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没有“人性恶”这么一回事!

到现在人类还对“人性善恶”问题争论不已，只是对少数人有意义而对全人类除了有害，已经没任何意义!

2000多年了，仍没有进步，一直也说不出有新意的话来;中国古典的人性善恶问题，又与西方的“人性恶”、“原罪论”搅和在一起，成了现代学术的一道风景。但是这道风景，恰好说明，今人一点也不如古人聪明，越是研究，越是更糊涂，更搞不明白了。是不是应了一句北京话：越活越抽搐了!越争论越抽搐。

“人性恶”对谁有意义? 谁在蛊惑”人性恶“?他的背后玄机是什么?——其实很简单，“人性善恶”问题争辩没完，重要的它是一个炒作过程，炒作才可让“人性恶正常论”不胫而走，产生加以掌控人类的影响。但这只对搞“人性恶”的人有意义。在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性恶正常论”只对资产阶级有意义!也正是它蛊惑“性恶正常论”，蛊惑个人主义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把它渲染为信仰，为天经地义，背后玄机，是为蛊惑一己之私赚取利润与权力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为私有财富和资产阶级法权的不道德性进行辩护，博得合法性。

“人性恶”是无稽之谈——是虚构、不良目的之建构。用大白话说，是瞎编。因为人的第一能力，第一责任，第一标识，是能把自己同动物区别开开来，不将自己混同于动物，否则不是人，虽然长了个人形;这是曾仕强老先生给出的一点启发。另外老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有一位老者，骂一个汉奸，说“老天爷白给你披了一张人皮”;都表达了，没有“人性恶”这么一回事。性恶的，就不是人!这点连老百姓都能分清，专家学者却拿着“人性恶”鸡毛当令箭，认真起来;这根本搞不出属于人的学问来。我是很信这一点，搞学术，第一条是人性善，必须有好心眼儿!

二、乏于向善，非人也!

孟子的“性善论”，讲的“恻隐之心”;“人性善”不是一种不变本质，而是可称为一个人，本应具有这点属于“人”的能力，这是与动物的“几稀”差别。也是说，老天爷给了一张人皮，不是白给的，是你应该有这点与动物不同的差别的;这不是什么学问、什么艰涩高深学术，而是简单生活道理。人与与动物的这点差别，你是从哪里知道的?不是天生的，是出生之后学来的，从婴儿起，在父母身上、从兄弟姐妹，从家庭环境、邻里环境的人与人关系学到的。所以一个有人皮样子的生物，从小人受到什么教育，家教是什么，在什么样的人家出生、长大，很关键!有些人生来的命很不好，是出生在一个不培养人性善的环境。

出生在什么环境，决定从最根儿上得到的教育;这也是，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这还不是你读了多少经典，特别不是读了洋学堂没有，所决定的;也不是有钱人家可以得到所谓“好教育”或者“高等教育”决定的。十分简单，老百姓、普通劳动人民人家最朴实，最知道什么是“人”，最知道怎么“做人”，“做人”就是“做生活”，“做生活”就是在人世社会里，自己的行动作为是个“人”样儿。儒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正是人的生活经验总结和概括，所以孔子说他的思想是“述而不作”，主要来自百姓，来自《诗经》，是总结老百姓家的人性。

可以说，对人性善恶的争论，只对上面些少数人有意义，而对“正经人”而言，这个争辩根本无意义。不仅无意义，更警惕的是，你要疏远那些感觉“性恶正常论”津津有味的人;要跟它们有明显的心理区别。这相当于是有敏感性，有与禽兽有分界意识，相当于时刻将自己归在“人类”;跟“人”在一起。

三、西方的“性恶论”始于旧式“AI”(人为设计)

西方流行“性恶正常”，为什么?通过比较中西哲学看到，它与前面说的中国传统的“人性善恶”争辩截然不同。西方流行“性恶正常论”，我们称它“一多二元”“性恶正常论”;它是一种西方特有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是话语术的所谓“人的意志、价值、行为”(此类西方讲起学术来离不开的字眼);我们了解之后，当有一个明显意识，即这种“性恶正常论”是一个旧式“AI”(“人为”)“建构”，而不是人类生活经验概括总结的道理。“建构”(AI)出“性恶正常论”，在其作为“正常”之下，“性善”反而成了“不正常”，成了被置于接受“质疑”的地位。还由此产生“乌托邦”说法。

中国内一直在传说，雷锋如何如何受到西方人的重视，如何如何成了西点军校学习的内容。这其实是中国人在不了解情况之下传出的、看好西方文化的一厢情愿，认为似乎存在共同的“价值观”。但你看到的杂志报纸对雷锋的评论，无非是将他说成一个“令人讨厌的怪人”。

流行“性恶正常论”是“一多二元”文化;按照其AI逻辑，人不可能“本性善”，因为只有超绝唯一的“God”(上帝)，才是一个“真善美”本体。这当然是虚构、假设，或者说“建构”(AI)的。这个假设逻辑很平白：如果“人性善”，还需要“上帝”做什么?必然的，既然“上帝”是真善美，需要人必须是性恶的。很简单，人一定要“性恶”，不然“上帝”存在就失去意义、没有存在的必要。在这个逻辑上，自然理解所谓“文艺复兴”本质是什么，它不是我们东方人想象的“人文主义”，不是可以跟孔子儒学匹配的“人文主义”!

而其实，“文艺复兴”是重新恢复人性恶的“正常性”、“合法性”，是对古罗马政教合一文化的否定，同时是对荷马史诗“性恶正常”的一个重新建构。这个“重新建构”对接到“启蒙”运动的所谓“理性”概念这一主线，自此后的文化都是以“性恶正常论”或“性恶合法性”为主导的传统。是如此才产生一直贯穿到今天而来的“自然状态”或“丛林法则”文化传统;因为AI虚构了“性恶正常”，则有人生世界是“自然状态”的“每个人同所有人的战争状态”和“一己个人为终极至上目的”的一己主义意识形态。

四、西方的是“人性恶本质不变”论

“一多二元”文化社会条件也出现零星少数“人性善”观点;比如休谟，它批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自由哲学”是“虚伪哲学”，是以为政治统治力量服务为目的;它所蛊惑的“性恶正常论”是一个谬误，也即一个“建构”!休谟“道德论”被称为“功利性”。[ He establishes a system of morality on utility and human sentiments alone, and without appeal to divine moral commands;That which people claim is morally good or bad, according to Hume, is really nothing more than sentiment. Sentiment, in turn, is simply a reflection of what we find agreeable for disagreeable. That which is agreeable we call good; disagreeable, bad.]“道德”无非是基于人的看法，而不是什么神的道德命令。休谟认为，我们说“道德善”或“恶”，实在是除了我们的看法之外没有别的。

而看法，也很简单，不过反映人对什么表示欣然同意或不同意;同意的，就说它是“善”，不同意的，说它是“恶”;成了一种“价值论”。我们其实是否可以将休谟的“功利性道德”延伸到人和人与人存在的生生为贵关系中去理解?也即，我们都感觉什么东西是对我们生命、生存相和、有利的，我们都会欣然同意并接受，认为它是“善”?而对我们生命、生存不相和的，或说对人与人恰当生生关系具有破坏性的，对我们生命生存有威胁或危害的，我们会不赞成，认为它是“恶”?在“一多二元”文化社会条件下流行的“性恶正常论”，对于中国人来说，要一定有明显区分意识，它不是针对在人与人生生关系上发生的有害性现象而言的，而讲的是“本体性”、“本质性”。它是一种只在西方文化熏陶下特质性的思维，即所说“人性”(human nature)不是汉语“性即天道”的“人性”，而是一成不变的“本质的”“性恶”，不可教育、不可改变。当然，它是个“建构”(AI)，而不是人类经验中的真实存在。

五、“性善论”(孟子)与“性恶论”(荀子)不是对立的

我们不可将“一多不分”文化社会条件下“性善论”误解至“一多二元”文化社会条件下“性恶论”的“本体论”框架中。这是说，孟子的“性善论”所讲的，不是人人都有一个本质不变的“善”，都有一个本质不变的“良心”，而讲的是人人有一种“向善”倾向，但能不能真正“成人/成仁/向善”，要看每一个人自身与环境的共同造化了。

大家都知道，为使孟子培养“向善”之性，孟母对他的成长环境，做了三次“迁移”。这是说明，“性善”不是本质不变的“本体”，而仅是“生之为人”的潜在能力，也是“恻隐之心”;也即对人与人生生关系，有一个天生自然的恰当意识。但是如果没有合适环境，它是很容易被泯灭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讲的正是生存生活环境好坏对人心善恶影响的决定性。

像我们在前面所说，如果我们今天仍像古代人那样，把在“一多不分”历史文化社会条件下产生的“性善论”与“性恶论”对立起来进行争辩，等于没有进步，甚至不如古人;再把西方“性恶论”也搅和进来，甚至是退步。从比较哲学视角看，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实在是不应该对立起来，不该认为二者是二元性的本质对立。在“一多不分”文化社会条件下，他二人讲的并不是对立的理论，而是相辅相成的道理。

孟子“性善论”讲的是“生之为人”的天然潜在向善倾向一面，而荀子是强调“生之为人”在不利环境当中、在失去自持能力之下的“性恶”表现。荀子的“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都不是本质不变的“善”或“恶”。二者讲的都是人性是可教育的，是可转变的。在对比“一多二元”文化社会条件人性“性恶”之下，两个“人性”概念是在根本深刻截然不同处区别出来的，是不在同一个范畴的。这是说，孟、荀讲的人性哲学，讲的都是可改变人性，而不是西方那种本质不变的人性。

六、资产阶级“AI”制造了一个“人性恶”的世界

“性恶论”甚至“性恶正常论”和“性恶合法论”，是社会统治权力为统治地位而“人为”(AI)建构的虚假“概念”，目的即在炮制一个使这一权力人群自己利益实行统治的机制，胁迫在它统治之下的“服从者”。忽悠一切“服从者”皆认可“性恶正常”，接受统治者的“性恶行为”力量的压迫，将此迷信为是接受命运给与自己的“服从者”地位，达到有利于统治。在“政教合一”统治下，教会以“God”(上帝)名义，将“性恶论”启用为人类的“原罪”，从而针对一切人，在于使一切人服从教会的权力，接受教会经过审判、将人最终带到一个与上帝在一起的真善美彼岸。而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后，则是以“性恶正常论”建构“合法性”，AI(建构)出马基雅维利现代政治学非道德性的“正常、合法”;在霍布斯等启蒙理论家手里建构出“自然状态”与“社会契约”的“正常、合法”;在亚当斯密手中建构出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无限积累私有财富和建立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的“正常、合法”。在这样“AI”(建构)的“正常、合法”下，资产阶级“打造”(AI)了一种特殊“服从者”，用鼓励他们追求个人自由、人权、幸福至上的话语，制造出用这些理念内化的“服从臣民”，同时使得他们空前未有地失去“个人自由、人权和幸福”。

看到了资产阶级通过建构“单子个体”、“人性恶”、“竞争”、“不择手段”等等说辞的“正常性”、“合法性”，就知道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为什么培养出无以数计的“人性邪恶分子”，使得社会奇葩不堪的行为比比皆是，到处是犯罪和极端的不安全，同时又构建出各种各样的非正常、不规范、不合法行为的“犯罪分子”概念，建立大规模的监狱系统，利用大量监控手段，以“不正常”、“不规范”名义，把大量人口丢进监狱、疯人院及各种“矫正”场所，甚至对个人实行法西斯式非人道的人身统治。

对待这样的现实，我们如果将社会的人性恶现象，只归结于个人“性恶”的自主选择的缘由，让资产阶级统治的整个社会逃避责任，恰是顺应符合了资产阶级为加强自己统治的建构“正常”、“合法性”的需要。必须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个人罪恶现象，皆是源自资产阶级统治力量之下的文化工业制造的意识形态，归结到大众文化，归结到“性恶正常”、“性恶合法”世界观、社会观、价值观，来源于资产阶级的统治权力。

七、“人性恶”无非是资本社会传播的迷信

本人曾在美国和中国教学过程中做过实验，得出的结论是：“人性善恶”本不是人性本身“善恶”，而是个人在文化社会条件下受到影响产生的对“性恶”或是“性善”的不同信仰。很显然，一个人信仰“人性恶”，就会有“人性恶”的意志、价值和行为，去干“人性恶”的事情;反之，一个人信仰“人性善”，也会有“人性善”的意志、人生观和行为，去做人性善的事情。这是人处于的生活环境影响的。不难理解，在中国文化社会条件下生活的人，比在美国文化社会条件下生活信仰“人性善”的人多、“人性恶”的人少。同样道理，在社会主义文化条件下生活的人，比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信仰人性善的人多、信仰“人性恶“的人少。在毛主席那个时代，也是这个道理，真实情况是，比现在中国社会信仰“人性善”的人多得多，信仰“人性恶”的人少得多。

中国有一句老话，现代中国曾一度被视为是负面宣扬“人性恶”的思想，它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它变成了一个古代中国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典型话语，拿来与西方“一己个人利益至上”意识形态“媲美”。现在发现了一段曾仕强老先生的纠正新解释，觉得有道理;即“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不是“人不自私，天地难容”的意思，而是“人要是‘不是人’——天地不容”!这自然是一个现成的、被信仰“人性恶”者所津津乐道的“真理”。

中国是个“一多不分”文化语义环境，没有对人的“单子个体”和“性恶”虚假“建构”(“AI”)，所以不可能产生西方的“人性恶”个人主义至上世界观、社会观和价值观的话语。这也是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给“邪恶正常论”和“性恶合法论”任何存在和发酵的借口!中国之所以是如此一种数千年传统文化，是来自数千年一以贯之与西方主流具有鲜明互鉴性的“一多不分生生论”的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深深根治在中国哲学文化古代经典、构成中国人心性的，是天地人、人与人是共生生命关系的，人与人是血肉相连的生命关系。人与人是不可以竞争的，是不可以破坏互相之间的恰当自然仁义、有利生生关系的。凡是人，都本是有这点意识能力的，为了自己一定是为别人;生命相连。为己即是为人，为人即是为己，人己不分。一点不难懂，舍即是得，得即是舍;因为只玩“为自己”，等于玩死自己。

今天似乎满世界在滥传人性恶信仰，滥用人性恶行为，滥谈人性恶价值。对于我们这样的老年人，真等于换了一个人间，换了一个很陌生的人间，很不可理解的人间。现在一打开网上帖子，抖音视频，唱“人性恶”调子的内容比比皆是，倡导人与人不信任，提醒人们要互相提防。当然须想到：不要怪罪具体人，而是要问：这个世界怎么了，这个社会怎么了?是不是大家该团结起来，在马列毛主义指引下，与世界光明的势力联合起来，抵制谬误的“性恶论”，抵制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抵制资本主义，挽救、改造这个对人类危机四伏的世界，改造这个社会，消除它的坏现象!从而共同创建、或者说回归到那个更美好的新型社会!

(2026年4月27日于北京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