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人民”并不是一个天然既成的整体，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与斗争关系中，从群众之中分化、形成并被组织起来的部分。它既以一定的物质基础为前提，又通过政治实践得以实现。换言之，人民是群众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被动员、被组织并参与到改造现实过程中的存在形态。在这一意义上，人民才成为革命的现实主体。

因此，人民与群众的差别，不应简单理解为“自觉”与“自发”的对立，更不应被理解为某种道德优劣或天然正当性的划分，而应理解为一种历史过程中的转化关系。

在组织建设的层面，我们所说的“人民”，已经不再是抽象的历史范畴，而是具体的实践主体。

因此，在历史意义上，人民可以理解为在一定发展阶段上推动社会进步、趋向新生产关系的阶级力量;在政治意义上，人民则是一个用于划分敌我关系、服务于统一战线的概念，其范围具有阶段性与策略性;在组织意义上，人民则体现为能够参与具体实践、承担现实任务的行动主体。

这三种意义既相互联系，又不能相互替代。如果将其混为一谈，就容易在理论上陷入抽象化，在实践中走向随意性。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承认一个现实：在具体实践中，并不存在一种可以机械套用的“人民”判定标准。某些人在其阶级位置或现实状态上未必属于“人民”的范畴，但在特定条件下，仍然可能参与到推动现实变革的过程中。因此在具体工作中，将某些人“当作人民来对待”，并不是对概念的任意篡改，而是对复杂社会关系的一种现实处理方式。

归根结底，对“人民”的理解，应当在两个层面上加以统一：在理论分析上力求界定清晰、立足客观;在实践运用中则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灵活性。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把握尺度，正是需要在具体实践中不断加以探索的问题。学会发现并利用错综复杂的矛盾正是毛教员的政治智慧之一。

另外，在非革命年代，人民并不会因为缺乏公开的革命行动而消失。相反，它以一种尚未充分展开的形态存在于社会之中。

人民首先表现为处于一定生产关系中的广大社会成员，他们承担着社会再生产，并在客观上处于特定的利益位置之中。这种位置并不会因是否发生革命而改变，因此，人民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始终存在于社会结构之内。

与此同时，在社会的某些层面，也会不断生成零散的组织形式、经验积累与思想传播，这些因素构成了人民由分散状态向自觉状态转化的现实基础。因此，非革命年代的问题，并不是“人民是否存在”，而是人民尚未被组织为能够改造现实的力量。

不应该用静止的眼光看待人民这个问题，人民既在生成中，也在输出中，也在消亡中。

2.

“革命要培养人”，并不是抽象的道德塑造，而是有明确内容与方向的能力建设。一个志业于投身马克思主义的人，至少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逐步成长——理论理解能力：能够把握基本原理，并将其与现实问题结合;组织工作能力：能够在具体情境中完成任务、协调关系、推进工作;实践经验：通过反复实践形成对现实的具体认识，而非停留于抽象判断;群众联系能力：能够在社会关系中与群众建立血肉联系，并逐步扩大影响。

而“革命要输出人”，则意味着组织不应将自身封闭为一个自我循环的体系，而应持续向更广泛的社会空间输送具备上述能力的人，使其在不同位置上发挥作用，进而扩大整体社会影响力。这种输出，本质上是一种“分布式扩展”的过程，是组织力量在社会中的延伸。

再进一步来看，一个真正成熟的组织，必须具备系统化的人才培养机制。这种机制至少包括：稳定的可重复的学习路径、持续的阶段性的实践安排、定期的总结与反馈、以及明确的成长阶梯。只有当个体的发展可以被组织化地支持与复制时，组织本身才可能实现持续积累，而不是在一次次尝试中归零。

归根结底，革命事业的发展，并不首先取决于口号、规模或一时的行动，而取决于是否能够持续地生产出具备能力的人。人本身，才是最根本的生产力，而培养人，则构成了革命实践的基础性条件。

想起做学生时背诵的鲁迅先生的话：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第一次读到这些话的时候觉得是如此沉重。现在依然觉得沉重，不过已明白这些话之所以沉重，并不是因为辞藻，而是因为它们背后，是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已经发生、无法抹去的代价。流血是对活着的人的审判，活着的人没有资格退缩。

当现实摆在面前的时候，人是无法躲进话语里的。 要么承担，要么回避; 要么站在具体的人一边，要么站在“如何摆脱问题”的一边。一个人的立场，原来是这样说出来的，是在这种时刻被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