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海伦

新大众文艺视野下的城中村文艺再造

——重审“新工人文学”的起源

邵海伦

(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本文原刊于《华中学术》2025年第4期。

近年来，以普通劳动者为创作主体的“新工人文学”引发社会广泛关注。随着新大众文艺讨论的兴起，以北京皮村写作群体为代表的“新工人文学”更是成为文艺界讨论“新大众”之“新”的焦点案例。[1]目前，论者多聚焦“新工人”作者的生命体验，或从美学角度探讨劳动者文学的创作特征，[2]这些从文本出发的讨论基本只关注“新工人文学”审美风格的重建，却未能从更宏阔的社会历史出发，发掘其诞生的根本原因。若从社会史视野出发，把“新工人文学”的出现放置在中国乡村振兴事业视域下，考察其文学生产活动背后的社会历史语境转变，则有可能获得理解从“底层文学”到“新工人文学”叙述转型的契机，进而为以下有关新大众文艺的问题的解答提供参照：新大众文艺中的“大众”怎样凝聚成一个有机的共同体?这一过程中，“非职业”写作如何和“专业作者”形成良性互动?人民生活的整体性变革如何重塑了“大众”的经验、情感与想象，并催生出全新的文艺形态?本文尝试在当代中国乡村振兴和城中村空间再造的视野中重探“新工人文学”的“前史”，重绘一种富有代表性的新大众文艺的成长线索并总结其多维经验，呈现新大众文艺未来发展的丰富可能。

一、从“无名者”到“新工人”：

新美学与新主体

让劳动者从“剧中人”成为“剧作者”、打破“职业”与“非职业”之间的隔膜，是新大众文艺的应有之义。“新工人文学”从初生时的“无名”状态到逐渐形成明确的自我命名，显示出“非职业”作者在文学生产中确认自身位置的精神历程，也为新大众文艺日益走向实践的探索留下了值得回望的轨迹。

2014年9月，“皮村”工人写作小组在北京五环外的城中村成立。每周日晚，这个位居北京边陲地带的城中村便会聚集起一批文化志愿者和喜欢文学的工友们，共同举办文学、文化讲座，相互交流学习。2019年，皮村写作者创办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刊物《新工人文学》，创刊号刊发了张之愚(北京大学教授张慧瑜)的《我们的文化书写：新工人文学的意义》，高调宣布了皮村写作的价值立场和“新工人文学”的风格。张之愚在首先对于外界媒体将“范雨素等进城务工人员的作品命名为打工文学、底层文学或草根文学”的“被命名”现象进行了反思，进而提出新的命名方式：“用这些概念来描述范雨素等文学写作者，也是合适的，但我更愿意使用新工人文学的说法。”[3]可以说，“新工人文学”在诞生之初便是以一种比较、区别的划分姿态登上文坛的。

《新工人文学》文学双月刊2019年第1期(创刊号)

张之愚的学术化表达的背后，是各式稍显粗糙的不平之声在鸣响。“自我命名”的冲动勾连着工友们无法发声的苦楚与愤慨。如工人陈迪桥便直言不讳地指出：“太多人对底层是没有关注的，也更不可能关注到‘底层文学’……看吧，连文学都是分成三六九等的……相对于这些发表出来的‘底层文学’和它们所呈现的现实，底层更真实的状况是——沉默的大多数。”[4]诚如工友们点明的，当代文学的“底层”书写并不客观。“底层文学”虽让文学再度关注社会底层民众，可是代表“底层”的个体在其中总被归纳为极端境遇中的象征符号。写作者亦无法掩盖潜在意识中的精英气质。在“底层”始终只能以一种景观性展览的“藏污纳垢”形象出现在众人面前，内容的能指与文本的所指产生巨大的断裂。

然而，重建隶属工人自身的文学风格不仅是创作主体问题，同时也勾连着写作者对于现实的认知判断。工人群体的自我言说总是停留在尴尬境地。虽然打工者不满“底层文学”将苦难“符号化”展览，可其自我塑形却无可避免地与前者落入同频的悲苦共鸣，这种悲苦又很快在数据资本主义时代被收编，成为橱窗里悬置的“他者之痛”[5]。许立志的《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这样描写他的劳动：

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

那些低于机台的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

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

我再咽不下了

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

在祖国的领土上铺成一首耻辱的诗[6]

与其余“打工文学”相似，这首诗呈现出极端的压抑感和破碎感。劳动没能给许立志生而为人的尊严，反而使他的“青春早早夭亡”。对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而言，现代劳动过程注定是外在于己的痛苦根源。在打工诗歌里，修辞的破碎关联着人生的破碎，工友早就在对劳动日复一日的厌倦里丧失了生命的意义。

许立志《新的一天》

图片来源于B站UP主“解放艺术社”

相较于许立志诗中孤单的无言者“我”，《新工人文学》刊发的工友作品也围绕生活经验展开书写，但他们追求的是一种迥然有别的文学形式。就力求创造的文学内涵而言，“新工人文学”的自我命名显得切中肯綮。创刊号中，张之愚强调了这一文类的三个内涵：

新工人文学的“新”还应该有三个基本内涵，一是创作主体，新工人文学的创作者是新工人，或者至少有过新工人生活经验的作者;二是批判意识，新工人文学对工人的身份有某种自觉，认同“劳动者创造世界”的理念，对现代、工业等文明有所反思和批判;三是未来视野，新工人文学追求一个更加平等、公平的现代世界或人类文明。[7]

这段自我类型化的命名表述，不仅确认了“新工人文学”的边界与特质，同时也指明了这种文学类别未来的努力方向与创作意旨。其间第二点最为重要，表明了通过创造新的创作形式与文化主体，在现实层面生产出新的劳动、政治主体的期待。可以说，《新工人文学》的创刊不仅是一份文学事业，同时也蕴藏着“新工人”的培养目标，希望将文化的接受者转化为新的世界观的生产者，自觉承续了中国现代“大众文艺”传统。

《新工人文学》的理想图景中，工人不再是流水线上无法守望相助的孤单个体，反而呈现出更紧密联系的集体面貌。他们在高呼“不要以为我是一个人/我的工友来自祖国的四方”[8]，“我是一名中国工人/遍及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有我们的革命同仁”[9]。从许立志笔下的“我”到“新工人”们呐喊的“我们”，共同体的感受取代了原子化的孤独寂寞。更为重要的是，“劳动何为”虽依旧是工友们所面对的现实难题，但已不再是令人憎恶的苦劳。皮村诗人小海叙述中，曾经的他与大多数工人一样，“一次次怀疑自己怀疑人生，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在创造价值还是制造垃圾”[10]。接受“新工人文化”洗礼后，他逐渐认识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所需要的东西，都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工人用辛勤的双手创造出来的。劳动最光荣”[11]，摆脱了工人身份曾带给他的羞耻感。小海还在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找到了工作的意义，“我是祖国的电，服务于民/每一度，都要用得光明正大/每闪一下，就点亮夜里的中国梦”[12]。“新工人”已认识到“劳动”的价值，在保持一种批判性立场的前提下为现实赋予积极的进取态度。

“人人都是文艺家”的平等状态是新大众文艺的理想目标，新的创作主体的浮现则是这一想象转化为实践的前提和基础。“新工人文学”从“我”到“我们”形式的转换背后，不仅是审美层次上的革新，更是主体意识萌生的体现。唯有意识到文学是与其他形式的社会生产相关联乃至相统一的生产活动这一本质，进而将其自我命名和自我意识的浮现，视为一个动态的发生/发声过程，方能看到“新工人”这一创作主体的浮现的深层意义：它打破了既存的文艺生产方式的局限，并生动地显示出蕴藏在“非职业”作者中的巨大的美学变革潜能。为了进一步探讨“新工人”的“发声”如何实现，须对皮村这一独特的社会空间/文学空间进行溯源。

二、皮村的空间“再造”与写作园地

诚如学者在讨论新大众文艺时所言，“大众”并非是天然具有共同目标和认同的群体。如何对大众进行有效地引导和组织，避免使其成为一盘散沙，是新大众文艺实践中的关键问题。[13]“新工人文学”作者之所以成为一个富有活力和生机的共同体，与皮村这一空间的“再造”密不可分。他们的自白纷纷指出，是北京皮村促使自己文学风格和思想观念发生改变。如诗人胡小海的自述：“之前我在工厂里我大多关注的是自己的喜怒哀乐，写的多是一些什么光明了自由了之类的，相对比较虚的东西。而现在我反而心回到了车间，开始去想象当时的生活状态，就会有一个相对比较清晰的认识”[14]。从聚焦于小我情绪的泛滥、丧失批判指向性的抒情之“虚”转向了对工厂生活状态初步理解的认识之“实”，他情感结构的更新与皮村紧密关联在一起，“觉得到了北京之后我像是一个涅槃后的新的自己”[15]。“新工人文学”指导老师张慧瑜也提到：“在教学中，我深切地体会到皮村工友之家对于工友们的重要意义。很多工友来到皮村工作或住在皮村附近，主要原因是这里有工友之家。”[16]事实上，工友口中的“文学圣地”皮村只是一个位于北京城郊的城中村，工友们这样描述它：

皮村，一个几万人居住的大村子……只由一大片低低的楼房和更低的瓦房组成，挤压出一条条逼仄的小巷。……这村子的本地居民只有几千，占大部分的是外来务工人员。[17]

“新工人文学”指导老师张慧瑜

工友们对于皮村的速写构成一组充满张力的矛盾性图景。“城中村”与“圣地”这两种状似不可兼容特质相互转换的过程，正是 “新工人文学”突破“打工文学”苦难叙事的根源所在。列斐伏尔(Henry Levebvre)强调，社会空间分配与设置带有极强的社会关系和政治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控制的核心要素。[18]在原本的城市空间划定中，城中村深深内嵌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环节，最为鲜明地体现着社会分配的运转过程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资本发展通过把劳动者赶到更廉价的地方居住维持了劳动者的边缘化，以不支付工人社保、不负责打工子女的教育成本、低廉的房租和极为简陋的居住环境等方式，维持了廉价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从而维持着廉价的劳动力成本。[19]这一切都与皮村的现实相符：早在工友之家进驻皮村之前，皮村总共聚集着大大小小工厂、企业205家，皮村每月200-300元/10平方米的廉价房租吸引着大量从事保洁、保安、餐饮等第三部门工作的劳动者。[20]更关键的是，打工群体从农村进入城市以后就失去了有效的社会网络的支持，农民脱离了各自所属村庄进入城市成为农民工，其原籍所在地政府鞭长莫及。但城市政府无法将其有效地纳入治理网络，他们只能作为流动人口成为持久阈限(liminality)状态的群体。与劳动者永远相伴的阶段性失业迫使他们以碎片化的流动形式存在于社会，此类工人也因此难以维护自身的权益。工友们聚集的城中村不仅是边缘、污名化的，更是破碎与流动的。就此空间而言，“城中村”的村社功能荡然无存，不可能产生互助的关系，“新工人文学”的“发生”也更无从谈起了。

亨利·列斐伏尔(Henry Levebvre)

北京皮村

必须指出，尽管《新工人文学》创办于2019年，可它早有二十余年的“前史”，“新工人文学”是作为皮村工友之家文化建构工作的分身登上文学舞台的。2002年，工人孙恒便筹备了“打工青年文化服务社”，开展了大量工友互助服务活动。

表1

资料来源：根据《我们的生态化：二十年》、《中国新工人》两本书内容制表。

从表格可以看出，原本属于“城中村”的皮村在工友们二十年持之以恒的改造下，已经成为工友们高度自治的工友之家。在皮村，不仅包含新工人艺术团、工人博物馆、新工人剧场等阅读、宣讲、教育、音乐形式的文化场所，同时还囊括了提高工友们的就业技能与法律意识的工人大学和工会组织。如研究者肖瑾所言，“‘工友之家’已深深潜入皮村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集休憩、娱乐、商业、教育与文化空间多位为一体的皮村工友之家与曾在共和国历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的工人文化宫布局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以下是皮村工友之家的内部构造图：

图1[21]

这种布局将工友业余的文化消费从市场关系中解放成为阶级意识自觉教育的一部分。而工友之家工会、同心创业培训中心“工人大学”、同心实验小学的创立与开办，更通过强调“新工人意识文化”，使他们从被单向度压榨的流水线工人身份上解放出来，锻造着全新的主体状态。

更重要的是，皮村工友之家在北京社区委员会的支持下，创新性地开创了“工人合作社”，以“自主、自发组织的工人合作社”形式“维护工人权益、改善工人生计，探索新工人群体的自我解放之路”，[22]为“新工人文化”的萌芽创造了积极的土壤。2014年，皮村工友之家由原先的NGO模式改组为“工人合作社”的“公社”模式运营，规定“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差距不超过两倍。子女教育免费，老人得到照顾，另外还有社员的社保”[23]，缔造了工人自治组织“公社”。皮村的发展模式使其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新联合”社群，对今日的工人文化发展起着模范作用。从左翼历史脉络来看，“公社”文化与社会主义一直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俄国民粹运动中的“俄国公社”所具有的公有、互助、合作劳动性质，也使其成为左翼运动萌芽最主要的组织形式之一，中国五四时期也曾出现过“新村”等各种“社区”实践。然而这些实践无一例外都遭遇了破产，原因则在于具备公有制雏形的公社无法对抗外部资本经济的倾轧。虽然公社具备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公有制基础条件，但公社里的农民仍遭受着封建主义和新兴资本主义的剥削，外部的矛盾激发了公社内部原来已经产生的利益冲突，激化了它的解体。[24]

皮村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

皮村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已初步具备一种在经济压力中维系联合体并进一步生存发展的能力。多年来孙恒与其团队一直处在社区运营的经济压力下，“机构要养活100名员工，并且要保证吃住免费，还有他们子女免费接受教育的福利”[25]，这不是光靠社会募捐、公益筹款便可以做到的。为了维系生存发展，皮村借鉴了欧美国家的社区支持农业模式(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al，简称CSA)。“新工人”们在皮村边开设了践行CSA模式的同心农园，顾客提前为农园支付定金，同心农园为支持者提供最应时、新鲜的农产品。皮村还设立了同心互惠商店：通过接受二手衣物等实现资源的重复回收利用，降低工友的生活成本、提供就业机会，为流动中的无业工友提供工作机会。约在2013年，皮村工友之家的经济来源便已经完成从项目支持向自营收入的转变。[26]柄谷行人在《新联合主义运动》中认为，在今天走出资本主义经济是不可能的，民众对于资本经济的抵抗，应当从生产环节转移到交换环节，从工人运动转移到消费者运动，以合作社的方式抵制消费。[27]这种“新联合主义”模式既保留了“俄国公社”式的互助与物质基础公有，又消解了“公社”与资本主义紧张的对抗关系，可以不必屈从于资本经济的活动方式而占有它的各种成果，最终在转借市场经济规则基础上保存、扩展自身的无产阶级力量。皮村工友之家的“空间”再造与柄谷行人意义上的“新联合主义”发展模式十分趋近，都做到了与市场经济共存，使“公社”社群持续存在，而不在消费文化的倾轧中破产。

柄谷行人《新联合主义运动原则》(第三版)的图书封面

工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付出，改造了城中村的功能作用和文化氛围，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孕育出新的合作关系，“这个空间里，打工者不再是被资本购买的劳动力，而是父母、子女、夫妻和朋友，在这个空间里可以讨论人作为人的各种需求，可以发育正常健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28]。应该说，皮村的自我再造实际上再造出一种有别于新自由主义控制下的消费社会的“公社”想象，隶属于一种新联合主义互助意义层面的“另类空间”。皮村工友之家保证了“公社”社群的持续存在，为《新工人文学》的发生保留了坚实的写作园地。

皮村同心图书馆

(图片来源于公众号“微见 Microsee”)

皮村同心儿童友好空间

(图片来源于公众号“微见 Microsee”)

足见，《新工人文学》虽然是2019年创刊的，但倘若缺失了孙恒、王德志、许多等人在工人“公社”与“CSA”模式上持之以恒的探索，不会有“新工人”的“诞生”，“新工人文学”的出现更是无从谈起。正是前辈们多年的经营和付出，才有了今天“新工人文学”作为果实的出现。而从这一过程不难发现，将“大众”联结为整体的皮村空间再造，在吸收中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又有独到的创新之处，充分实现了既有理论模型的本土化与在地化。同样，新大众文艺亦是在继承现代中国“文艺大众化”的同时，富有创造性地回应着全新的时代议题和物质生活的具体变革，“因地制宜”地找寻着成长的契机。其中，“大众化”的目标不可避免地和消费社会的商业元素发生碰撞，但新的文艺质素并非无力，而是依然能找到其栖身之所，为新的社会关系的形成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乡村振兴与新工人“文学转型”

有论者指出，新大众文艺的出现是一场“由经验出发的、自下而上的写作变革”。新大众文艺之所以区别于诸种既有的文艺形式，正来自其中“经验的力量”，源于不断涌现的“经验”的深度与广度。[29]相比“经验”相对贫乏、反应相对滞后的职业作者，“经验的力量”无疑是“非职业”作者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是其作品打动人心的原因所在。在这一意义上，若仅将“新工人文学”的起源指认为“皮村”的空间重造，仍无法解释“新工人文学”诞生的更深层动因。尤须追问的是，相比20世纪中国的工人群体，“新工人”的生活经验有何根本性变化?将“新工人文学”放入“打工文学”和“底层文学”的脉络进行审视，将有助于把握它对应的城乡社会变迁史。

“打工文学”最早出现在深圳，与1980年代至90年代涌现的民工潮紧密相关。文学阅读与创作成为这一时期打工者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他们在打工之余开始了文学创作。1984年，《特区文学》发表了第一部打工者描写自己生活的作品《深夜，海边有一个人》。很快，“打工文学”便成为文坛的重要文学现象，打工者表白心声的作品也大量涌现。与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工人文学不同，“打工文学”中乡土书写的比重远远超出狭义的“劳工”书写，城乡转型时期的社会结构性变革以及流动性使“打工文学”趋向于集中的主题：农民进城、城乡互动。“打工文学”总是不断重复打工者在乡村/城市间来回撕扯的痛苦。这不仅因为城市生活的艰难，也源于退路的缺失。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农业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逐年降低，“进城”成为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的唯一出路。相较于国有企业改制下岗的旧工人，进城务工的工友们是生活在城市又不能拥有与城市居民平等地位的群体。“打工文学”表露出的“撕裂”感正是现实在文学领域的投射。这种痛楚甚至延续到“新工人文学”。许多研究者在强调“新工人文学”中的“工人主体意识”时，往往忽视了范雨素、李若等人皆以书写农村生活走红。作为《新工人文学》的“流量女王”，在来到皮村前，李若始终觉得自己是个农民，尽管在城市生活二十余年，但“头上顶的天、脚下踩的地都不是我的，我出去坐地铁坐公交只是路过”，“归根到底自己还是要回去的”，只不过她归乡的前提是“如果在家里能有一份收入的话”[30]。与普通的打工者相似，工友们始终在进城与返乡难题中迁徙，来北京务工近二十年的王春玉也曾经追问“房倒屋塌、十室九空”的乡村如何给自己提供庇佑，“故乡没了，我会在哪里落脚?”[31]另一位工友郭福来也因物价飞涨不得不于2014年进城打工，后才加入皮村工友之家。可见，他们的身份认知与文学写作依稀保留着“打工文学”里身份认同上的“分裂”症候。

《特区文学》1984年第3期

从“进城难”“返乡难”的问题出发重审皮村的工作，会发现“新工人”们开设的同心农园和同心互惠商店降低工友在城市里的生活成本，为流动中的无业工人提供工作机会，其实是为“留得下的城市”创造着城乡一体化的基础。再向前追溯，2002年，“打工青年文化服务社”创始人孙恒便结识了温铁军等关心“三农”问题的专家，并在温铁军指导下下乡调研。在刘老石、温铁军、卜卫、李昌平等专家的支持下，“农民工”群体注册了自己的“农友之家”(直接针对“三农”问题而设)。上文提到的CSA模式便直接受益于温铁军团队推动的乡村振兴项目工作。可以说，皮村工友之家的成立原本便是针对工友们的“进城难”问题而设立，它是乡村振兴政策引导下，为解决城乡转型过程中的“农民/工”问题而生的“试验田”。翻检《新工人文学》会发现，工友们时常探讨乡村振兴，也早有工友投身乡村公益图书馆事业，亲身实践乡村振兴工作。因为皮村，他们在城中的打工生涯不再飘荡无根，作品中也出现一种令人意外的“休闲”与“自足”。皮村图书编辑万华山笔下，工友之家的劳动工作给予他前所未有的幸福感，这种“堂堂正正以文学为业的生活”使他发出感叹：“世上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世上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人……人无法不苦难，可是谁又能阻止我富有，甚至太富有。”[32]

皮村图书编辑万华山

在皮村极力解决工友们“留不下的城市”困难同时，“新工人”们所处的整个外部环境也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发生极大改变。伴随着乡村产业结构优化、生计方式多元化、科学技术融入生活等城乡一体化工作的推进，工友们面对社会现实的认识态度发生扭转，“新工人文学”作品也呈现出与“打工文学”“底层文学”等苦难叙事完全不同的叙事表征。除了前文所提到的“劳动”书写发生质变，“打工文学”中那个凋敝、衰老的乡村也再度焕发勃勃生机。“新工人”万华山的非虚构作品《张德友的庄户生活》便是个中典范，它以1979年改革开放包产到户为开端，记载了中国一个普通乡村“张庄”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笔下有着农民从土地流向乡村的泣血诉苦，也有着国家各种惠农措施逐步展开时让村民迎来美好生活的幸福写照。上世纪末曾望着拖拉机对妻子感慨“咱们猴年马月能买起个铁牛”的张德友建成了新房子，购齐了彩电、冰箱，和空调。“开上四轮的张德友，壮志凌云，发誓再耢地二十年!”[33]与万华山的观感相似，“新工人文学”记录下“俺们村”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大勇的总结最为贴切，“小镇变成了小城”，“俺们村”已经成为整齐、清洁、绿化很好，景色和城市里的市民小区相比也不差的退路，[34]成为打工者们安居乐业、“回得去”的家园。

在“非职业作者”的“发声”中，新大众文艺的日常叙事与时代变革的紧密联系已然凸显。恰如刘大先所言，新工人的自我书写为逆写底层文学中的底层想象提供了绝佳例证。[35]如果说打工文学对应的是层出不穷的“三农”问题，那么“新工人文学”中逐渐浮现的主人翁意识与乡村生活图景，正体现着“农村支援城市”城乡关系逐步调整为“保护型”城乡关系，乡村振兴工作的逐步见效。在国家逐渐扶持的保护型政策体系下，原本“生活在城市，回不了家乡，又不能拥有与城市居民平等地位”的“农民工”生活处境得到了很大改善，凭借“我手写我心”的自我书写，中国乡村振兴工作的成效使充满自尊自豪感的“新工人文学”“美学原则”浮出历史地表。由此，新大众文艺中的“大众”一语作为自我肯定的建设者、记录者汇入主潮。

结语

对新大众文艺而言，“新工人文学”不仅在理论上提供了需要深入认识的案例，也在实践上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根据本文的“前史”梳理，“新工人文学”的诞生并非“文艺界”的内部事件，而是内嵌于整体性的社会变革。唯有打破主体与客体、创造与接受、生产与消费、共同体与个人、城市与乡村等种种传统视野中的二元对立，才能对这种崭新的文艺生产方式有真正的把握。事实上，这种二元对立的突破也正是新大众文艺超越以往的书写模式、形成更高美学成就的深层原因。当下，“非职业”创作者与知识分子如何在文艺生产中形成彼此沟通、相互提升的关系正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36]“新工人文学”的“指导教师”与工人的互动充分恰恰为新大众文艺的“大众”的构成提供了生动的注脚。可以预见，“新工人文学”在未来仍将迸发持久的活力，以更多作品展现新大众文艺的勃勃生机。

注释

[1] 柳冬妩的《新大众文艺：普通劳动者的书写和表达》(《文艺报》2025年4月28日)、欧阳月姣《日常生活与文学诗性之间》(《中国文学批评》2025年第1期)是近期较有代表性的讨论，两文都在新大众文艺的视野下肯定了“新工人写作”的独特价值。[2] 徐刚：《媒介与事件：“新工人文学”的自我表述问题》，《创作评谭》2021年第2期。第42～45页。[3] 张之愚：《我们的文化书写：新工人文学的意义》，《新工人文学》2019年第1期，第1～2页。[4] 陈迪桥：《沉默的大多数与想说话的人》 ，《单读：新北京人》，北京：台海出版社，2018年，第32页。[5] 罗岗、田延：《旁观他人之痛——“新工人诗歌”“底层文学”与当下中国的精神状况”》，《文艺争鸣》2020年第9期，第28～38页。[6] 许立志：《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新的一天》，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204页。[7] 张之愚，《我们的文化书写：新工人文学的意义》，《新工人文学》2019年第1期，第1～2页。[8] 万华山：《不要以为我是一个人》，《新工人文学》2019年第1期，第158页。[9] 胡小海：《中国工人》，《新工人文学》2019年第1期，第146～147页。[10] 小海：《一个大龄失败男青年的自白》，《新工人文学》2019年第1期，第128～133页。[11] 小海：《一个大龄失败男青年的自白》，《新工人文学》2019年第1期，第128～133页。[12] 白炳安：《每一度电，都有祖国的光明》，《新工人文学》2020年第5期，第84～85页。[13] 贺桂梅：《新大众文艺的基础与理想状态》，《文艺报》2025年1月13日。

[14] 小海：《一个大龄失败男青年的自白》，《新工人文学》2019年第1期，第128～133页。[15] 小海：《一个大龄失败男青年的自白》，《新工人文学》2019年第1期，第128～133页。[16] 张慧瑜：《"发出我们的声音"——工人文学的意义与价值》，《新华月报》 2016年5月号。[17] 马大勇：《在皮村吃饭》 ，《单读：新北京人》，北京：台海出版社，2018年，第13页。

[18] [法]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8页。[19] 吕途：《中国新工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302页。[20] 肖瑾：《皮村的故事》，温铁军、张兰英、刘亚慧：《我们的生态化：二十年转型辑录》，上海：东方出版社，2020年，第231页。[21] 图摘自陈晓雪：《 “新工人”语境下城中村的社会交往空间研究——以北京皮村“工友之家”为例》，《新工人文学》2019年第3期，第145～150页。[22] 温铁军、张兰英、刘亚慧：《我们的生态化：二十年转型辑录》，上海：东方出版社，2020年，第257页。[23] 温铁军、张兰英、刘亚慧：《我们的生态化：二十年转型辑录》，上海：东方出版社，2020年，第257页。[24] 参看马克思对“俄国公社”的分析。[德]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27页。[25] 温铁军、张兰英、刘亚慧：《我们的生态化：二十年转型辑录》，上海：东方出版社，2020年，第257页。[26] 温铁军、张兰英、刘亚慧：《我们的生态化：二十年转型辑录》，上海：东方出版社，2020年，第256页。[27] [日]柄谷行人：《新联合主义运动原则》，邓甯立译，高华鑫校，第20页，未刊稿。[28] 吕途：《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295页。[29] 谢有顺：《重新认识经验的力量——谈新大众文艺》，《文艺争鸣》2025年第6期，第11～14页。[30] 李若：《父亲最后的时光》，《新工人文学》2019年第4期，第69页。[31] 王春玉：《衰落的故乡》，参见https://www.sohu.com/a/192561037_747149。[32] 万华山：《富裕的感觉》，转引自人间theLivings公众号2017年9月23日《他们在五环外写作|看客》，https://mp.weixin.qq.com/s/QFiOjqkDzGBf8oNSxn6p5g.[33] 万华山：《张德友的庄户生涯》，《新工人文学》2021年第13期，第49～57页。[34] 马大勇：《回眸家乡》，《新工人文丛03：花辰之舞——马大勇作品选集》，北京皮村网络发行本，第11页。[35] 刘大先：《确定性的显隐——乡村叙述的嬗变与“三农”的再认识》，《文学评论》2021年第6期，第131～140页。[36] 贺桂梅：《新大众文艺的基础与理想状态》，《文艺报》2025年1月13日。

编辑|李佳玥

本文转自于：远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