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新时期群众路线实践的社会路径——基于村庄社会基础的分析》有幸发表于《开放时代》2026年第2期。受编辑部之邀，我再来谈谈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和“未尽之言”。拙文是关于群众路线实践的社会学研究，群众路线是理解中国政治制度的标识性概念，把群众路线这样一个“高大上”的议题放在村庄社会场景中来研究，这与我个人社会学的学科背景和田野调查经历有关。这些年我聚焦乡村治理，这是一个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都涉及的交叉领域。同时，我一直关注乡村社会基础秩序这一主题。客观而言，在两个研究方向上同时用力难免影响学术研究的聚焦度，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有助于保持一种在交叉地带的穿梭感，可能迸发出意想不到的学术灵感。拙文关于群众路线的社会学研究，可谓上述学术研究路径积累的自然而然的产物。

一、为什么研究群众路线

这篇文章的问题意识源于个人在乡村治理研究中的长期积累。对于群众路线的关注，最早可追溯至我读博期间。当时我在全国不同地方开展驻村田野调研，发现村组干部口中时常挂在嘴边的词是“做工作”。至于怎么才能做好工作，主要有两种路径：一是植根于乡村社会人情、面子、关系等形成的“土办法”，二是“开会”，包括群众会、代表会等，这其实是一种“组织工作”，尤其是偶尔遇到的一些长期在村庄任职的老干部，讲起做工作的心得，那是娓娓道来，令人印象深刻。

后来，我的田野场景逐渐从村庄扩展到县乡，和乡镇干部打交道越来越多，发现乡镇干部也常常把“做工作”之类的话挂在嘴边，一个年轻人能否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乡镇干部，关键是能否在摸爬滚打过程中锻炼出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可见，如果视野下沉到乡村治理场景中，群众路线的实践几乎始终在场，它已经镌刻在乡村治理的一线场景，是一种既定的社会事实，集中体现在基层干部“做工作”的话语中。

田野调研中的这些话语和现象是朴素的，但它们可以持续发酵，激发我对于群众路线的社会学想象力。回到这些经验场景中，所谓“做工作”，字面意思其实是做群众的思想工作，要设身处地地站在群众的角度教育群众，动员群众，使群众成为乡村治理的主体。因此，在基层，群众路线实践常常呈现灵活多样的形态，拓展了乡村治理的制度空间。

事实上，乡村治理是一个可以充分调动社会学想象力的研究领域，乡村治理既要面对日益制度化的国家治理体制，又要面对复杂的乡村社会。而且，当下一个突出的现实情况是，一方面国家治理体制不断向基层社会扩展，另一方面随着乡村社会变迁与结构重组，乡村社会出现大量的问题，这就需要国家的适当介入。如此一来，随着体制与基层社会走向深度交互，研究视野具有双向拓展的可能：一是向上，从村到乡和县，逐渐纳入更完整的制度视角，二是向下，逐渐深入乡村社会的内在肌理，如从村庄到家庭，从生产到生活、从结构化的伦理规范到弥散化的情感实践，不断贴近乡村治理实践的脉搏。这两个方向为乡村治理研究视野的转换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在这个意义上，关于群众路线的研究可能有意无意地契合了我“两头并进”的学术研究路径。群众路线是中国**的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它是中国党政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群众处于社会中，群众路线从来不是要束缚于体制之内，而是要迈向社会、深入社会。可见，群众路线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延展性，可以突破科层体制扩展的限度，因而是国家与社会融合的桥梁。国家治理体制的科层化与群众路线实践之间因而是一种相反相成的关系。当前，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乡村社会的分化愈益明显，原本包裹着村庄的“结构”“规范”也趋于崩解，乡村社会秩序展现出脆弱、柔软的一面。对此，仅仅强调国家权力的制度化运作是不够的，后者过于刚性，可能超出乡村社会的承载能力，而群众路线实践，正是国家权力柔化的政治机制。

面对国家治理体制下沉和乡村社会变迁，群众路线在治理实践中的重要性越发凸显。扎根于乡村治理实践从根本上维系了群众路线的生命力，使之适应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之变化。拙文中，我之所以突出“社会路径”的重要性，意在揭示群众路线本身的调适能力。换言之，当分化的村庄社会本身面临着内聚力的不足，党群关系可以补位，充当村庄社会的粘合剂。沿着社会路径，群众路线实践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中国式社会建设的重要范式。

二、何以立足村庄社会基础？

作为一个政治概念，群众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在群众路线实践中，群众是需要具体分析的。群众处于社会中，群众路线如何深入群众，依赖于特定的路径。拙文的副标题是“基于村庄社会基础的分析”，意在说明，村庄是将群众具体化的重要场景，只有扎根于村庄的社会路径，才能使群众路线实践深入具体的群众。客观地说，开放和流动是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时代特征。从村庄内部来看，村庄分化与个体化趋势确实日益显著，村庄越来越难以自主生产价值和构建秩序，既然如此，直接打开大门，欢迎国家权力直接进入，不正好顺应治理现代化的转型大势?

然而，现实的情况显然没有这么简单。乡村社会变迁是一个渐进过程，既然如此，就不能将乡村秩序置于从“内生”向“外生”的转变过程。在长期的驻村调查中，我发现村庄中那些外显的，有力的秩序因素日渐式微，但它留下的不是“空无”，而是“紊乱”和“失调”，是村庄中积淀的社会底蕴因缺乏有效引导而呈现的无序表达。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面子竞争，过去的面子竞争围绕“做人之道”，竞争的动力指向村庄整合，随着村庄变迁中原有规范逐步弱化，面子竞争常常不是消失，而是表现出短期化和功利化的特点，竞争动力可能撕裂村庄。

其实，拙文还没有展开分析的是，中国地域广阔，各地因自然地理条件、村庄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等差异，村庄社会存在着比较显著的差异。置身于不同村庄的群众自然也存在差异。群众路线实践的社会路径，需要面对这种差异。

可见，村庄不仅是一个自然地理空间，而且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积淀了深厚的社会文化底蕴。从社会学的视角看，这些底蕴依然是具有生命力的，并透过村庄社会动力表达出来。因此，立足村庄社会基础，才能在村庄的微观场景中把握社会动力的脉搏，并摸清村庄动力机制调控的切口和方式，而群众路线实践具备这种敏感性和灵活性，能够以巧妙的动员方式将紊乱、失控的村庄社会动力导入一种“内外共生”的秩序形态。

从这个意义来看，在流动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村庄依然是有效治理的基本单元。其中的关键在于，研究者能否突破乡土社会的秩序想象，正视国家调控村庄内部动力进而重建村庄社会秩序的可能。兼具社会属性和制度属性的村庄是具有这种承载能力的。这其实意味着将村庄作为方法，通过村庄切入乡村治理的复杂脉络，并经由村庄中的社会动力调控达致一种秩序平衡。在这个过程中，群众可以在村庄社会场景中找回自己的主体性，这是当下甚至未来一段时间乡村善治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