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尽量避免同某一个或几个重要的党、政、军负责人发展超出同志和战友关系的私人情谊。同志关系是同志关系，尽量避免在同志关系上夹杂过于浓厚的个人感情，坚持涵纳百川，不择细流。

比如和周恩来，合作共事几十年，甚至毛泽东的衣食住行无时无刻不得到周恩来的直接关心和照料，毛泽东住的房间也多数是周恩来选择的;战争时代和非常时期，毛泽东要走的路，周恩来常要先走一段看看是否安全;毛泽东吃的饭，周恩来时时要过问，他们的情谊应该是非常浓厚了。每当关键时刻，毛泽东都信任地将大权交给周恩来。但是，即便对周恩来，毛泽东也从未说过一句超出同志关系的私人感情的话。

对于党内同志，毛泽东一般情况下不搞送往迎来之类的礼节。

他有躺在床上办公的习惯。有时，党、政、军的主要领导同志来请示汇报工作，他并不起身，继续批阅文件。有时批了几份文件，才作个手势：“坐么，坐下说。”如果他是坐在沙发上，党内同志来了他也基本上不站起来，作个手势让同志们坐，坐下后有什么事就说什么事，闲话不多。即便对于较长时间没见过面的老同志，毛泽东也只是起身迎送握手，一般不迈出门槛，除非客人来时他本来是站在屋子外，否则是不出屋的。

这种情况与中共的历史和形势不无关系。长期的武装斗争，各解放区彼此隔绝，不得不各自独立作战，求生存求发展，“山头”不少，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作为全党的领袖，自己不该有亲疏，也不能让其他同志觉得有亲疏，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他在党内同志中没有过多的私交。

彭德怀、陈毅是两个例外。

彭德怀与毛泽东相交，带有浓厚的朋友气息，说话举止随便。转战陕北的时候，全党已经都叫“毛主席”了，唯独彭德怀还直呼“老毛”，他大概是党内改口最晚的一位。他与毛泽东谈话常常手势翻飞，声震屋宇，打机关枪一样。毛泽东也是谈兴勃发，眉飞色舞。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庐山会议。

陈毅另有一番特色。每次见到毛泽东，常常脚后跟用力一并，立正敬礼：“报告主席，陈毅前来报到!”或者是：“报告主席，我来了。”毛泽东将手一挥：“坐下，坐下说。”于是，毛泽东的屋子便热闹起来了。陈毅与毛泽东诗词交往，这属于私交。在党内与毛泽东有深厚的私交的人大概也只有陈毅了。

公开的社交活动，比如游泳、跳舞等活动，毛泽东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而且人越多越好，越高兴，此时的毛泽东风趣幽默，爱开玩笑，一点也不像个国家主席。

尽管毛泽东非常注意不和党内的同志发展超出同志和战友关系的私人情谊，但事实上他又成功地处理了与党内同志的关系，并赢得了全党同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这不能不归结于他处理人际关系的方略。

他十分尊敬老同志。

在抗战时期的延安，中央领导没有小车，到哪儿去都是骑马走路。有一位华侨出于对**领袖们的尊敬和信赖，也出于对抗战的支持，给他们送来了两辆小轿车，管车的同志想分一辆给毛泽东。可在分配小车的时候，毛泽东却提出：“一是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二是要照顾年纪较大的同志。”虽然大家都想配给毛泽东一辆小车，可是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按着他的意见，还是一辆分给了主管军事工作的朱德同志使用，一辆给了延安的“五老”(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使用。毛泽东仍然骑马走路。有一次，毛泽东骑马去枣园开会，在回来的途中，马突然受惊，将他从马背上摔下来，左手摔伤了，手腕也肿得老高。出事以后，朱老总和“五老”要把车让给毛泽东坐，甚至把车开到毛泽东的跟前，可是，毛泽东又把他们给“撵”回去了。

不久，毛泽东要去大砭沟口的中央礼堂作报告，警卫员悄悄地把小车叫了来，还解释说：“主席的胳膊摔伤了，走路不方便，就坐这一趟吧。”毛泽东风趣地说：“胳膊摔伤不耽误两条腿走路嘛!”说完，还是迈开大步向中央礼堂走去。

除此之外，毛泽东还非常注意倾听老同志的意见。

本来，伦理关系应该只适用于家庭或日常生活中，而不应该适用于处理公务;在公共事务中，不应该因为人们的年龄差异而有所区别。但是，在中国，尊敬老人不仅被看作是生活中的美德，而且在公共事务中也被看做是一种美德。因此，所有的领导者不能不重视这种伦理关系。事实上，深受传统的伦理思想熏陶的毛泽东，那种与生俱来尊老敬贤的美德，使他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他也非常善于听取各种意见。集思广益是人类最了不起的能耐，它不但可以创造奇迹，开辟前所未有的新天地，也能激发人类的最大潜能。毛泽东在处理党内的人际交往时，成功地运用了集思广益的方法，因而创造了一系列的奇迹。

1956年初，三大改造即将完成，中国**面临着如何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无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他开始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一次重大的调查研究工作，听取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中央部门的工作汇报，仔细询问了各个部门、各条战线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和工作中的经验，还认真看了一些机器设备、仪器等实物和技术操作表演，边看边听人讲解。毛泽东当时已年过花甲，身体状况也不太好，但是，他每天都是起了床就听汇报，听了汇报就上床休息，只有吃饭时才算是有一点空闲时间。他风趣地把这叫做“床上地下，地下床上。”毛泽东正是在吸取了大家的智慧的基础上，写成了《论十大关系》。

毛泽东后来总结说：“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毛泽东常说，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要背后议论，大家讨论归纳几条，问题就解决了。喜欢自己说了算，不愿听取意见的人是蠢人。一个人所不了解的情况，一个人的知识，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你只有好好同别人共同商量问题，特别是和有不同意见的人好好商量，这样才能集思广益，得出正确的意见。

1960年，毛泽东同一部分省市委书记一同坐火车从杭州到绍兴参观东湖农场。毛泽东向他们征求对农村兴办公共食堂的意见。由于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反对兴办公共食堂的同志，党内一些人不敢讲真话。

面对毛泽东的提问，这些市委书记们心里有点胆怯，不敢回答。

江渭清说：“主席，我不能讲。我讲，要讲反对的意见。”

“你不要怕，讲嘛!”毛泽东一再鼓励他大胆地讲。

江渭清便讲了江苏省委集体研究过的关于公共食堂不能办的道理。

毛泽东听了，对周恩来说：“讲得蛮有道理嘛!”当即决定要中央办公厅的同志分别到湖南、浙江去调查。后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作出了停办农村公共食堂的决定。

毛泽东不仅善于和支持自己的人相处，还非常善于和反对过自己的人相处。

《道德经》告诉我们，大海能够涵纳百川，不择细流，所以能成其大。

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只有具备“海纳百川”的恢弘气度，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发挥所有人的作用，为实现组织的目标而共同奋斗。

毛泽东之所以成功，还在于他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部分人”。他常说，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得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

一般人看来，于公于私，王明都是毛泽东的对头。然而，毛泽东虽然曾经严厉批评王明那种“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地发议论、提意见的无知妄说，认为中国**多次吃了这种钦差大臣的亏，但在中国**的七大上，毛泽东却主动提议把王明以及其他几位在历史上曾经犯过错误的领导人选进中国**的中央委员会。

选王明当中央委员，当然不是毛泽东对王明这个人表示同情，更不是对他的错误表示谅解，而是为了赢得人心，为了团结照顾王明以外的更多的人。

毛泽东解释说：如果我们不选犯错误的人，我们就要犯错误。因为那是照着他们的办法办事。他们就是这样，不管你犯了什么错误，统统不要。如果我们也照这样办，以牙还牙，我们就是重复他们的错。毛泽东不用王明对待自己的办法对待王明，就在道义上战胜了王明，这样赢得了广泛的人心。

对于曾经跟随王明犯了“左”倾错误，后来又认识和改正了错误的博古同志，毛泽东则给予团结和信任，并委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社社长、新华通讯社社长等重要职务。在七大上，博古也被选为中央委员。

就是对曾经几乎要了自己的命的张国焘，毛泽东也是仁至义尽。

1938年，张国焘叛逃到国民党，毛泽东在和张国焘的老婆谈话时，不仅允许她带孩子离开延安到国统区去找张国焘，并要她转告张，还可以回来，只要改了就行。

西方有位哲人曾说过：帮助别人往上爬的人，会爬得更高。

如果帮助其他人获得他们需要的事物，你也能因而得到想要的事物，而且帮助得越多，得到的也越多。

现实生活中，许多人被灌输了垃圾式的观念，那就是你必须践踏别人、糟蹋别人，利用别人，才能达到高峰。毛泽东人际交往的实践证明，结论恰恰相反。

毛泽东用自己的行动教育了全党，团结了全党。正是由于他能够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帮助他们改正错误，重新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因而才能够赢得全党同志包括犯错误的同志的心，全党衷心拥护他为自己的领袖。

在40年代，王明亲自写了《学习毛泽东》一文，以亲身体会来号召全党学习毛泽东便是很好的证明。

毛泽东就是这样，他以自己独特的与人相处方式，而不搞吃吃喝喝、迎来送往那一套，他以光明磊落、大公无私、虚怀若谷、赤诚以待赢得了广大党员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