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同志问我:“如果我们当年继续以计划经济的路子前进,国家到今天该是什么情况?”

这个问题,在舆论场上已经被争论了无数次。每一次,那些满脑子新自由主义的信徒都会跳出来,用一种悲天悯人的姿态告诉你:如果不搞市场化,如果不引进资本,我们今天还在吃大锅饭、穿破棉袄,甚至连饭都吃不饱。

但是,历史的辩证法总是充满了讽刺。

最有意思的是,当国内的一些买办学者还在疯狂污名化前三十年的时候,连西方最资深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在用他们最冷酷的数学模型,不经意间扯下了这块遮羞布,承认了老人家那套计划生产体系的巨大威力。

2015年《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如果毛泽东还统治着中国会怎样?》的文章。

而支撑这篇文章的,是来自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和巴黎政治学院的四位顶尖西方经济学家(包括阿列赫·齐文斯基)联合发布的一篇重磅NBER工作论文:《从1953年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

今天,我们就借着西方资本主义智囊的这份“口供”,好好推演一下:如果那条路没有断,今天的中国,究竟是一副怎样的图景?

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只看数字,不看阶级。但也正因为这种“只认数字”的冷酷会计核算法,反而让他们得出了一个连他们自己都感到震惊的结论。

在这份详尽的论文中,这群西方学者通过极为严苛的模型推演发现:如果中国没有进行上世纪70年代末的“市场化转向”,而是彻底废除私营部门,恢复并延续老人家时代的计划经济体制,从现在到2050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依然能够达到 4% 至 5%。

要知道,这篇报告预测,即使在现有市场化政策下,中国在2024年至2036年间的平均增速也将放缓至5.2%,2036年至2050年间更是只有3.6%。

也就是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在长周期的增长率差异,仅仅只有1个百分点左右。

这1个百分点的差距,彻底击碎了那个长达四十年的弥天大谎——即“计划经济等于停滞,市场经济才能带来增长”。

更具颠覆性的是,这篇论文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国近几十年所谓的“经济奇迹”,只有约1/4归功于改革带来的摩擦减少。而那占据了绝大部分动力的引擎,恰恰是老人家时代就开始的非农部门生产率的持续爆发!

西方学者甚至承认,中国在老人家时代的工业化效率,在某些数据维度上,完爆了同时期的苏联斯大林模式。

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我们今天所享用的一切工业化红利,根本不是什么从1978年突然从天而降的“无米之炊”;更不是什么西方资本家大发慈悲带来的恩赐。

它深深植根于前三十年在重工业体系、水利基础设施、以及最基础的人力资本(扫盲运动、赤脚医生)上进行的极限投资与残酷积累。

没有前三十年砸锅卖铁建起来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没有那几亿识字、健康且极具组织纪律性的工人与农民,后三十年的所谓“人口红利”就根本无从谈起。

没有前三十年的积累,后三十年的改革,将无物可改!

那么,为了这额外多出来的“1个百分点的增长率”,我们付出的深层代价究竟是什么?

单纯的经济数据或许不会说明,但这种代价,实实在在地刻在了几代人的奋斗轨迹里。

这1%的“效率溢价”,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劳动模式的剧变、社会保障重心的偏移,以及生活节奏被算法极度加速为前提换来的。

如果当年我们沿着另一种更具普惠色彩的路子前进,到今天会是怎样的景象?

从更理想的角度来说,正如你所预设的:那大概是一个生产力水平与现在并重,但分配结构更加均衡、温润的社会。

试想一下,在一条不被过度商业逻辑异化的道路上,我们依然会拥有高铁、拥有前沿科技,甚至拥有更具原创力的工业体系。

因为科技的跃迁是人类文明的必然趋势,那个年代研发出的尖端成就,早已证明了在集中力量、不计名利的体制下,我们同样能攀登科技的巅峰。

但在那个可能的时空里,这些科技果实的分配方式,将展现出完全不同的温情。

今天,复杂的算法往往被用于测算配送的秒表,让每个人都像是精密仪器上的零件,为更高的周转率服务。

而在那条路上,自动化与智能化将真正用于“减负”。机器的进步,意味着劳动者可以从繁重的工时中解脱出来,工作时间可以更从容,而生活的质量则随着社会总产出的提升而稳步增强。

今天,住房被赋予了过重的金融属性,成为了许多家庭沉重的期许与负担,甚至成了一种跨越周期的巨大契约。

而在那条路上,居住将回归其最纯粹的保障功能。虽然形式会随时代演进,但绝不会演变成一种过度透支未来的工具。年轻人不需要为了一个立身之所,而耗尽最宝贵的创造力。

今天,医疗与教育的成本,有时会让一个家庭在面对风险时显得格外脆弱。

而在那条路上,资源配置将更加追求扁平化与普适性。医疗保障将更深入地扎根于基层,教育将更专注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层层筛选的赛道。它将是培养建设者的摇篮,而非衡量门槛的尺度。

有人一定会反驳:“计划经济会导致僵化,会导致短缺,老人家时代的物质匮乏难道你忘了吗?”

这种典型的形而上学历史观,是极其可笑的。

他们故意剥离了建国初期那个一穷二白、且面临西方全面封锁甚至核威胁的险恶国际地缘环境。前三十年的“短缺”,不是因为计划经济的低效,而是因为一个纯农业国必须通过极限的“工农业剪刀差”,去强行完成资本主义国家花了几百年、靠着全球殖民掠夺才完成的工业化原始积累。

当这套完整的重工业体系在70年代末终于构建完毕,当化肥厂开始大批量投产,当杂交水稻开始普及,物质的极大丰富本来就是一个必然到来的历史节点。

把前人栽树时的艰辛,当成证明制度劣势的证据;把后人乘凉时的惬意,全部归功于私有化的神效。

这是极其无耻的历史虚无主义。

如果计划经济的路子继续走下去,随着计算机技术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老人家当年设想的“全社会有计划的生产”将获得物理层面和算力层面的绝对支撑。

今天巨头们用大数据来杀熟、用算法来诱导消费;而在真正的计划经济下,这些恐怖的算力将用于精准匹配全国的生产与需求,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固有的周期性生产过剩与经济危机。

这并不是对过去的盲目浪漫化,而是基于历史逻辑的一场深度推演。

我们真正需要审视的,不仅仅是那跳动的经济增速,更是劳动者在时代进程中的主体位置

在当年的管理逻辑里,一线实践被视为圭臬,“两参一改三结合”曾是许多工厂里不成文的坚守。干部走进车间,工人参与管理,规章制度在共同探讨中不断完善。

劳动者在那时不仅仅是所谓的“人力成本”,不是大数据下随时可以被更替的“零件”,而是真正在建设国家、管理家园的参与者。

当效率优先成为唯一准则,当财富的集中效应逐渐被默许时,那种基于增长的惯性,就开始了它不可避免的扩张与分化。

它在无形中淡化了曾经的集体共识,将复杂的社会结构命题简化成了所谓的“个人输赢”。它让人们在忙碌的竞争、向上的攀爬中耗尽精力,从而习惯了低头赶路,而不再去审视那张由少数逻辑主导的资源蓝图。

如果沿着那条更具公平导向的路径深耕,今天的社会或许不会出现那些财富值惊人、甚至能左右风向的巨头;也不会有那些在维港游艇上享受顶级奢靡的资本符号。

但我们或许会看到数以亿计的、真正享有充裕休息时间、不用时刻担心职业危机、在医疗与养老面前拥有十足底气的劳动者。

社会创造的价值总量依然会稳步增长,但衡量价值的那杆秤,将永远稳稳地平衡在每一个普通人的手中。

1947年,印度独立;1949年,新中国成立。

两个同样是饱受帝国主义蹂躏、人口众多、文盲率极高、农业极其落后的亚洲大国,站在了同样的起跑线上。

印度,那个被西方民主世界奉为圭臬的“最大民主国家”,从一开始就保留了大量的私有制,保留了地主阶级,走上了资本主义和依附性发展的道路。

而新中国,在老人家的带领下,以排山倒海之势进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实行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

七十多年过去了。

今天,你可以去看看印度的孟买。那里有亚洲最豪华的超级富豪私宅“安迪利亚”,那座造价数十亿美元的27层高楼里,住着首富一家几口和600名仆人。

而在大楼的阴影下,就是亚洲最大的达拉维贫民窟,上百万人像动物一样挤在没有下水道的窝棚里,文盲率依然居高不下,基础医疗形同虚设。

这,就是那条“不问姓资姓社,只问经济增长”的道路,所通向的最终必然。

西方学者用数据承认了毛时代计划经济的伟大潜力,但他们永远无法理解那种伟大的内核。

因为那条路的核心,从来就不是冰冷的GDP数字。

那条路的核心,是老人家在天安门城楼上喊出的那句震撼千古的话语:

“人民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