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书记指出：“‘为官不易’要正确理解，应该理解为用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易，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不易，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监督不易，作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不易。”这一重要论述，廓清了“为官不易”的思想迷雾。

然而在现实中，个别领导干部不仅将“不易”曲解为“不为”，更进一步将“严管”异化为“严管群众”——面对群众的批评监督，不是闻过则改，而是闻过则“找人”，把公权力当成堵塞舆论之口的工具。近期发生的河南新乡警方跨省约谈自媒体人“金陵妙音坊”事件，便是这种错误观念的典型折射，与一同发生的李道国案互为镜像，深刻暴露了某些地方“为官不为”乃至“为官乱为”的病灶。

2026年3月25日，实习律师李道国在北京家中被河南新乡辉县市公安局以“敲诈勒索罪”跨省刑事拘留。然而事实是，李道国长期受村民委托，为家乡辉县张村乡储备窑村遭受的环境破坏依法维权，在乡政府见证下签订赔偿协议，发现付款主体不合规后主动将200万元全额退回，全程并无非法占有目的。12天后，辉县市人民检察院作出不予批捕决定，公安机关以“没有犯罪事实”为由撤销案件。一个本应受到保护的合法维权者，却被以刑事手段对待——这一错案本身已经严重损害了群众对法治的信心。

然而更令人不安的是，事情并未到此为止。李道国案撤案已逾半月，被错误羁押的国家赔偿尚未启动，诬告陷害者仍逍遥法外，办案人员的执法过错未被追究。2026年4月21日，《人民日报》刊发评论《“过度请示”，该纠偏了》，尖锐指出：一些干部面对本层级权责范围内的事，却要层层上报，表面上是讲规矩、按程序，实则是规避风险、转嫁责任，把请示报告当成“挡箭牌”。正是在这篇评论刊发的第二天，自媒体“金陵妙音坊”发表了《“过度请示”当休，追责担当须立——从李道国案看新乡市主官的应尽之责》一文，追问“辉县在等新乡的指示，新乡在等更上层的态度”的怪圈，呼吁领导干部扛起追责主责。

追问言犹在耳，找上门来的不是追责结果，而是“声势浩大，直接找的省厅”的河南警方。4月23日，“金陵妙音坊”发文称，河南警方因其近期就李道国案发表的文章专程前来“找人”，言辞间充满惶恐：“我虽然没有任何理亏之处，所写文章没有任何不合法不合理之处。但是如此声势浩大，我还是感到了巨大的威胁，惶恐不安。”

作者设问：是来“沟通”，是来“询问”，还是“也和之前的李道国一样被跨省抓走”?这一问，本身就是对法治环境的无声控诉。一个依法发表评论的自媒体人，竟要为自己的安全忧心忡忡，这不该是法治社会应有的样子。

这正是“为官不易”论调的危险变种——“让你不敢”。如果说李道国案是“以刑化访”，即以刑事手段对付维权群众，那么跨省“找人”则是以公权力的威慑力压制舆论监督。

人民日报评论将“过度请示”的症结归纳为四种心理：向上甩锅的避责心理、为官不为的躺平心理、刷脸表态的投机心理、本领恐慌的依赖心理。

检视李道国案撤案以来无人追责的局面，这四种心理的影子清晰可见——“不是不做事，就怕做错事”的避责心理让追责层层空转;“想让一件事办不成，就多请示”的躺平心理让制度形同虚设。而当舆论对此提出批评之时，某些部门的第一反应不是反思整改，而是找人“沟通”，这恰恰暴露了更深层的病灶：不敢直面监督、不愿接受批评。

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摒弃“监督就是不信任”的错误认识，把监督看作“护身符”，主动在监督下工作、在约束中用权。接受监督不是被动应付，对监督发现的问题，要立行立改、举一反三，把监督压力转化为改进作风、做好工作的实际成效。然而，面对自媒体对李道国案的正当追问，有关部门不是出示调查进展、公布追责结果，而是选择“声势浩大”地登门“找人”——“接受监督”在这里变成了“反制监督”，“化解矛盾”被替换为“化解提出问题的人”。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

面对群众急难愁盼要耐心倾听、主动化解，让权力在服务发展、造福人民中彰显价值。这些要求，在“金陵妙音坊”所遭遇的现实中，被搁置了、被绕开了。

严管不是束缚，而是干事创业的“安全屏障”。但这个“安全屏障”绝不能被异化为压制群众监督的“保护伞”。从李道国被错抓，到“金陵妙音坊”被“找人”，一条清晰的链条浮现出来：害怕矛盾暴露——压制维权——打击舆论——回避追责。这不是严管，这是失管;这不是为官“不易”，这是为官“失德”。

为官从政，政治素养的试金石之一就是能否正确对待、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

有些领导干部对监督心存抵触，说到底，是心态不正、底气不足。

“金陵妙音坊”的文章不过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某些地方在追责问题上的不作为。正确的做法，是把这面镜子摆在案头、用以正衣冠，而不是试图打碎这面镜子。须知，镜子可以打碎，太阳底下的事情终究藏不住。

在自媒体时代，人民监督的渠道日益多元，任何试图遮蔽监督的做法，最终只会引发更大的舆论关注，失信于民。

为官之道，当思政绩来之不易，怎样才能真正做到求真务实、为民造福、着眼长远。政绩好不好，要看是否符合客观规律、是否推动实际发展、是否惠及民生福祉。从李道国案到“金陵妙音坊”事件，某些地方的“政绩”似乎表现为：出了问题先“摆平”，遇到舆情先“管控”，追责问责先“请示”。这样的“政绩”，经不起实践和人民的检验，更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人民是政绩的最终评判者，始终要把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根本标准。

李道国案撤案以来，群众在追问追责、在期待正义;“金陵妙音坊”在公开发声中，表达的正是这种群众关切。回应这种关切的正确方式，不是走向自媒体人的家门口，而是走向公开透明的追责程序、走向依法依规的制度建设。

总书记告诫全党：“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面对“金陵妙音坊”事件，有关部门应当清醒认识到：与其声势浩大地跨省“找人”，不如雷厉风行地推动追责;与其让自媒体人惶恐不安，不如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唯有破除“避责”心态、摒弃“反制监督”的错误做法，以群众呼声为行动号令，以法治要求为履职准绳，方能不负党和人民的信任与重托，真正把政绩书写在历史长河之中。

2026.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