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在浩瀚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判断一个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从来不看它的大门上挂着什么牌子，也不看它的文件里写着多么华丽的辞藻。最直接、最本质、最无法伪装的标尺只有一把：代议机构的阶级构成。

在我们的语境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其代表的阶级来源、身份结构、利益立场，从来就不是单纯的“选举比例”或“制度形式”问题。它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集中体现，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在国家政治权力领域最深刻、最血淋淋的折射。

今天，我们不妨将历史的坐标轴拉长，以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典型历史坐标)为起点，对比新时代全国人大代表的阶级分布格局。

在这条横跨半个世纪的历史脉络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一场寂静而深刻的重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结构，是如何从以工农劳动者为绝对主体的无产阶级政权形态，一步步演变为多元阶层分化、精英与资本话语权显著抬升的市场化政治结构的。

这一变迁，无关乎资产阶级法学意义上的“制度优劣”，而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阶级关系、国民财富分配格局发生根本性变革后，必然产生的政治倒影。

一

1975年，是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

那是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全面巩固、计划经济体系成熟运行的历史阶段。

在那个时代，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占据了国民经济的绝对主导地位。作为剥削阶级的大地主、大买办、大资本家不仅在肉体和财富上被消灭，作为一个阶级建制也已被彻底拔除。

在这个坚实的经济基础上，工农联盟成为国家政权不可动摇的阶级根基。而1975年的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构成，正是这一经济基础与阶级关系的完美政治镜像。

翻开那份浸透着时代底色的代表名单，那组数据至今读来依然令人震撼，甚至在人类社会主义政权建设史上都堪称一座难以逾越的丰碑：

该届全国人大共有代表2885名，其中一线工农兵劳动者代表的占比高达72%以上。

这是什么概念?

这意味着，坐在人民大会堂里举手按下表决键、决定国家最高法律和人事任命的人，绝大多数身上还带着车间的机油味、公社的泥土香和边疆的硝烟味。

产业工人代表：

来自大庆油田的钻井台，来自鞍钢的高炉旁，来自上海第三纺织厂的流水线。他们是直接创造工业剩余价值的无产阶级。

农民代表：

来自大寨的梯田，来自红旗渠的工地上，是集体化农业生产的主体劳动者。

士兵代表：

则是千千万万穿上军装的工农子弟兵的直接化身。

这些代表没有巨额的私人资产，没有显赫的家族背景，没有脱离生产劳动的特权身份。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劳动模范、基层骨干、最普通的群众。他们不需要“智库”来起草议案，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社会现实本身;他们带着最朴素、最直接的工农诉求，大步流星地走进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与此同时，当时的干部代表与知识分子代表合计占比不足25%。更为关键的是，这一群体是完全依附于公有制体系的。

干部是领取固定工资、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公仆”;知识分子是服务于工农生产、被要求“与工农相结合”的脑力劳动者。在整个社会结构中，不存在一个脱离劳动、依附资本、靠食利为生的特殊阶层。

最核心的一点是：在整个代表群体中，没有私营企业主，没有资本经营者，没有垄断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资本阶层在政治层面，没有任何制度化的话语权。

这套阶级构成的本质，是政权与人民的高度、纯粹的统一。

代表的主体，就是国家人口的主体;代表的利益，就是亿万工农劳动者的整体利益。人大制度在此时绝不是少数精英进行政治分肥的议事殿堂，而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劳动者真正当家作主的政治载体。

它以一种近乎绝对的阶级纯洁性，彻底践行了宪法中那句“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守住了社会主义政权最红的底色。

二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全面推进、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调整，我国的社会阶级关系发生了地覆天翻的重构。私营经济狂飙突进，资本阶层迅速崛起，所谓的“新社会阶层”掌握了巨大的社会资源。

马克思主义常识告诉我们：经济基础一旦发生变化，必然要求上层建筑为其开辟道路。

这一变革，毫不留情地直接重塑了全国人大代表的阶级分布格局。

以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为代表的当代代表结构，呈现出了极其鲜明的多元化、精英化、阶层均衡化特征。这与1975年的工农绝对主体结构，形成了本质性的历史分野。

我们依然用最客观的数据说话。

在第十四届全国人大2977名代表中：

一线（……）工人、农民代表占比仅为16.69%。

更为刺眼的是，作为撑起中国几十年城市化、工业化奇迹，总数高达数亿人的农民工群体，其代表仅有56人。

工农劳动者，作为这个国家人口的最大基数、财富的最终创造者，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中的代表权遭到了肉眼可见的大幅稀释。

与之形成强烈且刺眼反差的，是另一组数据：

党政领导干部代表占比32.55%。

专业技术人员(精英知识分子)代表占比21.3%。

更引人瞩目的是，民营企业家、非公经济人士、新社会阶层代表正式登堂入室，成为人大代表的重要且极具影响力的组成部分，获得了制度化、合法化的最高政治表达权。

我们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审视这一变迁。

在主流叙事中，这种结构调整被解释为适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兼顾多元利益群体的制度选择，是改革开放后社会结构变化的客观产物。它体现了制度的“包容性”。

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决不能用“包容性”这种温吞的词汇，去掩盖其阶级本质的剧变：

劳动者，从政权的绝对主体，退化为了多元阶层博弈中的“普通一员”，甚至在很多议题上沦为弱势群体;

资本阶层，从曾经被消灭、被改造的阶级，重新转变为拥有强大政治话语权、能够参与国家最高立法的合法阶层。

在当代的代表结构中，精英群体的话语权显著抬升。身价百亿的企业经营者、行业垄断巨头、高级管理阶层成为议事的主导力量。

他们拥有顶尖的法务团队为他们撰写议案，拥有庞大的媒体矩阵为他们的提案造势。而一线工农的声音，在这场西装革履的多元利益博弈中，显得微弱、零散，并被不断边缘化。

代表的选拔标准，在潜移默化中从“劳动贡献、阶级立场”，转向了“社会影响力、财富规模、资源禀赋”。

制度的门确实开得更大了，但无产阶级的阶级纯粹性、工农联盟在国家政权中的核心地位，在结构层面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偏移。

三

对比1975年与当代的代表阶级分布，其核心区别绝非数字比例的简单增减。

它昭示的是政权服务对象、利益立场、阶级根基的根本性转向。这种转向，可以冷酷地凝练为三个核心维度：

第一，所有制决定代表权归属，这是总根源。

1975年，公有制一统天下，生产资料归全体人民所有。劳动者既然掌握了生产资料，就必然且自然地掌握国家的政治权力。经济上的主人，必然是政治上的主人。

而在当代，所有制呈现多元化，资本不仅合法存在，而且掌握了海量的生产资料(土地流转、互联网平台、数据要素、金融资本)。列宁早就说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资本既然在经济上占据了要津，就必然要求对应的上层建筑保护伞。

民营企业家进入人大，不是因为他们道德高尚，而是因为他们背后的巨额资本需要通过立法来确立产权绝对保护、争取税收减免、甚至在劳动法层面争取合法剥削的空间。经济基础的变迁，是代表结构变迁的最根本动力。

第二，利益立场的本质分裂。

毛时代的工农代表，立场是高度统一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大家都没有私产，核心诉求就是巩固公有制经济、捍卫集体利益、实现共同富裕。在那个大会堂里，没有阶层分化导致的零和博弈。

但当代的代表结构，涵盖了雇佣者与被雇佣者、资本家与打工人、精英与草根。这本身就是一组充满内在对抗性的阶级矛盾。

资本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用工成本最低化;劳动者追求的是八小时工作制、双休与权益保障;精英追求的是阶层固化和财富传承。

当这三股力量坐在同一个屋檐下时，最高权力机关就不再是无产阶级的指挥部，而变成了多元利益集团讨价还价的博弈场。而在这种博弈中，缺乏资本和智库加持的工农代表，往往处于失语的状态。

第三，劳动价值的政治定位被颠覆。

1975年，“劳动”是社会最高的道德准则和政治荣誉。劳动者是国家理所应当的主人，任何脱离劳动的特权和食利行为都会遭到政治上的雷霆打击。

而当代社会，在市场经济的冲刷下，资本的增殖能力、管理的科层权力、技术的垄断价值被无限抬高，体力劳动和一线生产的政治权重被严重贬低。

“劳动光荣”这四个血红的大字，正在被“财富英雄”、“商业教父”等市场化的价值体系所悄然稀释。

四

我在此用马克思主义的解剖刀来批判这一历史变迁，绝非是在全盘否定几十年来经济建设的历史成就，更不是在刻舟求剑地鼓吹回到物质匮乏的年代。

我是以一个马列主义者的清醒，直面社会主义建设中最致命、最核心的命题：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究竟应该以哪个阶级为最坚实的根基？

毛主席一生高呼“人民万岁”。他深知，政权一旦脱离了工农大众的绝对掌控，社会主义的变质就只是时间问题。

诚然，毛时代的代表结构存在着形式相对单一、法律专业化程度不足的历史局限。但它死死地守住了一条底线：政权必须为劳动者服务，权力必须紧紧攥在工农自己手里。

当代的代表结构，确实具备了现代国家治理所需的“包容性”、“专业性”和“时代性”。

但我们必须敲响警钟：它正面临着劳动者话语权持续弱化、资本利益通过合法途径向政权内部深度渗透的巨大现实风险。当资本家可以通过人大代表的身份，堂而皇之地提出“降低企业社保缴费比例”、“放宽劳动法对加班的限制”时，我们难道还能闭着眼睛说，政权的阶级底色没有受到挑战吗?

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生命力，从来不在于阶层的“多元混合”，而在于人民性的纯粹；不在于代表的“精英化、富豪化”，而在于劳动者的绝对主体性。

生产力的发展可以调整制度的具体运行形式，但社会主义政权的核心阶级底色绝不能改变。工农联盟的根基绝不能动摇，劳动者当家作主的建国初心绝不能被遗忘。

跋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往往押着相同的韵脚。

在探讨代议机构阶级构成的变迁时，我们不妨把目光投向曾经的苏联。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早期的“苏维埃”(代表会议)完完全全是由满身硝烟的工人、长满老茧的农民和底层的士兵组成的。它是最纯粹的无产阶级权力机关。

然而，到了赫鲁晓夫乃至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成分发生了隐秘而致命的变化。

一线工农的比例被大幅削减，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国营企业厂长(红色资本家)、党政高级官僚、以及享有特权的所谓知识界精英。

苏维埃不再是无产阶级的刀把子，而变成了官僚特权阶层确认自身地位、分配国家财富的俱乐部。

当1991年那个凛冽的冬日到来时，这些坐在最高苏维埃里的“代表”们，为了将自己手中的管理权合法转化为私有财产权，毫不犹豫地按下了肢解苏联的表决键。

而广大的苏联工人阶级，看着那个早已被精英和官僚盘踞、不再代表自己利益的“苏维埃”，选择了冷眼旁观。

一切脱离劳动者的政权，最终都会被劳动者抛弃;一切背叛工农利益的制度，最终都会在历史的审判中坍塌。

1975年那个工农绝对主体的权力剪影，是社会主义探索史留给我们最珍贵、最值得反思的政治遗产。

而当代代表结构的变迁与资本的渗透，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直面、必须警惕的时代大考。

唯有坚守工农阶级的主体地位，坚决遏制资本通过“代议合法化”向政治核心圈的腐蚀与渗透，让权力的重心重新向最底层的劳动人民倾斜，才能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真正对得起“人民”二字。

才能让我们的政权，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狂风骤雨中，永远站稳劳动者的立场，永远守住这片人民的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