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25年第6期

提要：自特朗普第二次执政以来，新反动主义逐渐走向前台，其对硅谷乃至全美政治右倾化的影响力逐渐为主流社会所关注。新反动主义思潮的实质即是技术资本与极右翼意识形态的深度耦合。作为极右翼的早期代表性思潮，以柯蒂斯·雅文等人为首的理论家助推的新反动主义构建了以主流保守派、硅谷技术精英群体与其极右翼受众为基础的圈层式影响力网络。这一思潮秉持着理想政治构建与反动社会评论等两大思想武器，对美国社会的诸多现实问题进行持续批判。新反动主义缘起于美国右翼政治格局的变迁，并从自由意志主义和硅谷技术文化的反动主义传统中汲取了思想资源。新反动主义通过其反建制话语和反多样性立场的传播，为主流保守派的政治转向提供学理支持、为技术精英参与政治提供意识形态武器，并为硅谷乃至全美的政治右倾化培养群众基础。随着新反动主义影响力的不断扩张，其已成为理解当下美国意识形态变迁的重要视角。

关键词：新反动主义 技术资本 硅谷极右翼 主流保守派

作者：李骄阳

特朗普的第二次胜选与硅谷技术精英的政治参与密切相关。随着特朗普再次执政，硅谷的代表性右翼政治思潮、“特朗普主义”的重要意识形态源泉之一——新反动主义(neoreactionism)逐渐走向台前。本届政府中的副总统万斯、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安东(Michael Anton)以及颇具政治影响力的彼得·蒂尔(Peter Thiel)、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等硅谷人士都受到新反动主义思潮的重要影响，甚至参与其中。更有主流媒体将新反动主义的代表性思想家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称为特朗普政府的“御用”哲学家。

新反动主义是硅谷技术精英在政治舞台上从幕后走向台前的重要意识形态先行者，也是极右翼意识形态崛起的重要推动力与风向标。新反动主义思潮的实质是技术资本与极右翼意识形态的深度耦合，其通过与硅谷技术资本的意识形态共振，为右翼提供了政治表达的新范式。现有研究虽已注意到硅谷技术精英的右倾政治偏好，并描绘了美国政治极化与极右翼社群兴起的现象，然而却少有研究关注技术资本与极右翼意识形态的深度互动，新反动主义在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更未得到揭示。本文旨在深入剖析新反动主义的思想内涵与社会网络，为理解技术资本与极右翼的耦合提供关键性的分析视角。

一、新反动主义的影响力网络及其政治定位

新反动主义的实质是技术资本与极右翼意识形态的深度耦合，这一点可以从其影响力网络及其政治定位中得到印证。新反动主义思潮发轫于美国硅谷，并在发展过程中与以硅谷技术精英群体为主的社会势力建立了密切联系，逐渐形成了圈层式的新反动主义影响力网络。在此基础上，新反动主义作为极右翼意识形态的先锋，为技术资本的右转提供了意识形态武器。

（一）新反动主义的影响力网络及其核心理论家

新反动主义的影响力网络是一个圈层式结构：新反动主义的核心理论家创造了新反动主义思潮的思想基础，通过安东、蒂尔以及通道出版社(Passage Press)、赫斯提亚学会(Hestia Society)等中间人或机构向主流保守派、硅谷技术精英群体以及新反动主义自身社群等社会势力传播思想、扩散影响、建立联系，由此形成新反动主义的影响力网络(见图1)。

新反动主义影响力网络的中心是这一思潮的核心理论家，这一群体负责思想体系的原创性生产，是新反动主义最早期的贡献者，主要包含在新反动主义网站发表政治理论与政治评论的博主。这一核心群体的成员规模有限，其中最具思想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包括雅文、尼克·兰德(Nick Land)等。

新反动主义的理论奠基人与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当属雅文，他通过系统性的理论建构为新反动主义奠定了哲学基础与政治话语体系，并在公共领域持续扮演着新反动主义代言人的角色。2007年，雅文通过创立新反动主义博客——“不合格保留意见”(Unqualified Reservations)，完成了向极右翼思想家的转型，其创立的新反动主义理论提出了极右翼意识形态对当代民主政治极具代表性的系统性批判。大量的知名右翼播客，例如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和查理·柯克(Charlie Kirk)的访谈邀请和众多主流媒体的日益重视为雅文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媒体曝光度。纽约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基尔·帕尔·辛格(Nikhil Pal Singh)认为，“雅文打开了奥弗顿之窗”，其理论复兴了曾经看似超出上流社会界限的思想，并为“行政国家和战后全球秩序”的瓦解绘制了路线图。作为当代最具颠覆性的政治理论家之一，雅文因其对美国“民主失效”问题的批判性分析所获得的学术关注和现实影响力不容忽视。

与雅文一样，以兰德为代表的其他新反动主义理论家同样构成了该思想的重要理论支脉。他们不仅是雅文思想的重要释经者、传播者，而且是在其思想基础上的继续创作者。兰德的“加速主义”学术背景塑造了其独特的论述风格，他始终保持着严谨的学院派分析范式，与雅文口语化、碎片化的表达形成鲜明对比。在其新反动主义著作《黑暗启蒙》(The Dark Enlightenment)中，兰德不仅为新反动主义构建了系统化的理论框架，更通过“黑暗启蒙”这一具有挑战性的命名，增强了新反动主义运动的媒体影响力。此外，新反动主义网络中还活跃着一批较有影响力的理论创作者，他们并不具有原创政治理论的能力，但却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新反动主义的通俗化和社群规范的构建，塑造了受众对新反动主义的认知与接受。这一群体曾主要活跃在赫斯提亚学会、“社会事务”(Social Matter)等网站节点，现在更多地在X平台(原Twitter)等社交媒体上活动，为该社群保持活力作出了极大贡献。

（二）新反动主义的政治定位：极右翼的早期代表性思潮

新反动主义作为21世纪初形成的政治思潮，不仅是二战后全球第四波极右翼浪潮在美国的早期思想表征，更是通过其独特的政治理论框架为后来美国极右翼意识形态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智识资源。新反动主义在形成初期便引发社会关注，但其早期表现出的政治疏离感使之长期游离于主流党派政治之外。直到特朗普的异军突起，新反动主义才真正寻获到能够代言其核心理念的极右翼总统候选人，由此完成了从小范围传播的硅谷政治理论到具有政策影响力的全国性政治思潮的蜕变。

新反动主义作为极右翼谱系中的特殊存在，在反体制这个核心特征之上发展出了远比大多极右翼运动更为系统化的理论体系，该思潮对美国极右翼的影响力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实现。

第一，新反动主义思想家和理论社群创造的反建制话语体系被后来的极右翼思想广泛吸纳。具体来说，新反动主义为当代极右翼运动提供了系统化的反建制话语体系，其核心概念框架已成为极右翼意识形态构建的关键要素。例如，由雅文创造或推广的“大教堂”(the cathedral)、“红色药丸”(red pill)等标志性概念，已经渗透到更广泛的右翼反建制话语中。在极右翼的核心网络社群中，“服用红色药丸”已经被赋予了“认知真相的英雄主义行为”之意，而所谓的“蓝色药丸大众”(blue-pilled masses)则被污名化地定义为智力局限、眼界狭隘的庸众。这一由新反动主义建构的二元对立框架，构成了当代美国极右翼政治认知的基础范式。

第二，新反动主义的创始人、被称作极右翼知识分子教父的雅文利用其在硅谷技术资本支持下建立的影响力网络提携新兴的极右翼思想家，为后者获取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关注度提供了宝贵渠道。新反动主义的极右翼反建制特性使其影响力充分地体现在对未来权力精英的塑造上。雅文本人曾直言：“我对特朗普政府的影响并非通过高层领导，而是通过政府中的年轻成员，他们阅读我的作品。”新反动主义思想家的非传统学术背景与反建制边缘思想，使这一思潮在年轻一代中具有独特吸引力，这一点在雅文参加的一场举办于哈佛大学的政治辩论中表现得同样明显。与他进行辩论的哈佛教授事后评论道，“雅文在哈佛学生中的影响力令人震惊”，并补充称，“这正是这类思想的危险所在”。

此外，雅文通过其私人网络将极右翼知识分子带入主流保守派的视野。雅文曾向主流保守派机构克莱蒙特研究所(Claremont Institute)的安东推荐极右翼网络博主科斯汀·阿拉马里乌(Costin Alamariu)。在雅文的推荐下，安东在该研究所的旗舰刊物上撰文，认为在争夺右翼青年思想的精神战争中，极右翼思想正在战胜传统保守主义，助推了克莱蒙特研究所内部的战略讨论。由此可见，新反动主义在极右翼获得主流保守派认可的过程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新反动主义的核心理念

思想史家马克·里拉(Mark Lilla)指出：“反动派并非保守主义者……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与革命者同样激进。”原有秩序被精英知识分子传播的外来观念削弱了，社会在“精英的背叛”下走向毁灭，这是所有反动叙事的通用核心，新反动主义也不能免俗。新反动主义思想主要可以分为以雅文所谓的“形式主义”(formalism)为中心的理想政体构建，以及以挑战现代主流叙事、批判民主社会为主要内容的反动社会评论等两个组成部分。二者相辅相成，而后者在主流社会中的被接受程度更高，逐渐成为硅谷乃至美国极右翼意识形态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以“形式主义”为中心的理想政体构建

“形式主义”是新反动主义思想的核心命题，新反动主义创始人雅文始终将“形式主义”的崇尚秩序、追求安全以及拒绝暴力作为其反动政治理论的重要根基，新反动主义的很多后续命题都是基于“形式主义”的演绎。“形式主义”的基本理念是：“人类事务的主要问题是暴力，(新政治体系的)目标是设计一种方式，让人们在一个空间极其有限的星球上，无需暴力即可互动。”虽然“形式主义”这一术语不再被新反动主义思想家频繁使用，然而其反暴力内核始终是新反动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其外在表现为对规定清晰、基于同意的协议与既定结构的重视，以及对其不可侵犯性的尊重。

协议是消灭暴力的重要手段，而资源的分配问题是各类协议与规则中的基础，新反动主义的政治构想便来源于其所有权设定。由于平等与社会正义原则的模糊性容易引发暴力，新反动主义便提倡以现状为准的分配原则，要求明确定义并强制执行的所有权协议。由此，新反动主义的政府组织原则认为，政府必须持有有效、清晰且不可分割的主权，并以效率和财务责任为核心，国家的首要目标是最大化其资产价值以及长期盈利能力。新反动主义的政治理论以股份公司结构为模型，国家被视为一家企业，政府即是“主权股份公司”(sovereign joint-stock corporation)，其主要拥有和管理的资产就是碎片化的领土(patch)。

在新反动主义的政府组织形式中，“主权股份公司”的所有权归匿名股东所有，股东通过投票选举首席执行官并赋予其绝对的主权权威，以便他们获取对于其领土内所有资源和居民的绝对控制权。居民则被视为领土上的租户，与政府签订契约同意遵守法律、享受保护和服务，而非治理的参与者。在此制度下，居民没有“发言权”，但保留“退出权”，可以随时选择搬迁至其他领土，各政府之间通过竞争以吸引优质居民。政府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最大化其领土价值以实现盈利，而这会促使政府将其财务责任与治理水平绑定在一起，通过提供包括安全、法治等在内的良好治理，使得领土更具吸引力、更有价值。

新反动主义基于“形式主义”的政体构建中处处可见其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批判。在其政治理论体系中，民主体制将政治冲突制度化，通过以取胜而非公共利益为目标的党派斗争，造成了“永久的、没有硝烟的财富权力争夺战争”，由此迎来了其自身的制度性衰败，最终导致治理陷入“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新反动主义鲜明的反民主色彩和激进的颠覆性，使其难获毫无保留的政治认同，然而这无损其思想的价值。不少主流学者认为，新反动主义对于民主政治机构失灵的认识是正确且具有先见之明的。同时，这一思潮准确折射出当代美国政治生态的深层裂变与硅谷技术精英群体的意识形态转向，无论后者承认与否，某种具有现代性的威权诉求正在悄然萌发。

（二）具有前瞻性的社会评论

新反动主义思想最具影响力的组成部分莫过于其对当代美国社会的诸多社会评论，这些评论基于“形式主义”原则而提出，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该思潮的创立者在21世纪初提出的诸多社会问题的核心观点与论证逻辑在当下政治语境中日益显现出与主流话语的契合性。具体而言，新反动主义的社会批评体系主要建构在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上：首先是针对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的系统性质疑，其次是对建制派知识精英联盟(所谓“大教堂”体制)的持续解构，最后则表现为与“觉醒运动”等进步主义议程针锋相对的、具有极端主义倾向的反多样性立场。这种多维度的批判框架颇有预见性地反映了当代西方社会的深层撕裂，同时也为新反动主义在当下的政治格局中获取政治影响力埋下了伏笔。

第一，新反动主义对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主要表现为其认为进步主义实质上是美国早期基督教信仰的世俗化产物，留有宗教性残余。在认知层面，新反动主义认为，进步主义作为驱动“现代结构”的核心意识形态，存在着一个根本的矛盾：进步主义虽然以理性与科学自居，却要求人们无条件接受诸如历史必然进步和常被滥用的社会正义等未经证实的信条，并将举证责任强加于质疑者。就权力运作而言，新反动主义指出，进步主义本质上是一场“国家神化运动”，专业管理阶层通过设计抽象的救助方案来扩张自身权力，这些方案却往往以损害被救助者的实际利益为代价。这种机制最终服务的不是其所标榜的公共利益，而是权力集团的自我巩固。

第二，新反动主义的原创概念“大教堂”描述了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与执行体系，二者共同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意识形态控制系统，这一术语在极右翼中得到了广泛流行。大教堂描述的是一个传播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的建制派权力网络，其核心组成部分包括以常春藤盟校为代表的精英大学、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建制派主流媒体，以及与两者相关联的非政府组织和技术官僚体系。新反动主义将“大教堂”视为民主社会中的核心宣传机器，雅文更是将其比喻为“20世纪的国教教会”，他认为这一系统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制造共识来维护进步主义意识形态和现代结构的合法性。这一权力结构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形成了一种“自我选育”机制，持续塑造符合其意识形态的民意。在其影响之下，传统保守派实际上已被驯服，网络平台上的右翼分子异议同样被压制，从未对“大教堂”的统治构成实质性威胁。

第三，新反动主义对进步主义及其“大教堂”体制的解构集中体现为对当代社会议题的极端主义反多样性和多元化立场。在此立场下进行的政治批评，不仅奠定了新反动主义在极右翼阵营中的开创性地位，更在当下的政治话语中引发了大量共鸣。首先，新反动主义反对“人类神经一致性”(human biological uniformity)概念，强调人类群体在认知能力上并非绝对平均一致，这为此后的白人至上主义等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新反动主义反对开放边境和大规模移民，雅文认为进步主义执政者与“大教堂”体制可能会通过引入大量特定族裔的移民来改变选民结构，从而巩固其政治基础，他称其为“选举新人民”。

总体而言，新反动主义的核心理念揭示了其作为技术资本与极右翼合流的实质：一方面承袭了硅谷精英的自由意志主义政治愿景、反建制和反监管的社会立场以及技术治理观念;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具有前瞻性的极右翼政治倾向。例如，新反动主义对“大教堂”的揭露是特朗普政府与哈佛大学等高校以及自由派媒体斗争的先声，其反多样性和多元化的社会立场更是契合了当下美国社会的民粹主义和“反觉醒”意识形态。因此，作为技术资本的极右翼意识形态先声，新反动主义的缘起与影响值得深入审视。

三、新反动主义的缘起

新反动主义的缘起是硅谷传统与右翼政治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一股系统性的政治思潮，其受到美国右翼政治格局变迁的影响，脱胎于硅谷的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思想，并从硅谷技术文化的反动主义传统中汲取了思想资源。

（一）美国右翼格局的重大变迁

冷战期间围绕着强大国防、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和道德传统主义等三大核心而组成的保守主义建制派阵营，作为美国右翼政治的主流，随着冷战结束后共同身份标签的消失而逐渐解体。随着21世纪初的数次美国对外战争、灾难性的经济危机以及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共和党失去了长期以来的执政地位和文化主导权。这导致保守主义阵营进一步分裂，越来越多的保守派异见者开始产生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和移民限制等种种偏向民粹主义的极右翼倾向。而以2009年茶党运动为重要标志的美国右翼政治格局变迁迅速影响了右翼政治的主流声音，特朗普政府的两次执政更是将极右翼势力的崛起推至高潮。近年来，“文化反弹”(cultural backlash)、全球化焦虑以及媒体议程设置共同促进了这一趋势的高涨。

新反动主义的诞生与当代美国右翼政治格局的结构性变迁密切相关。作为该思潮的理论奠基者，雅文的学说体系同样建立在对主流保守主义的系统性批判之上，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数个关键历史节点：首先，雅文对于小布什总统任期内美国保守主义的执政角色有所不满，一系列政治失误与腐败丑闻令主流保守主义运动停滞不前;其次，美国在伊拉克与阿富汗的“民主输出”工程遭遇系统性失败，这一地缘政治实践强化了其对代议制民主制度的怀疑;最后，围绕奥巴马的竞选狂热及其当选，更是被雅文视为进步主义叙事的历史必然产物和美国政治左倾化难以逆转的实证，从而坚定了其探索新的政治解决方案的理想。

（二）对硅谷自由意志主义的扬弃

自由意志主义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意识形态立场，其最重要的思想特征在于对个体自由的极致推崇，其核心原则是“自我所有权”(self-ownership)和“非侵犯”(nonaggression principle)原则。在此基础上，自由意志主义发展出了推崇小政府或无政府、崇尚个人主义与强调市场机制的政治理论和政策倡议，且自认为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真正继承者，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等奥地利经济学家奉为理论先驱。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期间，自由意志主义吸收了硅谷文化的部分特性，在该地区造成了深远影响。一方面，自由意志主义原有的反国家干涉原则与硅谷精英技术反监管的需求不谋而合，硅谷从业者在其影响下更加笃信一切复杂的社会问题都存在技术解决方案;另一方面，硅谷将自由意志主义的个人主义原则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在尊重个体自由的基础上格外推崇企业家精神，这种理念带有明显的“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在自由意志主义的影响下，众多硅谷科技精英长期保持着超然于主流社会规范、远离政治的姿态，技术自由主义因此一度被描述为高科技领域的“默认政治文化”。

新反动主义思想诞生于硅谷的自由意志主义环境中，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自由意志主义色彩，这一特点既体现在其产生背景上，也反映在其核心主张之中。从产生背景看，新反动主义的创始人雅文及其早期追随者均深受1980年代和1990年代硅谷企业家精神和互联网亚文化的熏陶。雅文本人曾坦言，在提出新反动主义之前，他长期信奉自由意志主义，对于米塞斯等相关理论家极为推崇。而在思想内核上，新反动主义继承了硅谷自由意志主义的基本立场，前者的形式主义原则与后者的“反侵犯”原则如出一辙，均主张武力的主动使用是不正义的，并以此作为理论基础。

然而，新反动主义转向了更为激进的批判立场，对于前现代政治原则的寻求，正是其“反动”标签的成因之一。该思潮的核心理论家如兰德和雅文等多热衷于援引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等前启蒙和君主主义思想家的观点作为思想资源，正如雅文所述，其思想经历了“从米塞斯到卡莱尔”的转变。他意识到自由意志主义原则只能在预设的“安全秩序”下运作，却无法提供摆脱混乱状态的机制，因而主张通过必要的威权主义手段来建立稳定秩序。自由意志主义与君主主义思想特性的结合，导致了新反动主义内蕴的巨大张力：其政治设计与愿景在个体层面体现出除契约之外不加以限制的自由主义，在宏观层面却要求通过君主制的政治结构来实现。

新反动主义思潮对自由意志主义的扬弃以及对君主主义的追捧，与当下硅谷兴起的“技术威权主义”趋势高度契合，具体表现为科技精英正从强调政策游说转向直接谋求重构国家权力架构。他们认为，在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威权体制更有利于实现其技术战略目标。

（三）承袭硅谷技术文化中的反动主义传统

从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反动未来主义”(reactionary futurism)到当代兴起的新反动主义，硅谷技术文化中始终存在着反动主义传统。20世纪末的所谓“反动未来主义”运动是由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在硅谷创建的一套右翼意识形态，其思想核心融合了男权思想、自由市场崇拜和狂热的技术文化，将典型的男性白人企业家塑造成英雄式的文化人物。这一运动促进了数字技术与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流，塑造了硅谷的反动主义传统。这一思想在右翼数字媒体和硅谷思想领袖中具有持久的影响力，例如安德森等硅谷精英在其基础上发展出了技术乐观主义等回声。

这一思潮的反动主义本质及其在当代新反动主义思想中的延续性，主要体现在极端的社会文化立场与技术观念上：所谓“反动未来主义”运动通过新兴的互联网传播反动价值观，指责主流媒体存在“自由主义偏见”，其报道是“掩盖意识形态议程的虚伪面具”，其核心诉求在于解构进步主义的大众传媒体系与公共教育制度，这一话语策略直接为新反动主义的“大教堂”理论所继承。此外，“反动未来主义”的技术观存在一定的工具性，即其支持的技术进步必须服务于反动主义议程，这一技术观与新反动主义存在着共鸣。后者对技术的无节制投入持怀疑态度，但认为现代加密技术在其理想政体中具有至关重要的角色，为武力控制、身份识别以及去中心化的信息共享等诉求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

四、新反动主义对硅谷右倾化的影响

正如雅文在接受采访时所坦言的，其思想的扩散主要依托新反动主义网络中的活跃群体。也就是说，新反动主义正是通过其影响力网络对硅谷的政治右倾化发挥了促进作用。通过技术精英、传统右翼与极右翼知识分子之间的频繁互动，新反动主义促成了技术资本与极右翼的深度耦合。

（一）新反动主义为加州主流保守派的政治转向提供了学理发力点

近年来，美国右翼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迁，其中极右翼意识形态的异军突起构成了最具颠覆性的政治现象之一。与此同时，主流保守派中的部分智库机构也已悄然开启了政治转向进程，这一动向既源于特朗普政府的强势推动，更是顺应了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历史潮流。以克莱蒙特研究所为代表的加州保守派智库转型面临着双重需求：既需要构建系统的理论框架为其政治转向提供合法性背书，又亟需更具说服力的话语体系进行舆论造势。在此背景下，新反动主义凭借其独特的理论优势、在极右翼思想中的开创性地位以及与日俱增的社会影响力，成为主流保守派政治转向的理想的学理性发力点。

在新反动主义思潮与加州主流保守主义阵营的联结纽带中，安东是最为关键的中间人，他以克莱蒙特研究所为媒介发挥影响力。作为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主流保守派智库，克莱蒙特研究所的传统保守主义立场在特朗普执政时期逐渐增加了反建制、反进步主义的极右翼理念。克莱蒙特研究所的转型不仅体现在《克莱蒙特书评》(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等传统媒体渠道，更体现在《美国心智》(TheAmericanMind)等线上刊物及播客等网络渠道。值得注意的是，克莱蒙特研究所的思想转型获得了官方政治背书，包括万斯在内的多位共和党政治新贵都公开承认受惠于该研究所的思想资源。

安东作为克莱蒙特研究所的重要学者，被该机构定位为主流保守派与极右翼之间的重要中间人，他在将新反动主义思想引入主流保守主义话语体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雅文与安东保持着密切的私人交往和思想交流，这种关系为新反动主义在传统保守派阵营中赢得了话语空间。例如，2021年，安东邀请雅文参加《美国心智》的播客节目，该节目在播出后获得了5万余次的播放量，是该博客播放量排名前三的视频。安东不遗余力的引荐更是令克莱蒙特研究所的领导层捕捉到新反动主义在极右翼思潮中的代表性意义和重要影响力，因而邀请雅文担任《美国心智》特约撰稿人。安东与雅文的接触与合作，折射出新反动主义与加州主流保守派的历史性合流。值得注意的是，主流保守派与新反动主义的合作并非简单的理论移植，而更多是通过“概念转译”、各取所需，这一意识形态的微妙调试过程或许正是当代美国政治转向的典型特征。

（二）新反动主义与硅谷技术资本的双向互构

新反动主义作为硅谷技术资本与极右翼之间的重要纽带，其影响力网络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也是与硅谷技术精英群体之间的关系。这一群体包括了以蒂尔为首，以巴拉吉·斯里尼瓦桑(Balaji S.Srinivasan)、安德森等为代表的硅谷技术精英，以及万斯、布莱克·玛斯特斯(Blake Masters)等共和党政治新贵。二者之间存在着双向互构的关系：新反动主义的意识形态为硅谷技术精英提供了推动硅谷意识形态格局演变的智识武器和表达范式;而后者则通过经济支持与政治网络为新反动主义提供实质性背书，从而放大了其思想影响力。

作为新反动主义与硅谷技术精英群体的中间人，蒂尔对雅文的支持由来已久。蒂尔早已公开呼应雅文的新反动主义观点，宣称“自由与民主不可兼容”，认为技术将赋予富有社会精英超越民族国家、形成自治区域的能力。基于“退出”策略，蒂尔曾出资支持的“海上家园”项目同样与新反动主义的政治架构设想具有高度一致性。而蒂尔对于现代西方民主社会的幻灭，被雅文称作对于新反动主义的“完全开悟”。这种思想同调在现实中对应着蒂尔对雅文的实质性支持：2013年，蒂尔向雅文创立的特隆(Tlon)公司注资110万美元，并于次年公开介入公司内斗，为后者站台。

一方面，在蒂尔的作用下，新反动主义为硅谷技术精英群体实现政治参与、满足政治诉求提供了丰富的智识资源，两者的联盟正在积极寻求对硅谷政治生态的重塑。硅谷技术精英作为政治参与经验较少的新兴社会势力，通过倡导一套符合自身需求的意识形态来推动主导意识形态体系的变异。通过话语建构，蒂尔将其支持新反动主义的立场包装为对抗“思想极权”的知识抗争，通过搭建与极右翼的交流平台，实质上促进了极端政治观点在科技界的合法化。通过蒂尔，新反动主义与同特朗普政府关系亲密的风险投资家安德森、斯里尼瓦桑等人建立了联系。安德森在访谈中曾称雅文为朋友并引用了其观点，两者对现代西方民主社会的批判以及对精英主义的推崇存在相当的共鸣。

另一方面，新反动主义的政治影响力也得益于蒂尔这一中间人在特朗普政府中的作用，这一点在打击“深层政府”(deep state)的一系列主张和行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2016年大选中，以蒂尔为代表的硅谷技术精英通过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等平台为特朗普造势并提供大量资助，成为新反动主义思潮向最高决策层渗透的关键渠道。蒂尔在特朗普胜选后获任过渡团队执行委员会成员，受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委托，负责推荐旨在颠覆深层政府体系的官员人选。班农提出其针对联邦官僚体系的改革策略直接借鉴了“蒂尔的政府理论”，而这一理论与新反动主义的政治理论高度契合。与蒂尔关系密切的万斯也曾在2021年的一次线上采访中公开推荐雅文的政治理论，其主张的“夺取左翼机构”及大规模解雇联邦官僚等政策建议，实质上是对雅文“全面清退政府雇员”提案的政纲化改造。而在特朗普第二次执政以来，与雅文进行公开辩论的哈佛大学教授丹妮尔·艾伦(Danielle Allen)认为，雅文提出的政府“硬重启”(hard reboot)构想在特朗普政府“政府效率部”推行的官僚体系清洗与忠诚度审查机制中“毫无疑问地”获得了制度性落实，因而新反动主义需要为“政府效率部”造成的问题担负智识上的责任。而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本人也曾亲自向雅文征求政治意见。

（三）新反动主义促进了硅谷政治社会基础的右转

随着新反动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和观点的传播，一个偏向极右翼的政治社群得以构建起来，该社群最初只包括少数核心理论家的博客读者，然而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具有明确身份认同的、以中间机构为节点的分布式理论生产与传播网络。这一网络既存在于传统的博客平台，又呈现出向社交平台迁移的趋势，最终构成了新反动主义思潮以及硅谷政治转向的重要社会基础。

在发展过程中，新反动主义的传播结构在传播渠道和传播层级两个方面出现了明显的演变。在形成初期，新反动主义社群主要依赖核心思想家的博客写作与社交媒体进行理论建构与受众培养。随着该思潮影响力的扩大，传播结构逐渐复杂化：一方面，传播渠道从单一线上拓展至线上线下协同网络;另一方面，专门的中间传播机构也开始涌现。早期新反动主义核心理论家普遍回避与传统媒体或学术机构的制度化互动，而是通过政治理论作品的线上传播来筛选和凝聚追随者。在此过程中，赫斯提亚学会作为关键中间节点脱颖而出，该组织不仅成为新反动主义理论具有代表性的核心讨论平台，还通过线上论坛的社群运营，系统性地聚合早期支持者，促进了硅谷政治社会基础的右转。

近年来，随着美国右翼政治格局的重大变迁，新反动主义的中间传播机构也呈现出实体化的发展趋势。其中，通道出版社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机构之一，显著推动了新反动主义思潮在网络和传统渠道的传播，并进一步凝聚了新反动主义社群，为新反动主义提供了充足的讨论空间与思想包装。首先，该机构通过出版高质量书籍，例如雅文的近期作品《灰镜》选集，将新反动主义思想从网络博客带入实体书市场，吸引了更广泛的保守派和反建制读者。其次，通道出版社对雅文的“文化包装”帮助其进一步吸引了主流思想界的关注。例如，2024年，通道出版社与约翰·亚当斯协会(John Adams Society)合作，在哈佛大学举办了雅文与知名政治学者艾伦的辩论，引发了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最后，通道出版社还通过社交媒体和线下活动(如书展和讲座)为新反动主义社群提供聚集点，增强了成员间的联系。例如，在特朗普就职典礼当天，通道出版社举办了一场“加冕舞会”(Coronation Ball)，这场活动不仅邀请了雅文，还邀请了安德森、班农等与美国本届政府相关的重要角色共同参与，该出版社甚至将这场活动描述为“新反动主义与MAGA智囊团的会面”。

五、结语

硅谷新反动主义思潮反映了技术资本与极右翼意识形态的耦合，二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一方面，以新反动主义为代表的极右翼意识形态是硅谷右翼技术资本选中的发言人和意识形态武器;另一方面，该思潮也持续塑造并强化着硅谷的右翼意识形态，并藉由其影响力网络中的硅谷精英不断向外扩散。在传播的过程中，新反动主义凭借其在极右翼阵营中的重要先驱地位，更通过主流保守派作为中间渠道，对全美范围内意识形态变迁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硅谷不仅是技术企业的圣地，还是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熔炉。尽管新反动主义存在思想的极端性，但是正如1960年代遭到拒斥和镇压的反文化运动与新左翼在21世纪初成为硅谷主导性意识形态的重要来源，思想的极端转型体现的是可能产生长期后果的社会趋势。随着右倾化甚至极右化逐渐成为硅谷精英、技术资本的主流选择，新反动主义作为美国硅谷在思想上最具代表性、在现实中最具影响力的极右翼意识形态，已经得到了主流媒体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正因如此，它为我们从外部审视美国当前的政治格局与意识形态变迁提供了一个关键切入点。

[李骄阳：浙江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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