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推翻旧中国压在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毛泽东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其中极其重要的方面，是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改造。红军建立之初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就是为了纠正党内各种不正确的思想。《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明确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整风是马列主义在根据地大普及运动，也是毛泽东思想成熟阶段。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说：“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要我们**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延安整风使中共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三大作风。对待党内同志和群众的缺点错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延安整风是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

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党内干部：“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新中国建立后，保持中共在革命战争年代的青春活力，是保证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成功的关键。为此，一九五○年五月十三日毛泽东在《转发邓小平关于整风等情况报告的批语》中要求中央各分局和上海市委：“其中所说整风步骤，我们认为是正确的，请你们亦照此项步骤部署进行，即先整县委书记以上，再整广大干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

一九五三年一月五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中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就我们党政组织的领导任务和领导方法来说，这是交代工作任务与交代政策界限、交代工作作风没有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即没有和工作任务一道，同时将政策界限和工作作风反复地指示给中下级干部的问题。这是对各级干部特别是对县、区、乡三级干部没有审查，或者审查工作做得不好的问题。这是对县、区、乡三级尚未开展整党工作，尚未在整党中开展反命令主义和清除违法乱纪分子的斗争的问题。这是在我们专区以上的高级机关工作人员中至今还存在着不了解和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和不关心基层组织情况这样一种官僚主义，尚未向它开展斗争和加以肃清的问题。如果我们的领导任务有所加强，我们的领导方法有所改进，则危害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就可以逐步减少，就可以使我们的许多党政组织较早地远离国民党作风。而混在我们党政组织中的许多坏人就可以早日清除，目前存在的许多坏事就可以早日消灭。因此请你们仿照山东办法在一九五三年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

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国**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第六点,戒“左”戒右。有人说,“‘左’比右好”,许多同志都这么说。其实,也有许多人在心里说,“右比‘左’好”,但不讲出来,只有诚实的人才讲出来。有这么两种意见。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我们党内不但有喜欢“左”的，也有不少喜欢右的，或者中间偏右,都是不好的。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在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在中国**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国**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关于整风。整风就是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这一次整风，主要是要批评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一个是主观主义，一个是官僚主义，还有一个是宗派主义。这次整风的方法同抗日时期的整风一样，就是先研究一些文件，每个人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缺点和错误的方面，发扬优点和正确的方面。在整风中间，一方面要严肃认真，对于错误和缺点，一定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纠正;另一方面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采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是工业和农业建设，提出全党要加强各级党委的建设，要以整风来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与作风，特别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因此，《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体现了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工业和农业建设是经济建设的中心，商业、金融业、服务业都是为这个中心服务的。任何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都不能偏离这个中心。毛泽东是第一个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领导人。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讲话中说：“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六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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