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出发时，张闻天、毛泽东和王稼祥等编在军委第一纵队还是第二纵队？

目前的史籍都称毛泽东等是编在军委第二纵队，即“红章纵队”。

但时任军委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李维汉(罗迈)在回忆中却作出了不同陈述。

李维汉在其回忆录中的证言是这样的——

……据我所知，长征前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群众一般是不知道的。当时我虽然是中央组织局主任，但对红军转移的具体计划根本不了解。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情况，他们也没有告诉过我。据我所知，长征前中央政治对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提出讨论。中央红军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是什么?要到何处去?始终没有在干部和广大指战员中进行解释。这些问题虽属军事机密，应当保密，但必要的宣传动员是应该的。

我回到瑞金后，开始进行长征的编队工作。

按照中央指示，将中央机关编成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又名“红星纵队”，是首脑机关，也是总指挥部。博古、洛甫、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德，还有其他负责同志，都编在这个纵队。邓颖超、康克清以及电台、干部团也编在这个纵队。干部团的前身是红军大学，学员都是从部队调来的连排级干部，他们都经历过多次的战斗。干部团人数虽不多，但战斗力强，实际上是首脑机关的警卫部队，在长征中起过很大的作用。长征开始时，毛泽东身体不好，一直坐在担架上.王稼祥在苏区负伤，不能行走，也只好坐担架。在长征路上，他们两人经常在一块讨论问题，变换意见。那时毛泽东不管事，管事的是博古、洛甫、恩来。第二纵队，又名“红章纵队”，由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约有一万多人。中央任命我为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邓发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张宗逊为参谋长。纵队的编组工作，邓发花的力量大，我花的力量小。遵义会议后，红三军团的一位团长牺牲了，张宗逊被调往红三军团任团长，第二纵队参谋长由邵式平接任。李富春是总政治部代主任，也在第二纵队。第二纵队有四个女同志随军行动，他们是蔡畅、陈惠清(邓发夫人)、刘群先(博古夫人)、阿金(金维映)。司令部下面还有几个单位：一、干部团或干部连（也叫工作队），约有一百多人，李坚真是指导员。这个干部团不是打仗的，是做地方工作和安排伤病员的。二、干部休养队，也有一百多人，徐老（特立）、谢老（觉哉）等都在休养队，他们不担任工作，只要身体好，能随军走就行。三、警卫营（营长姚喆）。四、教导师（师长张建武——注：应为张经武），担任后卫，约五千人，是1934年红五月扩红时参加红军的新兵，才成立十五天就发出了。它虽是后卫，但没有打过仗 ，因为第二纵队是由别人保卫的。配属第二纵队领导的还有一百多名地方干部，他们对政权建设有经验，准备去新区建立政权。中央党校的一部分学员，也编在第二纵队。此外，还有运输队，挑夫很多，任务很重。党中央机关的文件、资料之类的东西不多，但中央政府机关的东西很多。如中央银行携带很多银元，财政部有大量的苏维埃钞票，还有银元，都要挑着走。一边走，一边抄土豪的家，得了现洋，也挑着走。因为部队发的是苏维埃钞票，不能拿苏维埃钞票买老百姓的东西。印票子的石印机也抬着走。军委后勤部把制造军火的机器也带上了，要七、八个人才抬得动。每个部几乎都要抬着机器走。卫生部带的坛坛罐罐也很多。真是大搬家。这个运输队成员多是从劳改队放出来的，体力差，又是走夜路，有的挑到半路就不行了，只好另换人。[1]

李维汉长征初期是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无论作为见证人或作为当事人，他回忆文字的权重也是很高的——史料参照价值也很高。如中央纵队编组这种事情，他老记错了的可能性也很小。按理说，撰写史籍史典的有关史志人员和审核审定机关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却不知为何，还是忽略了——哪怕列入备考备查一类佐证资料耶?

另外，从事件发生发展的概率而言，长征初期直至黎平整编，军委第一、二野战纵队经常分开行军——还常常不是一条路线，那么洛毛王这个“在野三人团”怎么向中央负责人表达意见、提出建议?据李德回忆，湘江之战经过西延山区时，还召开过一个“七人飞行会议”[2]，讨论战略方向和行军路线?而这个阶段，军委第一、二野战纵队完全不是走在同一行军路线上的，这个会议该如何进行?如何交流?

隆重建议有关史志部门和史志编撰人员，严肃认真地对待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作出确认之前，关于长征的有关展陈的叙事，还是尽可能地原则一些，为将来解决这个问题留足空间与时间，千万不要把话说死了，留下一串剪不断理还乱的无尽麻烦。

注释

[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344～第345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

[2][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第124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113～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