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根娣去世了。

她的一生极其简单：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临时工、保育员、正式工。她只有小学文化，一辈子没当过官，没出过风头。

如果非要说她有什么“特殊”，那就是她的丈夫曾是党的副主席。

她最不寻常的地方，在于她始终是一个“普通人”。

崔根娣是典型的“工二代”，养父母都是十七厂的老工人。她结婚时的婚房，是定海路194号一间10平米的小平房。泥地、竹篱笆墙、煤球炉，要到给水站拎水吃。

后来丈夫进了决策层，成了呼风唤雨的人物，崔根娣也搬进了康平路。但在那群温文尔雅的高干夫人里，她始终像个“局外人”。她说话嗓门大，不会搞那一套官场应酬，心里想的还是十七厂的那些姐妹。

很多人飞黄腾达后就忘了本，但崔根娣没忘。毛主席说，干部要参加劳动，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崔根娣就是这个标准最真实的体现。她没想过靠丈夫的权力去捞个一官半职，她至死都认准自己就是一个织布的女工。

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一个副主席的家里能清贫到什么程度。

她的丈夫当上副主席后，第一个月发了四百多块工资。他没要。他说，我拿这么多，我的工友们怎么办?这笔钱在信封里放了多年，直到出事后，崔根娣才去取回来。他平时的工资，依然是从上海的老工厂领。

不光是工资，他对家人更是近乎“冷酷”。他二弟在村里当治保主任，三弟在西北当工人，四弟在老家当农民。三弟想调到上海，调令都办好了，被他知道后当场按死。他说，如果干部的亲属都这么搞，天下就乱了。

这种“打天下不为坐天下”的硬气，就是毛泽东思想洗礼下的自觉。

1976年10月5日，那是历史转折的前夜。他主动提出离婚，想以此保护她。但这个外表文静的女人，骨子里有股劳动人民的狠劲。

单位领导三番五次找她谈话，崔根娣是这样回答的：“他犯了罪，该判就判。但我不能离婚，他现在最需要关怀。他还年轻，又是苦出身，我要等他。”

这就是最朴素的阶级感情。在崔根娣眼里，丈夫不是什么大人物，而是那个和她一起在定海路10平米小平房里拎水、生煤球炉的阶级兄弟。

崔根娣这一生，生平极其简单，却在那个激荡的年代投下了重重的一影。她用自己的坚持，颠覆了数千年来“夫荣妻贵”的封建逻辑，也颠覆了那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官僚恶习。

很多人曾抹黑，说她家生活腐化。崔根娣曾亲自辟谣：那些所谓的“偷花布”，其实是厂里的机油胚布，是工人们拿回去废物利用的下脚料。这种细碎的辩白，更显出那一代工农干部的清白。

她虽然走得悄无声息，但在很多人的心里，这个普通女工的故事，比那些厚厚的传记更有力量。

谨以此文，纪念那位始终坚守工农本色的女工，国棉十七厂的女工，崔根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