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士诉苦。1948年，野雨 摄

1946年2月9日，冯恺调任东北民主联军七师二十团三营教导员。

三纵的前身是我军挺进东北后，以山东鲁中军区和冀热辽军区部分部队为骨干扩编而来的，很快就在战斗中脱颖而出，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的主力部队。

二十团的前身八路军山东纵队鲁中军区二团，来自于徂徕山起义的抗日健儿，是山东纵队的主力部队之一，坚持沂蒙地区对敌斗争的骨干力量。原有基础非常好，可以说是山东党组织一手带大的抗日武装，成员绝大多数是工农成份，以及经过抗日烽火考验的爱国知识青年，绝对名副其实的人民子弟兵。

但是挺进东北后，新的问题出现了。

欢庆抗战胜利的群众

该团的一营、二营是抗战初期徂徕山起义的老部队，三营除机枪连是鲁中抗战末期在减租反霸斗争中参军的农民外，三个步兵连都是以本溪煤矿的“特殊工人”为主组成的。

所谓特殊工人，即强制劳工，主要是由华北、山东等地的八路军战俘，中条山等地的国民党战俘以及被抓捕的地方抗日人员和普通群众组成。他们深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多重戕害，生存条件极其恶劣，劳动时间长达16小时以上，毫无安全保障。1942年的本溪矿难，至今仍是世界煤矿史上一次性事故死亡最多的矿难，至少造成1800多名中国籍矿工死亡，其中不乏特殊工人。

所以他们特别爱国，特别具有斗争精神，而且还成立了党支部，光复后能缴了鬼子的械，迅速成军，加入我军，于此关系极大。但是问题也来了，三营的连、排干部和班长，大部分来自国民党军队，虽然现在成了我军的战斗骨干，但他们多少有点“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意思。

我军收复山海关。1945年8月，张进学 摄

为了加强三营的建设，二十团陆续从其他两个营调来一批干部，每班调去一名老战士。人到位了，但思想没到位，甚至不光这些来自国民党军的干部有思想病，关内来的山东老八路也有。冯教导员发现，三营全日式装备，精良齐整，思想武装却严重掉链子。干部战士，根本不找你汇报思想，你找他们，他们也爱答不理，使你对部队的实际情况，完全不把底。

正赶上沙岭子战斗，此战是我军在东北首次与全部美械装备的敌人作战。我军两个纵队(三、四纵队)7个团，打敌新六军5个连，打了一天三夜，伤亡2000多人，未攻克沙岭子。二十团打援，本来任务就不重，再加上正面阻击由一营担任，三营九连两个排，仅安排了从敌侧后进攻，配合一营反击。地形有利，火力密集，敌人又近在咫尺，打起来却没见打倒几个目标。

人家啃骨头，让我们吃肉，还吃成这样，什么原因呢?战后，冯教导员才了解到，当时好多人枪是朝天放的，还有自己的一套歪理，说什么国共都一样，不过是争权夺利，何必为其中一家火中取栗，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就好了，未来打成啥样无所谓，爱谁谁……

张家口人民反对蒋介石挑起内战，1945年。

即便一竿子捅到底，下到班里搞座谈，想多了解点情况，也属枉然，根本没人对冯教导员说心里话，连亲近都谈不上，完全是敬而远之，拿他当鬼神了。对此，后来冯恺同志回忆说：“当时我多么盼着能有一个休整时间，好好地教育一下部队!不然，带着这样的部队打仗，怎能完成任务呢?”

问题是战斗频繁，敌人的进攻不断，我军疲于应对，战斗间隙也搞了教育，但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结果问题暴露的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特别是随着关外大打，国民党军为实现占领整个东北的目的，准备集中力量，首先消灭我军在南满的主力，南满成为国共征战东北的焦点。国民党军大举进攻，我军从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撤出，部队逃亡日趋严重。三个月时间，三营逃亡两百多人，问题最严重的九连，一晚上就跑了22人，给养员带走了全连菜金，连长也开了小差。

如此下去，仗还怎么打?

为进行自卫战争，我军大练兵。

营部给养员蓝玉田是被冯恺巩固下来的同志，虽然没当逃兵，但心里却发毛了，他说：“教导员，现在的形势就像国民党在抗战时中条山战役失败时一样了!”

冯恺倒是乐观，一段时间工作下来，在派来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表现出来了，大家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把我军的优良传统逐渐带进了三营。一有时间，发现一个苗头，同志们就利用各种机会，进行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罪行的教育，形势任务、拥政爱民、尊干爱兵、三大民主等教育。做了总比不做强，慢慢的部队开始起变化了，不但战斗力确有提升，能完成一些战斗任务了，关键是有些同志开始向我们靠拢了，把自己的命运开始和我们联在一起了。

老蓝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虽然是国民党那边过来的“老行伍”，但谁好谁坏，他还是分得清的，所以老冯给他讲形势，讲变化，告诉他：“我军不会被消灭，四平、长春、沈阳我们还会回来的，全中国一定会解放，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感谢“运输大队长”，冀东游击队都用上了美械!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必然的，但如何取得胜利，就是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严峻的斗争形势下，如何让指战员心往一处使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换言之，不打通思想怎么行?思想不通，劳而无功!

三营的问题，不单冯教导员看到了，师、团的领导也看到了，其他部队也有类似问题，比如二十一团不到半个月，逃亡138人。如何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怎么解决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呢?

说到底，还是思想政治工作没有跟上去。军事工作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思想政治工作，但如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却是门大学问。政治工作没有万灵药，必须根据部队各个时期的特点和思想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教育内容，并以正确适当的方式进行教育。

挺进东北的山东八路军。

作为山东出来的老八路，他们不约而同想到了抗战时期的好做法。

团政委胡寅，当年从鲁中十二团政委调到章丘，任县委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为了打开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的险峻局面，坚定部队和群众的抗日斗志，用控诉日伪制造“无人区”罪恶的办法，激发大家对日寇、汉奸的仇恨，不抗日就没有出路，就没有中国人的活路，鼓励部队和群众积极坚持抗日斗争。

顺着这个话题，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吕村夫也说到，当时他还是鲁中军区政治部任宣传科副科长，听一分区政治部主任欧阳平汇报部队控诉日军暴行，战士们讲得声情并茂，咬牙切齿，部队上上下下都受到极大教育。特别是形式上很值得借鉴，一个战士讲一两件事，一个连就能凑成一本揭露日军法西斯暴行的书。通过这种控诉，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民族觉悟。

群众围观我军缴获的日军武器。1944年，胡冰 摄

师政委李伯秋，则提到鲁山的办法，那时候他作为鲁中二团兼鲁山军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当地群众每年阴历三月三，都要搞“王母娘娘蟠桃会”，虽然有迷信的成份，但随着抗战形势的好转，特别是1945年山东我军的夏季大反攻，为纪念鲁山地区的解放，有个村子自发地，家家户户摆设灵牌，祭奠被日伪残杀的亲人，哭得一塌糊涂，群情激愤，同仇敌忾。当场就有许多青年自愿报名参军，发誓杀敌复仇。这种群众性自发的自我教育，比我们上政治课都管用。

由此看来，诉苦是种深入动员的好形式，但是以什么为内容，才能解决有针对性的问题，达到预期目的呢?

李政委又想到，除了对日寇的民族仇恨之外，减租减息、反奸清算的时候，还组织过战士控诉恶霸地主的剥削压迫，算经济账，效果也非常好。

告别老乡。1945年，刘峰 摄

由此，他进一步分析：“现在的形势变了，由抗日战争转到解放战争，我们也应该将控诉日伪罪行，激发民族觉悟，转化为诉地主和它的总根子蒋介石的苦，启迪他们的阶级觉悟。把这个作为主要内容，来解决部队的思想问题。”

经过几次讨论，调子最终定下来，通过控诉地主阶级、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压迫工人农民的罪行，提高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激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可能是解决当前部队思想问题的比较好的办法。

剩下就是抓试点了，最终定在了二十团。

1946年6月7日，国共双方东北停战。国民党方面为了关内大打，在三至六个月内首先消灭关内我军，然后再转兵解决东北问题，所以停战协议一再延长，由此形成了东北暂时的和平局面。

我军爆破小组在机枪掩护下前进。

7月，三纵在柳河地区休整。师里召开了连以上政工干部会议，李政委在会上作报告时，专门讲了阶级教育问题，强调要用阶级斗争的学说和阶级压迫的事例来教育部队，着重解决“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同时讲了在山东时用控诉日寇罪行的办法，提高部队和群众觉悟的事例，要求大家琢磨琢磨，试一试，发动干部战士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教育自己。

会上，师政治部还针对部队现实思想问题，提出了“是富人养活穷人，还是穷人养活富人?”“为谁当兵?为谁打仗?”“国民党为什么要发动内战?”等17道讨论题，组织干部战士深入讨论。

冯教导员也是“三八式干部”，年轻的山东“老八路”，别看只有25岁，革命斗争经验丰富，而且他是带着问题来解决问题的，所以受益匪浅，回到营里，召开教育准备会，他就提出：在讨论中要着重解决“谁养活谁”的问题，并讲了他在抗战时期的经验。

被我军从战场上押解下来的蒋军俘虏。

当时，他在地方参加减租反霸斗争，开始农民存在很多顾虑和糊涂思想，不敢展开斗争，运动搞不起来。后来通过“谁养活谁”问题的讨论，使农民认识了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事实，澄清了糊涂思想，提高了斗争的积极性，减租反霸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随后，冯教导员在营通信班搞了实验，围绕17个问题，进行讨论，战士们参与讨论的积极性非常高。有了经验，各连干部的干劲更足了，于是一场“谁养活谁”的大讨论，在全营全面展开。形成了群众性的大讨论，甚至连吃饭、睡觉、走路都在争论不休。

多年后，冯恺同志回忆说：“我到这个营后，搞的哪次教育也没像这次搞得这么广泛和热烈，回忆过去的教育，也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被我军缴获的美制榴弹炮。

这一讨论不要紧，好的坏的，都冒出来了。

有的连队多数人说富人养活了穷人，少数人说穷人养活了富人，还有人说富人穷人互相养活，谁也离不开谁。各种意见，相持不下。特别是一些在东北参军的新同志，对阶级剥削的关系认识不清，思想糊涂。

有位战士甚至讲：我逃荒到东北，一没吃，二没穿，在一家财主门外就要冻死了，人家出来看见，把我弄到热炕上，给我吃饭，慢慢就好了。以后我就在他家里干活。这不是富人养活穷人吗?

对此，有人不服气，说你这是歪理，没有穷人，富人咋富起来的，大风刮来的吗?总之，谁也说服不了谁，卡壳了，冷场了。

反对打内战，率部起义的原国民党东北军骑兵十五团。

怎么办?

一位朝鲜族房东大娘，慌慌张张跑来报告，说：“你们的同志，都在抱头大哭，快去看看吧!”

冯教导员一愣，没头没尾的，谁在哭，为啥哭?

机枪连指导员刘子政来了，说他们连组织讨论时，出现了一个新情况：二班副班长任纪贞，在发言中用亲身经历，说明了穷人养活富人，富人残酷剥削穷人的道理。

诉苦大会

任纪贞同志是山东蒙阴人，1945年8月参军，1946年2月入党。由于出身佃农家庭，在旧社会他受尽苦难和折磨，父母曾被迫以五升粮食的代价，把他卖给地主当儿子。

今天“神剧”、“神作”看多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不算一步登天，穷爸爸与富爸爸，还选择啥?问题是地主的养子可不好当，实际上就是奴隶，还不如长短工呢!挨打受气，一样不少，活不下去，任纪贞离开地主家，四处流浪，要过饭，当过学徒，一天好日子没过过。

当我军解放了他的家乡，领导穷人翻身时，任纪贞想了想：这样的队伍，咱不干谁干?毅然参加了八路军。

解放战士王克勤

由于吃过大苦，任纪贞的阶级觉悟和群众观念非常强烈，所以入伍之后，工作一贯积极，兢兢业业、埋头苦干，把革命队伍看作是一个劳动人民的大家庭，爱护党，爱护同志，爱护人民，不怕任何艰难困苦，在班里威信很高。

从山东到东北，行军中他自觉打前站，每次号房子、准备铺草、做稀饭、烧热水，都做得很周到。渡海的时候，怕大家晕船，任纪贞用自己的钱，买来生姜和咸菜，分给班里战士。对此，领导上一开始也没在意，只是感觉这个战士“好”，并没有有意识地去培养他。

入党之后，任纪贞工作的积极性更高了，处处以党员的高标准要求自己，积极地帮助政治指导员做大家的思想工作，用他的话说：**是我的家，我是党的人，同志们就是我的亲兄弟，老百姓和自己父母一样，干革命就是过日子，要想日子过得到，就要多打胜仗，多打胜仗，就要同志们团结成一家人，和群众打成一片。

经过诉苦教育，战士觉悟普遍提高，各连队纷纷宣誓：坚决将革命进行到底。

大讨论开始后，有些老战士觉得是“老一套”，不耐烦，瞎折腾啥?新战士不敢吭声，有苦诉不出，争论无法展开。眼看要哑火，任纪贞站了出来，现身说法，给大家算了笔剥削的经济账。

“俺爹给地主放了二百多只羊，一年能下一百五十多只羊羔，每只羊羔能卖两元钱，一年就是三百多元。可是地主一年只给我爹十五元钱，加上管吃饭，合在一起也不过三十元。我爹年的劳动成果，90%给地主拿去了。在地主家除了放羊，还要挑水、砍柴和干其他活，腰都累弯了。后来累得病倒了，地主还逼着他上山去砍树，因为病得没有劲，手不听使唤，一斧子砍在腿上，疼得在山上昏了过去。乡亲们把他从山上抬下来时，都快咽气了。临终前想喝口高粱面糊糊，俺娘端着碗到地主家去借高粱面，地主婆说：‘留着粮食喂狗还能看门，给你们吃了有什么用?’在旧社会，穷人还不如一条狗啊!俺娘回来，爹就咽气了，下葬连棺材也没有。”

冀中子弟兵的母亲李杏阁，用切身经历教育战士不忘阶级苦，为劳动人民报仇雪恨。

任纪贞越说越悲，边讲边哭，几次哽咽，最终讲不下去，蹲在地上，抱头痛哭……

人都三十有感情的，何况多数干部战士也是苦出身，任纪贞讲的这些，他们也经历过，感同身受，机枪连全连同志都难过得低下了头，好多人哭出了声，悲痛地说：“你苦，我比你还苦。”

到底谁更苦?

仿佛干柴被点燃，大家争相站起来，哭诉自己的苦难经历，最终形成了一人诉苦带动大家诉苦的场面。难怪围观的朝鲜族房东大娘都惊动了，而且她还反映了一个有趣现象：由于同志们讲得好，讲得生动，村里很多群众也来旁听，群众感动得直流眼泪，有人竟哭成了泪人，倒是有地主来凑热闹的，听不下去，早早就走了……

成立革命军人委员会，实行政治民主。

送走大娘，冯恺和刘子政分析了任纪贞的情况，认为这样亲身经历、算账对比的方法，实实在在，一听就懂，一懂就不糊涂了，这是阶级教育的好办法，非常有利于把“谁养活谁”的讨论引向深入，可以从根本上提高部队的阶级觉悟，解决部队存在的思想问题。

随即，冯教导员召集各连指导员开会，请刘指导员介绍机枪连的情况，特别是任纪贞诉苦的带动效应。对此，大家都说好，都表示要回去照着任纪贞的办法搞起来。

问题来了，既然任纪贞的办法好，是不是可以向团里汇报这个典型，是不是三营各连，都能一抓就灵呢?

经济民主，按时公布伙食账。

说实话，老冯有顾虑。

全连大哭，哭到现在都没停，群众还围观，这样影响好不好?参军以来，只有抗战时开军民追悼大会，群众有哭的，我们部队只掉眼泪，哭不出声，毕竟男儿有泪不轻弹，我们是军队，哭哭啼啼，成何体统?

三营其他连队都好说，九连情况最特殊，如果三营是二十团的“格涩”，那么九连就是三营的“格涩”。这是个新组建连队，更是个后劲连队。干部战士成分复杂，基本都是日本投降后从本溪入伍的“特殊工人”。前面讲过，这些人不少都是原来的国民党军，所以“正统”观念严重，悲观动摇情绪蔓延，兵痞流氓的旧习气浓郁，群众纪律很差，有些人生活腐化，怕苦怕累怕打仗……

反正没有省油的灯，尤其是战士房天静，简直是一颗老鼠屎坏一锅汤!

谈心会上，战士给干部提意见。

按道理，工人出身的房天静，是我们的天然依靠阶级，可数他怪话最多。说到剥削压迫，房天静第一个表示不认可。他的意思，用今天的话，完全是市场竞争，你不想干，嫌这个老板给的薪酬低，不自由，可以跳槽嘛，反正老板有的是。你愿意被剥削，说明你认可，你老板仁义。你看我，过去也给富人扛过活，给把头做过工，不好我就跑了嘛。

更有甚者，房天静在战斗中，拒绝向敌人开枪。领导批评他，他还理直气壮地说：“中国人打中国人，下不了手!”

各种牢骚怪话，张嘴就来，比如他最近编排的快板：“当兵别当八路军，受苦受累又受穷，死了落个臭哄哄，招来一群绿豆蝇。”

这样的战士，这样的九连，能有个好吗?

有：最近几个题材，都不约而同地讲到了我军的诉苦教育，索性把前因后果，交代清楚，于是就有这个诉苦教育的专题。信马由缰，从东野三纵写起，晋察冀、冀鲁豫、山东、西野和陈谢兵团，这些年我写过的读书笔记，以及我看到的相关史料，尽量都整理出来，写进这个系列里去，展示我党我军思想政治工作，是怎么做起来的?

以诉苦为例，其实发现群众的痛点，做好对应的思想政治工作，我党很早就开始了。大革命时代，我党就提出：“一切鼓动和宣传，当以农民实际生活痛苦为出发点，切忌广泛的宣传及机械式讲义式的训话。”问题是如何找准群众实际生活的痛点，真正对他们进行动员，带领他们与内外反动派斗争到底。否则是没有意义的，用当时的政治术语，这叫“客里空”。避免政治话语的大而无当，避免群众对政治不感兴趣，今天仍具有实际意义。

怎么才能让群众愿意跟我们走下去，说到底，还是要说人话，干人事，扎人堆。反之，脱离群众，空话套话屁话，一大堆，既不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反而让群众非常反感。长此以往，结果如何?真的是“细思极恐”。

我是学历史的，也曾是做青年群众工作出身，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在我这个没什么人看的公众号里，不断谈到这些问题，意义何在，懂的都懂，不懂的也不必说什么了。