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老师曾在一篇文章中对比了毛主席和刘少奇关于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理论后认为：“刘少奇在革命转变问题上的上述思想，既源于毛泽东，又不完全同于毛泽东。有的思想比毛泽东深刻，但有的思想却不如毛泽东正确。各有千秋，又各有长短。将毛泽东的思想和刘少奇的思想进行多侧面的比较研究，是深入总结历史经验，挖掘革命转变理论的思想财富的重要内容。”(石仲泉：《我观毛泽东(上)》，第50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但是，笔者阅读了石仲泉老师的相关论述之后，对石仲泉老师的看法并不赞同。我们重新对比与评价毛主席与刘少奇的革命转变理论，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从这些对比中，不仅可以感受到刘少奇本人和毛主席之间的认识深度差别，也可以在学习毛主席的智慧中得到历史唯物主义真理的教育。

关于中共夺取政权后的中心任务规定方面，毛主席比刘少奇提出的更早，刘少奇的意见并不存在比毛主席“深刻”之处

石仲泉老师认为：“毛泽东虽然提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是党的中心任务，但是作为城市工作问题讲的。刘少奇发挥了这个思想，并把它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在1949年8月东北局干部会上的讲话中说:革命已经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敌人肃清了，秩序安定了，造成了一定条件、环境，能使我们从事经济建设。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经济建设的任务就不变。20年甚至30年不爆发战争，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同年9月，刘少奇在北平高级干部会议上作访苏报告时还说:现在我们党的任务就是集中全力恢复和发展人民经济，这是中国人民最高的利益。”(石仲泉：《我观毛泽东(上)》，第49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可见，石仲泉老师认为：中共刚刚夺取政权后的一定时期需要以恢复生产为中心任务、实现以革命战争为中心到革命建设为中心的一意见的提出者是刘少奇。但是，毛主席真的如石仲泉老师所说，仅仅把革命的经济建设作为中共夺取政权后一定时期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没有放到全国战略来说吗?显然并非如此。

1949年3月5日，毛主席七届二中全会报告的“四”部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第1428页中，主席强调生产恢复为夺取政权后的中心工作，确实是强调这是在城市工作方面的中心任务。但是，在报告的“五”部分，主席更明确指出：“南方和北方的情况是不同的，党的工作任务也就必须有所区别。南方现时还是被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在这里，党和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在城市和乡村中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力量，建立党的组织，建立政权，发动民众，建立工会、农会和其他民众团体，建立人民武装力量，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在乡村中，则是首先有步骤地展开清剿土匪和反对恶霸即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斗争，完成减租减息的准备工作，以便在人民解放军到达那个地区大约一年或者两年以后，就能实现减租减息的任务，造成分配土地的先决条件;同时必须注意尽可能地维持农业生产的现有水平不使降低。北方则除少数新解放区以外，是完全另外一种情况。在这里，已经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人民的统治，并且根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同时必须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肃清残余的反动力量，巩固整个北方，支援人民解放军。”(《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29页。人民出版社)可见，主席这里的论述是针对南北方中国城乡的统一论述，而不是仅仅谈城市工作;也可见，早在1949年3月5日，主席就将中共在夺取政权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确定为恢复生产，不仅比刘少奇提出的早，而且并没有仅仅局限于城市工作。对于不同地区的任务的区分和不同阶段任务的规划，主席的规定更是清晰、明确，体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注意不同地区矛盾特殊性的唯物辩证法真理。石仲泉老师只看主席论述城市工作中心任务的“四”部分，却只字不提主席论述全国性中心任务的“五”部分，显然是不合适的。

需要补充的是，主席这时提出中共夺取政权后一定时期生产建设为主要任务是正确的，后来在预防党和国家腐化变质的探索中将斗争作为主要任务也是有他的深远的考虑的。中共刚刚建国，最需要的是稳定人民、巩固人民对新生政权的信任，所以恢复生产确实是重中之重;中共政权巩固、民心稳定、国家面貌已有所改变之后，怎样预防腐化变质、怎样保证新中国的国家机器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则是毛主席后来长期考虑的中心问题。

关于“转变时期”资本主义的作用、地位、发展和灭亡趋势方面，毛主席的认识更深刻、表述更精确

石仲泉老师认为：“毛泽东从中国的现状出发，认为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提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应当容许资本主义有适当发展，对于资产阶级实行利用和限制政策。刘少奇发挥了这个思想，从中国资产阶级所处的历史阶段的视角出发，根据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的原理，在理论上对‘利用和限制’政策进行了论证。他说:资产阶级在青年时代是有进步性的，它对生产力的提高是有功绩的。今天在中国正是资本家建立功绩的时候。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老年的腐朽的反动的，而是青年时代，还能够发展它的进步性、革命性是主要方面。还说: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都发展几百年，而我们才只几十年，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他还明确指出:‘资本家是个生产力，农民是个广大的生产力，手工业也是生产力，国家生产也是生产力。这些生产力都要提高。’一个‘中国资本主义处于青年时代’，一个‘资本家是个生产力’，这两个观点是刘少奇从中国资本主义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得出的重要结论，也是他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一个杰出贡献。基于这样的理论认识，他提出了‘剥削有功’论。从伦理主义的立场来看，关于‘剥削有功’的一些说法不尽周全、缜密、完善，可能会产生某种逆反刺激:但是从历史主义观点来看，这个思想的根本点是立足于生产力标准这个尺度的，因而无可厚非。”(石仲泉：《我观毛泽东(上)》，第498-49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可见，石仲泉老师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处于青年时代”和“资本家是生产力”都是刘少奇首先提出的，而且是刘少奇的“理论贡献”。也可见，刘少奇这时突然提出资本家要存在和发展“几十年”。石仲泉老师说得究竟是否科学?

“中国资本主义处于青年时代”并非刘少奇的“理论贡献”，而是刘少奇对毛主席对中国资本主义状况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另一种表述而已。毛主席早在1947年12月会议报告就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54-1255页。人民出版社)可见，由于近代中国经济的相对落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中小资本主义有一定的进步性、需要有一定发展时期，是毛主席提出的科学论断。刘少奇所说的“青年时期”，是对毛主席曾经提出的科学理论的另一种表述。“资本家是生产力”，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包括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从事生产劳动实践的是工人。马恩肯定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其产生初期对于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进步作用，但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生产力”、更没有认为并未从事生产劳动实践的资本家是“生产力”。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作用，毛主席的论述就比刘少奇更为精确：“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毛泽东年谱(第七卷)》第270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毛主席肯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一定时期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同时，并没有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是生产力”，更没有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处于支配地位而非劳动地位的资本家就是“生产力”，体现了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透彻掌握。

实际上，将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作为新中国的“过渡时间”，在1948年已经是中共领导同志们的共识。主席在九月会议设想：“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再开始全线进攻，刘少奇本人在1948年12月也讲过“新民主主义时期”约十年到十五年。这些表述都是具体的。但是，1949年刘少奇在和天津资本家谈话的时候说“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都发达了几百年了，而我们才只几十年，所以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刘少奇年谱(第二卷)》第393页，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确实是表述模糊的、不精确的，是可以给资本剥削存在四五十年甚至七八十年提供依据的。毛主席的表述，则更加清晰、精确。早在1949年1月8日，主席就表示：“一方面，决不可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的、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而完全是资本主义世界。另一方面，必须谨慎，不能急于求社会主义化。合作化必须发展，但不可能很快发展，大概要准备十几年工夫，要长期地稳健地进行。”(《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432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1949年7月4日，主席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团校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时也说：“你们学了唯物史观后，就要懂得一步一步前进，有了条件，准备好力量，稳步地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二十年后，我们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情况即转入社会主义。”(《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527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可见，在1949年，在主席当时看来，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约需要十几年;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约需要二十年。1953年2月24日，主席也表示：“社会主义因素一年年增加上去，社会主义就来了。过渡的时间，多说几年没有坏处，如十五年到二十年可说二十几年。这是性急不得的。”(《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39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可见，刘少奇的表述很容易让人误认为社会主义是比较模糊的“遥远的将来”，毛主席所讲的社会主义则是具体的、有明确时间范围的、最多“二十几年”的、必然到来的将来，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综上所述，关于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地位和作用方面，刘少奇比较正确的论述，例如“青年时代”等等，并不是他的首创。而刘少奇提出的“资本家是个生产力”以及“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几十年”，则是不科学的。

关于对资产阶级的联合与斗争关系方面，毛主席早有清晰、准确的论述;刘少奇的观点中，正确的部分并无创造性，不正确的部分则体现了他与毛主席之间的认识深度差距

1948年9月，刘少奇认为建国后资本家、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或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些论述是模糊、不精确的。毛主席的判断则更精确：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才是主要矛盾。主席的论述，就根本区分了无产和有产。石仲泉老师承认：刘少奇在1949年反对“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这一判断，是不对的，而毛主席坚持以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为主要矛盾则是正确的。但是石仲泉老师也认为：“毛泽东在抗战时期经常谈论对待资产阶级要采取又联合又斗争并以联合为主的政策，解放战争时期讲得很少，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也只讲到对待资产阶级既要联合又要斗争。刘少奇则明确地认为对资产阶级要实行以联合为主的政策。他说:对资本家有斗争有联合，今天重点是联合，不要把它通通斗争掉。我们对自由资产阶级的政策重点摆在联合是一个长期的政策。他还指出:今天是保留资产阶级，不是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立即消灭资产阶级，不是无产阶级的路线，是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农业社会主义的倾向，是错误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这样的观点，毛泽东虽然也讲过，但结合建国前后两个人思想发展变化的轨迹来看，毛泽东更多的是从策略上来分析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刘少奇在这个时期则主要是从战略意义上来认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石仲泉：《我观毛泽东(上)》，第50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石仲泉老师在这里引用了刘少奇1949年4月和5月的谈话。但是，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联合方针，是不是刘少奇在解放战争时期率先提出的?毛主席坚持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暂时性的、策略性地联合，并以逐步消灭民族资本主义为目标的办法，和刘少奇从“战略”角度希望以联合民族资产阶级为主、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因素的斗争强调不足的意见，究竟孰是孰非呢?

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联合态度、坚持将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是毛主席早就规定的。早在1948年1月18日，主席就指出：“一 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所谓人民大众，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压迫和损害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兵士主要是穿军服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这个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代表国家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这个人民共和国及其政府所要反对的敌人，是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72页。人民出版社)主席这就明确将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共的矛盾定义为了人民内部矛盾而非敌我矛盾、将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定为了联合。同年2月15日，主席也表示：“自由资产阶级，这就是民族资本家和新式富农”“在革命胜利以后的经济建设中，他们也可以参加这种建设。只要中国尚未进到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是可以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一道前进的。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中，应当允许自由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团体派遣他们的代表参加工作。但是，他们中间有为数不多的一部分人，即自由资产阶级的右翼分子......必须予以警戒和揭露。但是这种政治上的警戒和揭露，应当与经济上的消灭严格地区别开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59-60页。人民出版社)可见，主席明确规定：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前，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就是“一道前进”、无产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的总态度就是联合，民族资产阶级也是新民主主义政权中被无产阶级联合的阶级之一。主席这些论述，比刘少奇在1949年4月、5月的讲话要早得多。

毛主席从“权宜之计”式的“策略”角度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刘少奇则从“战略”角度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恰恰体现了毛主席在过渡时期对资产阶级的警惕性更强、对过渡时期两大因素的斗争比刘少奇的认识更为深刻。正是因为刘少奇对资产阶级的警惕性不足，刘少奇曾表示：“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在原稿上还有一句,'或者说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正式稿删去了。——引者注)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因为一个政权如果以主要的火力去反对资产阶级那便是或开始变成无产阶级专政了。”(石仲泉：《我观毛泽东(上)》，第49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毛主席则精确指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299页。人民出版社)“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116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所以，“毛泽东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这三个提法。他说：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社会主义因素是逐年增长的，不是说到第十六个年头上突然没收资本主义工商业。”(《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116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在毛主席看来，新民主主义时期，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因素相互斗争时期。很多经济领域，如果社会主义因素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去占领。所以，我们选择的方向是搞社会主义、进入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所以，新民主主义时期允许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在和发展，但是更要允许和鼓励社会主义因素存在和发展，并引导资本主义因素逐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才是前进的根本方向。

综上所述，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对民族资产阶级总体上采取联合态度、将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定义为人民内部矛盾，是毛主席早就提出过的科学论断，并非刘少奇首创;毛主席坚持用权宜之计式的、对策式的办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恰恰体现了毛主席对于新民主主义阶段、从新民主主义阶段到社会主义阶段转变的认识比刘少奇更为深刻。正如毛主席所说：“目前一脚踢开资本主义企业是不行的，我们也没有资格……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这一点已经清清楚楚地给人民看到了。为什么社会主义经济比较好些?就是劳动生产率比较高，技术提高得快，生产发展得快，又快又好。这说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胜。”(《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117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相比于封建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确实存在进步性。但是社会主义的进步性、优越性更大，面对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因素的斗争，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就应该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增加社会主义的因素、逐步取代资本主义。

关于从新民主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阶段转变的条件的认识上，刘少奇的认识存在错误、局限，毛主席认识得则更为深刻

石仲泉老师提供的资料显示，刘少奇认为实现新民主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的条件之一是“生产过剩”。“刘少奇对这个问题则作了较为具体的分析。他强调了转变的两个条件，一是只有‘生产过剩’了，国家工业充分发展了，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他在1949年5月的两个讲话中说，从现在起，就搞到中国的工业是生产过剩的时候，就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时候，那时私人资本的积极性用完了，那时我们就限制让其过渡到社会主义。他在6月的一个讲话中还指出:‘只有在经过长期积累资金、建设国家工业的过程之后，在各方面有了准备之后，才能向城市资产阶级举行第一个社会主义的进攻，把私人大企业及一部分中等企业收归国家经营。只有在重工业大大发展并能生产大批农业机器之后，才能在乡村中向富农经济实行社会主义的进攻，实行农业集体化。’)”(石仲泉：《我观毛泽东(上)》，第50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刘少奇完全以生产力水平为新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的前提，来源于列宁、斯大林以生产力水平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前提的相关论述。反映了同时代社会主义理论家对于“过渡条件”的主要观点。

毛主席则坚持不同意见。1951年，面对全国特别是山西农业互助组的广泛发展，刘少奇明确表示：“在农业生产上，不能发动农民搞生产合作社，只能搞互助组……农村阶级分化，正是将来搞社会主义的基础，将来我们依靠政权，下个命令就能剥夺它。”“农业集体化要等机器，不要机器不妥当。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使农业能用机器耕种和土地国有为条件。”“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李捷：《中国有个毛泽东》，第209页。人民出版社)毛主席则敏锐指出：“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的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按照毛泽东设想的这条先搞合作化、再搞机械化的思路，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突破了苏联农业集体化模式，走上了一条适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快车道。”(李捷：《中国有个毛泽东》，第209-210页。人民出版社)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毛主席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独创性贡献。

毛主席开创的“一化三改”总路线，也是毛主席的意见与刘少奇“生产过剩”论点重要不同的体现。按照脱离于帝国主义工业国沙俄的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经验，社会主义革命顺序是：实现主要工业部门国有化之后，先决定开展国家工业化建设，后根据生产力水平实行农业集体化。毛主席则另辟蹊径，决定同时进行工业化建设、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农业与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创了“一化三改”总路线。主席明确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316页。人民出版社)毛主席创造性提出的同时进行工业化建设与三大改造，也比刘少奇在1949年提出的“生产过剩”后再进入社会主义要更为深刻。

刘少奇说的另一个“转变条件”，就是通过“购买”或“资本家献厂”的方式实现和平的社会主义改造。刘少奇1949年对天津资本家表示：“如果你很能干，工厂还归你管。你感觉少了，国家还可以拨厂归你管。不减薪，还加薪，股东的股票由国家有代价的收归国有。10年退不完股，到那时就可以动员将股票献给国家。”(石仲泉：《我观毛泽东(上)》，第50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刘少奇的意思：国家出钱买股份，或者资本家主动把股票捐出去。后来1952年10月，刘少奇又认为：“在征收资本家的工厂归国家所有时，我们设想在多数的情形下可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劝告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保留资本家消费的财产，分配能工作的资本家以工作，保障他们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毛泽东传(三)》，第138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这就等于把资本家“献厂”作为了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要方式、将“有代价”收购资本主义企业仅定义为“特殊情形”，比他在1949年和天津资本家说得还要退了一步。

关于从新民主主义阶段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阶段的设想，是毛主席早在1938年就提出的。1938年5月11日，毛主席会见国民党老党员施方白的时候就做出了精确的预言。“关于中国是不是需要进行社会革命，是不是要在资本主义发展以后才进行社会革命的问题，毛泽东说：中国将来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但不一定要经过如同西方各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也不一定需要如同十月革命那样的流血革命，中国可能和平地走到社会主义。关于是不是在抗战胜利后就进行社会革命的问题，毛泽东说：不是，条件还不具备，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抗战胜利后，中国的政治当然会有很大的进步，但不是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第70-71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可见，主席这时就预言：中国进行了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存在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新中国和平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并不是刘少奇的首创观点。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赎买政策，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设想，但是前人都没有将其变为现实。如何将赎买政策变为现实?1952年9月24日，毛主席敏锐指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十五年以后会怎么样，要想一想。到那时私营工商业的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务公开，他们已经挂在**的车头上，离不开**了。他们的子女们也将接近**了。”(《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第603-604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可见，在主席看来，加工订货、公私合营等方式，就是改变资本主义企业性质、使资本主义企业在十年或者十五年后成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式资本主义”，从而实现十年到十五年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主席在这里所说的内容，实际就基本提出了从低级到高级、以国家资本主义为资本主义企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环节的设想。

综上可见，在革命转变条件问题上，刘少奇的认识也并没有比毛主席的认识更深刻之处。刘少奇1949年关于转变条件的一些言论，恰恰体现了他当时探索时的认知局限。根据本文全部内容，我们可知：石仲泉老师所举刘少奇的论述中，并无比毛主席的意见“更深刻”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