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野：陈云是如何当好广大工人的朋友的？

2026-05-02 新闻

在中国**的老一辈革命家中，陈云同志以沉稳内敛、求真务实著称。他主管新中国经济工作数十年，“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名言广为流传。然而，当历史的聚光灯照向这位看似严肃的经济专家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形象——他对工人群众怀有炽热的感情，内心深处始终有一团燃烧的火。

陈云曾说过一句朴素而深刻的话：“要善于在工人中交朋友，否则即使你天天在工人堆里，也还是‘路人’。”这句话，他用了一辈子去践行。从十里洋场上海滩的学徒工，到20世纪70年代在江西工厂的“蹲点”老人，再到改革开放时期仍心系一线的国家领导人，陈云始终把自己放在工人的队伍中，从未离开。

1926年，商务印书馆职工会第一届委员合影，前排左三为陈云

一、从学徒到领袖：一个“自己人”的诞生

要理解陈云对工人的感情，首先要明白：他本身就是工人出身，而且是最底层的工人。

1905年，陈云出生在江苏青浦(今上海)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两岁丧父，四岁丧母，由舅父抚养成人。1919年，年仅14岁的陈云高小毕业，因家境贫寒无力继续升学。幸得班主任张行恭老师相助，委托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弟弟张子宏介绍工作。同年12月，陈云离开家乡，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多年后，陈云在写给张行恭的信中深情地说：“我衷心感谢你和子宏先生，因为你们帮助我离开章练塘，进入商务，在那里使我有可能走向革命的方向。”

商务印书馆不仅是当时中国文化事业的重镇，更是产业工人集中的地方。初到商务，陈云被分配到发行所文具柜台做练习生，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2个小时，加上往返路途，实际要超过十四五个小时。工作虽苦，陈云却凭着不怕吃苦的精神很快熟悉了业务，待人谦虚，对年长者一律尊敬地称呼“先生”，深受同事们的信任和称赞。

更令人敬佩的是他的求知精神。一天工作下来，工友们疲惫不堪，回到宿舍早早歇息，陈云却与众不同。他总是在宿舍里最后一个休息、最早一个起床，除了刻苦学习英文和习字，还阅读文化、政治方面的书籍。多年后他在延安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15岁在上海当学徒，开始连报纸都看不懂，几年以后就能读懂了。”正是这种不倦的学习精神，使他在商务印书馆的青年中成为学识最渊博、最有志向和抱负的年轻人之一。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陈云和商务印书馆的许多青年工人积极参加罢工和游行示威，主动上街叫卖《公理日报》。在此期间，陈云参加了进步青年创办的上海通讯图书馆，开始研读马列主义和苏联革命书籍，如《马克思主义浅说》《资本制度浅说》《辩证唯物论》《唯物史观》等。他有时把书带到厕所里去读，通过这些阅读，阶级觉悟有了很大提高，逐步确立了只有改造社会才能解放全人类的政治信仰。

1925年8月，年仅20岁的陈云被推选为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参与领导了商务印书馆工人大罢工。他在这场斗争中展现出卓越的组织能力，成为工人们信赖的领导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陈云加入了中国**，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从1919年12月到1927年4月，陈云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了七八年，这是他走向革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起点。这段经历，奠定了他与工人阶级血脉相连的一生。

二、“叫不出人家的名字，怎么行呢？”

时光流转到1969年。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

1969年10月，已是65岁的陈云因“战备疏散”被安排到江西南昌，住在福州军区青云谱干部休养所。出于保密考虑，他化名“陈元方”(取两个儿子陈元、陈方名字各一字合成)，就近到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当时的他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但是陈云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下放干部”或“过客”，而是带着工人们为他特制的一只帆布折叠小板凳，一头扎进了车间。

陈云到厂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铸工车间木模班，与每一位工人握手。他有一个特别的习惯：不仅看人，还要记人。他让班长把全班同志的名单写给他，一个一个对照着问：是哪里人，哪年参加的工作。

令人惊叹的是，这位65岁的老人有着惊人的记忆力。第二次见面，他就能准确无误地叫出每一位工人的名字。

有一次，陈云离开锻工班一个多月后再次回来，他像老朋友一样跟工人们打招呼，一个个叫着名字，最后还问：“怎么没见到某某和某某?”

陪同的厂办公室主任马骏被深深震撼了。他回忆说：“陈云同志除到工厂各车间视察外，还经常召开各种座谈会，参加生产调度会和车间班组工人政治学习会、评比会等，计200次。”马骏在厂里工作多年，尚且不能完全叫出各车间工人的名字，开座谈会时手中总得拿一张出席者名单。而陈云只见了几面，就能把名字和人对上号。

陈云笑着解释了自己的“秘诀”：“这大概是过去长期在白区做地下工作养成的习惯。为了保密，很多事，特别是人名都只能用脑记。另外，要做群众工作，带领队伍，叫不出人家的名字，怎么行呢?”

一位高层领导人能准确喊出自己的名字，这对普通工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尊重，意味着真心把他们当成“自己人”。一位青年工人形容陈云到班组时的情景：“他初到一个班组，总是要工人们随便一些，不要把气氛弄得很紧张。”工人们从最初的拘谨，变得亲密无间、无话不说。

三、“南昌话比上海话难听懂，请你讲慢点啊！”

如果说记住名字体现了陈云的用心，那么他在工厂中的言行举止，则实实在在地展现了他的人格魅力。

当时，厂里的政治学习气氛相当严肃。但是无论陈云去哪个班组，哪个班组就笑声不断，气氛热烈。工人们和陈云多相处一天，就多一份知识，视野也变得开阔起来。

一次班组会上，一位青年女工用南昌话发言，声音又小。陈云坐在对面侧耳倾听，实在听不清楚。他没有摆架子，而是笑着起身坐到这位女工身旁，用手拉着自己的耳朵，风趣地说：“南昌话比上海话难听懂，请你讲慢点啊!”

这样的场景在厂里屡见不鲜。铸工车间开炉时，通红的铁水注入铸件型腔，车间到处铁花飞溅、烟雾弥漫。陈云坐在工人们为他做的帆布折叠椅上，兴致勃勃地观看。围坐的工人们中有一位高个子上海女青年，是厂女篮主力，陈云笑着用手在自己头顶比画了一下，又做出一个投篮的动作。看到浇冒口上放着搪瓷茶杯，工人们告诉他这是利用余热烧水喝，陈云又把右手握成杯状送到嘴边，做出喝水的动作。一连串幽默的动作引得工人们前俯后仰，笑声在车间上空久久回荡。

陈云还特别善于给工人们带来“喜气”。一次，他看到一位身体健壮魁梧、面色红润的工人，会议结束后便走上前握着对方的手说：“老师傅，你满脸红光，见人总是笑呵呵的，一定可以活到100岁!”那位工人听后兴奋得脸色更红，旁边的同志见此情景都不由得大笑起来。

更难能可贵的是陈云对工人的体贴入微。每天坐汽车去厂里，在路上只要遇见化工厂的人，他都要司机把车停下，让他们上车。他甚至会为了一次班组学习会因故不能准时参加而写请假条——他用一小块《红旗》杂志封面纸写道：“马骏同志：今天下午3时食堂班组会，我因事不能参加，请假。明日食堂班组会，我准时参加，请告食堂同志。陈云23日上午。”一位六七十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了一次班组学习郑重其事地递上请假条，这种真诚态度怎能不让工人们感动?

四、不仅交朋友，更做贴心人

陈云不仅是工人心中的“开心果”，更是他们遇到困难时的“主心骨”。

一次，陈云在车间看到一个老工人突然不说话了，每天只顾埋头干活。他敏锐地察觉到异样，主动走过去轻声问：“老师傅，最近有什么事吗?”

老工人见“老首长”如此关心，终于道出实情：厂里发现一条“反动标语”，有人诬告是他写的。老工人害怕极了，不知该怎么办。

陈云听后，坚定而温和地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最后问题总会弄清楚的。”

短短一句话，给了这位工人莫大的温暖和勇气。不久，事情查清了，标语是厂里一个小孩子写着玩的。当老工人再次见到陈云时，紧紧握着他的手，满含热泪地表示感谢。

这就是陈云的“朋友之道”——不仅陪你笑，更在危难时给你依靠。他是真正把工人的冷暖放在心上的领导人。

面对工人对工资待遇的意见，陈云也从不敷衍搪塞。1949年1月，他在沈阳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表态：“政府一方面要帮助大家尽可能把生活改善，凡是目前办得到的事，一定办;另一方面也要靠大家挑起担子，共同把生产搞好，早日打倒反动派。只有这样，我们大家的生活改善才有可能。”

即使在江西工厂面对工人“什么时候涨工资”的追问时，他也没有随口许诺，而是把道理讲透：“加工资要根据国家财力，要看生产有没有发展，劳动生产率是否提高了。比如一只茶杯5角钱，如果加了工资在同样的时间里还是生产一只茶杯，那这只茶杯就要涨价了。所以加工资后只有在同样的时间生产出两只、3只、4只、5只同样的茶杯，钱才能不会贬值。”

他的话朴素易懂，既体谅了工人的诉求，也把国家大局讲得明明白白。工人们不仅没有失望，反而对这位“懂行”的老首长更加敬佩。

五、陈云与商务印书馆：跨越半个世纪的情缘

陈云对工人的深厚感情，还突出体现在他对“老东家”商务印书馆的终身关怀上。

从1919年到1927年，他在商务印书馆度过了人生中最关键的8年。即使后来身居高位，他对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工一友都念念不忘。他后来在题词中写道：“商务印书馆是我在那里当过学徒、店员，也进行过阶级斗争的地方。应该说商务印书馆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

晚年，商务印书馆经历波折，名称几经变更。1986年，商务印书馆建馆90周年前夕，工人们辗转请陈云题写馆名。陈云虽年事已高、视力衰退，仍提笔写下：“发扬革命传统，做好印刷工作。上海商务印刷厂九十周年”。后来经技术处理，将“上海商务印刷厂”改为“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陈云看到后，不仅没有责难，反而笑着说：“你们技术很高明，把我的字重新拼在一起。就这样吧。”

这一笔一画，既是陈云对“老东家”的深情回望，更是他与工人们跨越半个世纪的情感见证。

六、生产是工人的命根子

陈云深知，对工人最好的照顾，是帮他们把生产搞好。

他在工厂“蹲点”时，参加了几十次会议，发现很少有人讨论怎么把产品做好。他本人对生产技术非常熟悉——在铸工车间，他随口就能说出铸铁的各种牌号、机械性能和化学成分，周围的工人们眼睛里流露出敬佩的目光。

看到车间地上撒着电焊条头，他心疼地捡起来：“这太可惜了。能不能把这些电焊条头收集起来，加工成铁链头?农村需要这些。”看到废弃的旧漆包铜线，他询问能否将报废的线一根根接好、拉细重用。他还多次告诫职工：“小偷、小摸、贪污，法律都可以管，铺张浪费几千几万法律管不了。要通过立法把浪费管起来。”“我们国家大，底子薄，要处处注意节约。”

这些话朴实无华，却句句说在工人的心坎上——他是真的把工厂当成自己家，把工人们的事当成自家事来经营。

陈云始终认为，工人是国家的主人翁。1949年在沈阳工人代表大会上，他指出：“工人不仅是工厂的主人，又是国家的主人。”他鼓励工人：要经常把工厂的情况和工人的意见反映上来，“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有事大家一起商量，办法就出来了。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的一年多时间里，他深入车间的次数超过200次，个别交谈达100余人次。凡是他到过的班组，工人们都为之自豪。在他们心目中，陈云既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伟人，又是一位豁达开朗、慈祥可亲、知识渊博的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