，并严格设定研究的时间与地理边界。秉持局势分析开放共建的学术精神，笔者亦期待后续研究者能够拓展、深化、补正本书的观点与阐释——毕竟，诸种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演化叙事，远未落幕。

研究从何处切入?笔者认同文化布尔什维主义与当代文化马克思主义存在思想承袭，但并不认为叙事起点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笔者看来，20世纪60年代才是最合适的分析开端。若脱离60年代多重社会思潮交织、政治阵营重组的历史背景，便无法真正理解诸种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生成逻辑。我们也不能将60年代简单固化为1968年五月风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等标志性文化符号。学界如今普遍共识：60年代是跨度漫长、辐射全球的历史阶段，时间跨度大致可界定为1955至1974年。这一历史局势催生了革命浪潮、异见思潮与反主流文化运动，同时也催生强势保守政治力量，竭力维护既有社会种族等级秩序、压制反叛思潮、捍卫传统支配与剥削模式。正如塔玛拉・查普林与亚德维加・E.派珀・穆尼所言，60年代是一座全球熔炉：围绕种族、性别、阶级、性取向、代际的政治抗争与社会运动，与新技术变革、大众传媒崛起、商业市场扩张形成激烈碰撞。

文化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经典论文《划分60年代》中提出，后世所称的60年代思潮，其源头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非洲的民族解放与去殖民化斗争。加纳独立、阿尔及利亚战争等全球南方重大事件，掀起长达近二十年的抗争浪潮，撼动战后全球秩序根基。欧美激进左翼深受全球反帝革命运动感召，研读弗朗茨・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毛泽东《毛主席语录》、切・格瓦拉《游击战》等著作。美国新左翼学生走上街头、举办宣讲会、占领校园建筑，抗议政府在越南、柬埔寨、老挝的军事干涉。这场充满内在分歧与矛盾的全球性60年代反叛运动，让世人萌生一种愿景：全球边缘群体、少数族群已然站在不可阻挡的世界革命前沿，西方文明独霸天下的时代行将终结。

60年代，种族、性别、性取向等全新社会政治身份范畴蓬勃兴起，传统以阶级为核心的抗争模式日渐丧失激进效力。1947年《塔夫脱-哈特莱法案》颁布，加之美国劳工联合会与产业工会联合会合并，彻底驯化美国劳工运动，将工会纳入冷战反共共识体系。东欧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反抗官僚集权共产主义的起义抗争，倒逼左翼思潮探索非斯大林主义、反威权主义的全新道路。全新政治实践范式不断被探索、完善。第二波女性主义普及的“个人即政治”口号，打通个体生活体验与宏观压迫结构的内在关联;黑人权力运动、女性解放运动、性少数平权运动催生活力四射的身份政治思潮，既尖锐批判现有社会秩序，又大胆勾勒解放未来的理想图景，揭露战后资本主义既定秩序背后的社会排斥、阶层压迫与人身束缚。

在美国，这类社会运动推动高校设立女性研究、黑人研究、族群研究专业，种族、性别、性取向身份被确立为知识生产的认知根基，衍生出剖析权力压迫多重维度的全新学术范式。60年代之后数十年间，多国掀起社会文化变革浪潮：女性、少数族裔、性少数群体逐步争取公民权利，在公共领域获得更高社会可见度与话语权。尽管这种平等与包容始终带有局部性、内在矛盾性，却仍深刻推动社会生活自由化，颠覆传统等级秩序。

60年代最重大的变革之一，是文化范畴的急剧扩张。20世纪中叶，诸多发达国家从工业主导型生产模式，逐步转型为服务与信息业主导的后工业经济形态。在后工业经济崛起进程中，文化全面渗透日常生活核心场域。电影、电视、音乐、时尚、广告、报刊杂志等大众传媒，开始深度掌控日常生活节奏与社会价值走向。青少年群体规模持续壮大，成为新兴青年流行文化的忠实受众;这种以青年为核心的大众文化浪潮，甚至重塑了社会语言习惯、服饰风格与行为范式。

社会文化的剧烈变迁，促使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迎来文化转向。英国文化研究学者依托葛兰西理论资源，重新审视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逻辑。他们摒弃大众文化造就被动受众的传统认知，提出大众文化(尤其是青年亚文化)本身就是潜藏颠覆潜能的政治斗争场域。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官方意识形态决裂，左翼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各类激进社会运动，倡导大众化、平民化的文化政治实践。自此之后，文化议题日益成为政治论战的核心焦点。

但若将60年代单纯视作自由主义包容思潮与青年反叛运动的狂欢，则大错特错。右翼军事政变、新殖民经济政策、警察暴力镇压、国家全面监控……60年代充斥着强权手段，用以捍卫既有的权力格局与特权体系。各类右翼反动政治势力顺势入局这一历史局势场域，竭力守护所谓纯粹西方文明的固有等级秩序。这类势力亟需知识分子为之阐释所谓文化衰落的成因、凝聚支持者政治身份认同、勾勒保守主义复兴的价值愿景。而形形色色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叙事，正是诞生于这种抵制、逆转60年代以来社会变革的思想诉求之中。

厘清这类知识分子在右翼政治运动中的角色运作逻辑至关重要：我们该如何考察其思想功能与政治实践?何种理论能够阐释其应对文化变局的意识形态运作范式?笔者认为，重回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正是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

葛兰西《狱中札记》的核心主线之一，是对知识分子概念做出持续性的创新性重构。在写给妻妹塔季扬娜・舒赫特的书信中，葛兰西提出要突破世俗认知中仅聚焦精英学者的狭隘知识分子定义。他跳出抽象概念界定，转而考察不同类型知识分子的历史生成路径与现实政治功能。社会学家杰罗姆・卡拉贝尔将这一理论转向概括为：从规范性研究框架(探讨知识分子应当如何)转向分析性研究框架(剖析塑造不同群体知识分子政治意识与现实行动的社会条件与历史进程)。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从鲜活具体的社会实践、物质现实细节出发，提炼宏观历史运行规律。其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反复强调：学术圈层与知识群体的形成发展，绝非抽象民主语境下的自发进程，而是植根于具体历史传统与现实社会进程的产物。

本书承袭葛兰西的研究范式，论证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绝非刻板印象中的阴谋论信徒，也非泛化的普通知识分子;而是扎根特定阶级关系、政治力量格局与上层建筑建制，投身意识形态斗争的现实行动者。对每一种形态的文化马克思主义，都必须立足具体历史现实展开具象化研究。

本书并非线性梳理某一思想从起源到流变的时间叙事，而是致力于呈现哲学家维托里奥・莫菲诺所说的诸种时间性：一段充满迂回转折、思想断裂的复杂历史。本书梳理这条思想脉络如何具象化落地——既体现在偏执邪教领袖的思想言说中，也潜藏于保守派智库的政策研讨间，还流露在基督教右翼纪录片的叙事镜头里。全球各地反动政治势力为维系反平等、反民主、反正义的立场，不断拆解、重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叙事要素。若囿于个体心理偏执的单一解读视角，永远无法读懂这段复杂历史。唯有立足制度维度、局势维度、结构维度，才能真正阐释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生成与流变。

正如葛兰西所言：思想观念从来不是个体头脑自发萌生的产物，必有其生成中心、辐射圈层、传播路径与说服机制，并以现实政治形态落地生根。本书跳出个体思想者的单一视角，聚焦那些推动文化马克思主义走向大众、形成思潮的权力与知识中心。

本书无意驳斥、拆解诸种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各类论调。逐一反驳所有批判言论既无现实可能，也无学术价值。事实上，多数文化马克思主义叙事都夹杂着部分客观事实，譬如马尔库塞确实认可“漫长的制度长征”可作为60年代后新左翼的行动策略。但这些碎片化事实，极少被用于客观还原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影响力与当代社会现实，反而沦为抹黑特定群体、消解其社会话语权的政治工具。

这早已不是关于法兰克福学派思想遗产的学术分歧，而是一场关乎人类未来社会形态选择的价值博弈。右翼已然向所谓文化马克思主义宣战。唯有认清这些反动势力的话语逻辑与内在短板，我们才有希望抵御其思想攻击，为构建更美好的社会未来而抗争。

本文为《The Cultural Marxism Conspiracy Why the Right Blames the Frankfurt School fo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一书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